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紫云出浴图》题句惹风波
陈其年与冒辟疆歌童徐紫云情愫缠绵的一段公案，见于清人笔记。清代画家陈鹄曾绘《紫云出浴图》，从雍乾时期流传到清末，经很多名人题咏，收藏价值倍增。《紫云出浴图》几经辗转，归于大收藏家端方。后来，端方的女儿与袁世凯的五儿袁克权结婚，就将这幅名画作为陪嫁之物。
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在袁克权处看见了这幅画，十分赞赏，请袁割爱相让，遭到婉言谢绝。张又找到袁的好友方地山，提出愿意用3000两银子交换这幅画，其中，2000两银子归袁克权，另外1000两银子作为袁与张共同馈赠给处境窘困的方地山的钱。经过方的游说，袁同意了这个转让方案。
张伯驹喜获（紫云出浴图）后，将其带到上海，请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庸庵）题咏。陈为之题写了两首七绝，并题写了引首“离魂倩影图”五字。当时的众多名家看了后，都认为陈所题引首“离魂倩影”四字与画意不切合。为此，傅增湘在为该画所题的第四首诗中写道：“韵事流传感叹新，娇娆误认女儿身。嗤他海上庸庵叟，雾里看花恐未真。”不料为此却惹起一桩风波：陈夔龙看见后十分恼怒，又在画卷上题了一段话和一首诗：“辛巳正月重阅云郎（出浴图），见傅增湘题句牵涉老夫，一笑付之——病起重披出浴图，知君亦赋小三吾。无端牵涉庸庵叟，堪笑狂奴胆气粗。”陈夔龙是傅增湘的老上司，傅闻讯后急忙专函谢罪，才算了此一重公案。
二、王缵绪拔枪毙假画
古往今来，枪毙人的事屡见不鲜，但哪个听说过枪毙画呢？被人称作“蜂儿洞”的四川军阀王缵绪就干过这种荒唐事。
20世纪20年代初，王缵绪任成都市市长，颇喜附庸风雅，收藏字画。一次，王经人介绍，买到一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黄子久的山水中堂。王缵绪将此画悬挂在书房内，时时赏玩，十分得意。后经行家指出此画乃是赝品，令王极为扫兴和恼怒，因为，除去花冤枉钱不说，还等于当面剪他的眉毛，说他有眼无珠。王的秘书进言重惩卖画者及介绍人，王沉思良久，想得一计，吩咐秘书照计行事。
秘书赓即以王的名义发出请帖，被请者中，大多是省内书画创作、收藏、经营方面的知名人士。开宴之日，酒过三巡，王缵绪突然从座中起立，脸色冷峻地向四方拱手，顿时满座寂静。王一字一顿地说：“感谢各位光临，看来，我在书画界还真交了不少朋友。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看过的字画多，经历过的人和事也多，都知道名画难求，真心难求。本人今天更是感触良多。”听了这段“马门腔”，众人有点像“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接着，王缵绪指着挂在大厅里的那幅仿冒的黄子久山水中堂，径直说出了自己上当受骗的经过。最后说：“我王某向来不轻易负人，但人若负我，我必不轻饶。今天，这两个欺蒙我的人就在这席位中，请大家且看我对他们作何处置！”边说，王边摸出手枪朝桌上一拍。众宾客哪里见过这种劲仗；卖画者与介绍人更是心惊肉跳。只见王举枪发话：“我本想叫这两个不识相的人加倍赔偿，但转念一想：他们竟敢在我名下打鬼主意，多半是穷得发昏了，我也就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了。但这幅‘假黄子久’欺世盗名，留着何用？今天，我定要把它枪毙了方解心头之恨！”言毕，“叭叭”两枪，声震屋瓦，假画四分五裂，砉然坠地。
三、“爱日堂”季抄秘本流失日本
清代初年，裘修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受到乾隆皇帝的知遇之恩，多次执掌衡文取士的权柄，先后当过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乡试主考官。著名的经学家戴震、史学家钱大昕等都是他的门生。当时的士大夫都争相以馈赠书籍作为“润滑”人际关系的佳品，形成了一种社会风习。裘修千分喜欢收藏书籍，又处于极其有利的社会地位，所以除罗致了许多善本古籍书以外，还收藏了从元明到清初的1000多种诗文集的手抄本；其中，大多数是海内孤本。裘修将这些珍本全部贮藏在其南昌德胜门外的私第“爱日堂”。
历经几世相传到咸丰初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席卷东南。这时，裘家的男性当家人全部在北京或外省当官，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妇孺。而江西当局对太平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凡南昌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都被勒令限期拆除。“爱日堂”拆毁后，其中的所有藏书完全散失。直到光绪年间，藏书家徐绍祯以道员的身份随同江西巡抚柯逢时到达南昌，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一位绅士家中买到了裘家散失的手抄本，但已经只剩下了800多种。柯逢时也十分嗜好收罗古籍秘本，愿意用原价向徐求让。碍于顶头上司的权威与情面，徐绍祯只好忍痛割爱。
到了民国时期，徐绍祯又将此事告诉刘禺生，叮嘱他向柯家访求这批海内孤本。刘禺生向柯逢时的孙子柯继文核实确有此事，而且藏书尚在后，立即向萧耀南建议买下这一大批珍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北省图书馆。几经商榷，萧同意以20万元购买柯家的全部藏书。殊不知事机不密，被日本浪人得知，他们竟捷足先登，用20万元专门抢购了那800多种手抄孤本。善本古籍书和手抄珍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载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它们就是这样流失到日本和欧美各国的。
