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
——甘地
（一）
甘地的入狱激起了印度侨胞的怒火，此后，不断有人因为非暴力抵抗而入狱。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
在狱中，甘地仍然坚持进行斗争。他看到很多不平等现象，如犯人只能吃面糊；白人可以有床有牙膏有毛巾，印侨和华侨都没有。他利用雄辩的口才和对法律的谙熟迫使监狱改善了伙食，并且允许有色人种同白人待遇相同，甚至囚室内还有了书桌和少量的书籍。
由于因非暴力入狱的人越来越多和外界舆论的压力，英国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并派来史末资将军作为代表与甘地谈判。经过交涉，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则保证修改“黑法”。
重获自由的甘地当晚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真寺。午夜时分，他就组织起了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愿去登记。
天亮之前，他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战友们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天际。
1908年2月10日，甘地信守承诺，与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面对甘地的“出尔反尔”，很多印度同胞不理解，甚至以为他是欺世盗名的骗子。很多帕西族人聚在门口等待，领头的米尔·阿兰见到甘地说：
“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要宰了他！”
甘地想解释，还没等开口，一记重拳已经打在他的额头上。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瘦小的甘地才被赶来的警察救下，紧急送往医院。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他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后才算放心。
甘地还给警长打了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实在看不惯这种暴行，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最终，阿兰等人被判处了3个月的苦役。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名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印度侨民已履行了诺言。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没有按照约定撤回“黑法”，而且还进一步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规定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尽管甘地前去质问他，他仍然置若罔闻。
甘地这才明白，这是当局耍的政治把戏。他开始反击，并很快恢复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还警告德兰士瓦政府：
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
新一轮的较量开始了。一夜之间，出现了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他们宁愿坐牢也拒绝缴纳罚金。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
5月23日，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罢市。看到政府仍无动于衷，甘地又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末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并说：
“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
人群中马上爆发出“反对黑法”的呐喊。2000多张注册证被当众投入火中，全场欢声雷动。印度侨胞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
8月18日，史末资将军再次约见甘地。甘地迅速戳穿了政府的延缓战术，谈判破裂，焚烧登记证运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9月29日，南非政府再次拘捕甘地，同入狱的还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同时间，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的卑鄙行径。
（二）
两个月的拘役很快地结束了，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他正准备前往约翰内斯堡开展行动的时候，妻子嘉斯杜白重病的消息传来。甘地拒绝了德班医生给患者饮用牛肉汤的建议，带领病重的夫人经过14英里的长途跋涉回到凤凰村。
在这里，甘地亲自采用水疗法悉心照顾妻子，但妻子所患的病相当顽固，甘地所深信的水疗法似乎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嘉斯杜白其实对甘地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出于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她只能以性命相托，这样的情谊自然不浅。
甘地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但都收效甚微。眼看妻子一天天憔悴下去，他又想起在一本书中看到，这种重病要戒绝盐和豆类。但嘉斯杜白深爱豆类，她不同意丈夫的话，并且无论甘地如何引经据典她都不理会。
甘地最终没有办法，就恳切地说：
“如果我有病，医生劝我戒食这些或其他的东西，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瞧吧，哪怕没有医生的劝告，我决定一年不吃盐和豆类，不论你是否这样做。”
妻子听到丈夫这样说，很是心疼，她十分了解甘地说到做到的脾气，只好说：
“那好吧，你赢了。我答应戒食这些东西，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千万请你收回你许下的愿吧，这太使我难过了。”
但甘地并不打算收回他的话，妻子感动地留下泪来，说：
“你太倔强了，谁的话你都不听！”
就这样，两个人一起戒除食盐和豆类。没过久，嘉斯杜白的病果然好了，身体又变得结实起来，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甘地也不清楚究竟是哪种方法起了作用，但他医病的名声却因此而广为远扬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又以没有登记证为由被拘捕。在此期间，因为没有登记证，甘地反复入狱、反复被驱逐，而他则以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坚持与德兰士瓦政府进行斗争。
此间，甘地又获知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商讨在南非成立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游说。
虽然甘地优雅的举止和言辞博得不少舆论的支持，但无奈史末资与博瑟两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也无意与甘地交涉，只得到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甘地明白前途艰难，在归途的路上，经过不断思考和总结之前的斗争过程，写出一部3万字的书稿——《印度自治》。
全书用古吉拉特文写成，分12章，分别讨论了自治、文明、律师、医生、机器、教育、非暴力抵抗等问题，文字简洁，结构严谨。
甘地还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自治”观，并痛定思痛地指出：
“印度起而争取自治是唯一的出路。”
《印度舆论》上连载了此书，获得一阵赞扬之声。随着甘地领导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甘地也赢得了更多的褒奖。国大党主席戈克利评价甘地：
“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前途。”
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候选人，甘地谦虚地婉言拒绝了，他认为南非的斗争仍然需要他。
（三）
在1909年12月底举行的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案，甘地的名字首次出现于国大党的决议案中。此后，来自印度国内的支持源源不断地传来。
1910年5月30日，来自德国的建筑师朋友卡伦巴赫将他的农场捐献给甘地，对托尔斯泰乌托邦思想相当推崇的甘地将其命名为“托尔斯泰新村”。1100英亩的面积足以组成一个比凤凰村更大的大家庭。
新村刚刚命名不久，那些支持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者、家属们都陆续地搬了进来。这里俨然成为另一个凤凰村，成为印度同胞的庇护所和精神家园，大家一起过着辛勤劳作、自给自足、布衣素食、分工协作的田园般生活。
甘地想在这里提倡一种自制的能力，他选择了以绝食为手段。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若能克制那些与生俱来的欲望，才能放弃一切奢念，达到内心的平静和宽厚。所以，他常常同新村的人一起绝食，认为这样做是有益处的，大家可以相互鼓励。他认为，食欲与情欲相生相伴，如果能克制饮食，也就能克制情欲，并且要肉体和精神共同绝食才能达到效果，否则将前功尽弃。
托尔斯泰新村的种族是复杂的，既有穆斯林教徒，也有印度教徒，还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既有老人，也有青年，还有小孩，因此，他们很快便为这些青年和儿童办了一所学校，并要求每个宗教的教徒都要遵守他们的宗教习俗。
甘地一直认为：只有与大家同苦难，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带领者。秉持着“为真理必须使自己减为零”的理想，他完全放弃了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并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用于公益开支。
迫于舆论和外界的压力，1910年10月，英国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方式，而是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案换汤不换药，只是南非政府的变相应对之策而已。
甘地立即看出新法案的不公平之处，他继续与政策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末资答应德兰士瓦的印度人、中国人可以自由营业，至少是8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力抵抗运动。
1911年6月1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前来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甘地将剩下的人迁回凤凰村，并在那里建立了托尔斯泰新村学校。
局势渐稳，1913年，甘地正准备回国，南非的抵抗运动又旁生枝节了。
（四）
虽然与甘地签署了临时协议，但南非当局又采取了一贯的拖延方式，迟迟未予执行。而此时的一个案件却让南非当局不得不与甘地再次正面交锋。
1912年，一个印籍居民想把家眷接到南非定居。当抵达南非的时候，移民当局却不准他的妻子登岸，勒令返回印度。最高法院的裁决以移民局的利益优先。甘地虽多次呼吁，但并不见效。
1913年3月30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指出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6月，南非政府当局的移民法正式通过，但却并没有将临时协议磋商的细节加入进去。甘地明白，这又是一场骗局。
9月13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
9月20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又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而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月25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4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日，甘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讲。29日，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成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还安然无恙，第二天就全部被捕了，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们都踊跃参加。甘地让妇女们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一些到处乱撞的妇女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接着，甘地又指挥她们前往新堡。这些女性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余名产业工人罢工。
10月21日，恍然大悟的南非政府才立即将违令越境的妇女们拘捕。
女性是家庭的后盾和屏障，妇女们的被捕马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新堡的工人们纷纷放下工作，一批批地进入城区。有些人甚至变卖家产，头顶包袱，携家带口投奔甘地而来。
甘地将这些人——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孩童——组织起来，一行人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
中途休息时，甘地从营地拍电报让政府履行承诺，顽固的南非政府却置之不理。队伍继续前行，预计再过4天就能走完全程了，大家都士气高昂，甘地在营地又发表了讲话继续鼓劲。虽然甘地不断被捕，可他一获释便立即追赶上来，继续鼓舞呼吁大家坚持斗争。
11月9日，甘地第三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仍然不受影响地继续前进。
11月10日，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早已守候在那里的三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这次被捕让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吃尽了苦头，遭到毒打，受尽欺凌，最后被押往纳塔耳监狱。
队伍被关押的第二天，甘地也以三项罪名被提起公诉。甘地宁死不屈，表现了继续斗争下去的决心，法官旋即判处他9个月的苦刑。
此时，纳塔耳两万工人也自发地举行了罢工，政府开枪射击也无济于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斗争的队伍中。南非政府无计可施，监狱内又人满为患，来自遥远印度的支援也随声而至，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士报》指出：
“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动人的一次。”
内外的压力，使得南非政府不得通判考虑。为了收买人心，政府还成立了名义上的委员会，以负责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并提出释放甘地。
12月18日，甘地获释，并且还见到了多次食言的史末资将军。甘地答应取消接下来的罢工，但南非政府必须履行之前的协定，并释放所有的被捕人士。
面对这个顽强的小个子，史末资将军无计可施，只得答应甘地的要求：承诺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条件。
1914年1月26日，《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正式通过。
甘地也履行了承诺，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一系列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宣告终止。
21年的奋斗，南非印度同胞终于迎来了春天，甘地也最终实现了他的宗教观、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21年前的那个束手束脚、无足轻重的小律师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一个成熟稳重、口才一流、思维缜密、声名显赫的社会活动家。
朋友们为甘地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期间他的战友、朋友，甚至他的敌人都聚集于此，表达对他的敬意。
多年以后，在甘地70岁的寿辰上，史末资将军感慨地说：
“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都敬仰不已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