四、杨歉谷用鼻子鉴别唐画
现代著名博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杨肃欠谷，旅居北京数十年，广交天下才人异士，闻见极广；在收藏鉴赏方面也是一代名家。当时，北京故家所庋藏的古代器物，都以能获得他的鉴赏、品评为荣幸。杨献谷生性直率，他鉴定文物的风格与态度是一言决疑，从不说模棱两可的话。曾有人打算买下一幅唐画，对方索价大洋10000元，买主因难辨真伪，特敦请杨献谷代为当面鉴别。他拿过画轴，—放在鼻端上一嗅，就断言说：“这不是唐画。”卖主不服，说：“你还没有打开看，怎么知道不是唐画呢？”杨肃欠谷莞尔一笑：“唐画都出自敦煌，敦煌的岩土里含有硫磺，土暖地厚，使藏画不为潮气所侵袭，得以保存至今，别的地方则没有这个可能。因此，留存到今天还‘安然无恙’的唐画，必然有硫磺气味。你这画我刚才闻过，仅只有一股糨糊气味，所以知道不是唐画，何必再展开看呢！”卖主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一次，有人持唐画（美女观书图）求杨肃欠谷鉴定，杨说：“这最多是宋画，线装书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唐代都是手卷，这幅画里的美人手持线装书一本，怎么能说是唐画呢？”
后来，又有人拿宋画来请求杨献谷鉴定，杨用放大镜仔细端详后说：“这是明代的画。因为绘画的纸系用棉花纤维所制，棉花的种植在元代时才传人中国，明代才开始用棉花造纸。”杨献谷渊博的鉴赏知识，使请求鉴定者非常叹服。
五、“圣手”画鱼引猫抓
四川邻水县有一富贵人家出身的廖某，因沉迷于吃喝嫖赌，只几年光景，就沦为片瓦无存的光棍。幸好他会画鱼；又得了“名师”指点：将鱼头晒干磨成粉，混入颜料或墨水中作画。画出的鱼略带腥气，猫儿嗅到，就要呼呼吼叫着伸爪去抓。因此，有人说他画的鱼能通神，他也就凭此薄技，专靠“打秋风”维持生计。
20年代某年，廖某浪迹萍踪，来到宣汉县；正值吴佩孚在汀泗桥战败，从湖北退到四川，军阀刘存厚让他住在那里。廖某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船烂了还有三千钉，哪里肯放弃“打秋风，求张罗”的机会，连忙铺开宣纸画了几条鱼，裱得漂漂亮亮，通过门卫“敬呈大帅”。吴佩孚展开画轴一看，确实画得不错；而他所宠爱的一只白猫闻到点腥味，又蓦地跑过来抓，不觉对廖某另眼相看，认为他笔有神助、功力不凡。举人出身、颇通翰墨的“吴大帅”出于“斯文同一脉”的心理，当即命副官送了他200个大洋。贡给赫德一些外，大部分寄给了这位邮商亲戚，从中渔利。费拉尔利用职权，伺机积贮奇珍，在清末，他的华邮收藏堪称全球第一。他的营私舞弊丑行败露后，被开除出海关，逮捕入狱。出狱后，费拉尔曾在沪做邮票生意，不久双目失明，死于上海，结束了他狡诈的冒险家生涯。他所收藏的邮品由其妻继承，在本世纪20～30年代售出。由于费拉尔的邮集中有大量的华邮珍稀绝品，且未经任何邮商之手，绝对保真。所以，每当传出拍卖费拉尔藏邮的消息，都在上海及国际邮坛引起轰动。
六、不要“乌纱”要古画
清末，陈树藩任陕甘总督期间，十分敬慕阎甘园先生的才华和品德。在一次晤谈后，主动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元代大画家腾用亨的名作《云山晚照图》赠送给阎先生。阎甘园兴高采烈地收下，并一再施大礼深表感谢。陈树藩十分不解地问道：“陈某奉旨督陕后，曾三次敦请先生担任官职，你不仅当面回绝，而且连态度都十分冷淡漠然。今仅送古画一幅，缘何竟出此大礼？”面对与自己志趣不投的陈总督，阎甘园只好口中喃喃地赞叹：“好哉此画！好哉此画！”
阎先生对《云山晚照图》爱不释手，经常展开卷轴玩味欣赏。画面上，奇特峻秀的高山拔地而起，被夕阳染红的云彩，绕山峰团团浮动，满山满壑的花草树木，全都镀上了晚霞的余晖。作者运用特写手法，突出了落日晚照的万千景色。从此，阎甘园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晚照楼”。
后来，阎甘园把《云山晚照图》作为随身珍品携至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轰炸，阎先生的《云山晚照图》和众多文物字画在战乱中散失。此图历经劫难后高存于世，现由上海市博物馆珍藏。萧某将这熟坑青铜器鸭子壶卖给了纽约卢吴公司在北京的代理人，售价为大洋6000元，用所赚的款项“顶”下了一爿古玩铺的全部资产，从此由“行商”升格为“坐贾”。
七、张伯驹严拒卖画赎身
1941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不幸在上海被汪精卫手下的伪军师长丁雪山绑架。绑匪向其亲属勒索伪币300万元；并扬言如不兑现便要“撕票”。不久后，绑匪通知张夫人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业已昏迷不醒，但求与潘素一见。晤面时，张伯驹早已憔悴不堪，潘素不免为之唏嘘恸哭。可张伯驹却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背着监视者，悄悄关照潘素：自己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中收藏的古代书画为自己赎身。他对国家瑰宝的钟爱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僵持了8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伪币40万。经过家人多方奔走借贷，总算将张伯驹赎了出来。
1956年，张伯驹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与夫人潘素共同商量，从30年什袭珍藏的历代书画名迹中挑选出8件精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以偿夙愿，国家文化部向张伯驹伉俪颁发了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签字）一九五六年七月（盖文化部公章）”
张伯驹将自己曾经不惜用生命来保卫的历代书画名迹，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认为，这是自己平生最可快慰的一件事。
八、故宫博物院收回“二王”法帖
清代乾隆皇帝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殉的《伯远帖》并称“三希堂”法帖：十分珍爱，经常观赏、临摹。《中秋帖》和《伯远帖》被清废帝溥仪带出故宫，在天津张园时偷偷卖出。几经辗转，这两件书法珍品落在了原袁世凯“总统府庶务司长”郭世五手上。
1937年春，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在北京郭世五的家里看见了这两件中国书法的圭臬，惟恐它们被非为收藏、而以牟利为目的的郭世五转卖给外国人，使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便请“惠古斋”柳春农当中间人，议定由张出资25万元购买郭所收藏的《中秋帖》、《伯远帖》和李太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等古代名家真迹；先付6万元；余款在一年内付清。不料旋即发生芦沟桥事变，当局实施金融封锁，一年期满后，张仍无力付清欠款，只好将《中秋帖》、《伯远帖》退还给郭世五。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返回北京首先就托柳春农向郭的儿子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的下落。这时，郭世五虽已亡故，但《中秋帖》和《伯远帖》仍藏于郭家；郭子向张索价黄金2000两，双方往返磋商，都没有能在价格上达成协议。不久，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到北京视察，郭昭俊夤缘和宋子文拉上了关系，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换得了“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的乌纱帽。此事被揭露后，引起舆论大哗。宋子文害怕遭到物议，只好将二帖退还给郭。解放战争时期，郭昭俊从北京经上海、香港逃到台北。郭晚年定居香港，将《中秋帖》和《伯远帖》抵押给了某英国银行。故宫博物院费了许多周折才将二王法帖收回。
《快雪时晴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堂”法帖的散而复聚，正是全国人民的期望。
九、五代《阆苑女仙图》的来踪去迹
五代阮郜所绘《阆苑女仙图》，屡见于《宣和画渤》、《式古堂书画汇考》、《江村消夏录》等著作的记载：是一幅纤禾农深厚、富丽堂皇的五代时期仅存的名画。当初被溥仪偷偷移出故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200多件，在伪满覆灭后，都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当时，北京的古董商人争先恐后地到“关外”搜寻抢购，并把这批珍品称为“东北货”。解放后，国家文物主管机关多方征求购买这批历代名迹，现已收回800多件；《阆苑女仙图）即系其中之一。但这幅五代名画却不是在东北，而是在福建省找到的。说起来这当中还有一段故事：
溥仪出宫后，由日本使馆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内的“张园”，在经济上十分窘困，但需要付给“侍从之臣”的薪俸，却一分也不能减少。于是不得不出卖随身所携带的书画，此事由他的“太傅”陈宝琛秘密经手，表面上则作为是“赏赐”给了其弟溥杰。其中一次，日本某侯爵想以4万元购买李公麟的《五马图》来献给日本天皇。溥仪则表示愿意以40万元的代价出售40件书画，（五马图）则不再索要价款，甘愿馈赠给裕仁天皇。陈宝琛将拟议中的40件名贵的书画作品交给了他的外甥刘可超。刘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天津盐业银行押款，一部分出售给了私人，后来只交了几万元给溥仪，就将这笔交易含糊了结，剩余的书画珍品、包括《阆苑女仙图》在内，都没有交回。后由刘可超带回了福州原籍。
十、张大千与罗振玉较劲
张大干在成名之前，就很冷静、客观地估量过自己的优势：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举一反三的领悟力；腕底如有鬼神相助的摹仿力；似乎永远发泄不完的原始生命力。凡此四项，均非常人所能跻及。因此，对自己的艺术前途充满信心。他仿造石涛的画，从艺术的观点来说，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他能修正石涛的短处，拓展石涛的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