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虞洽卿伸出两只手，晃了晃道：“我们一只手牵这只老虎，一只手牵另一只老虎，让他们斗个不停。我们借工人、学生的力量消耗洋人，借洋人的力量压住工人、学生，然后我们从中渔利。”“方椒伯和我说过，工人、学生闹一闹也好，倘若洋人的纱厂都倒闭了，你开一个，我开一个，岂不是好事一桩。”“方椒伯的想法不对。胳膊拧不过大腿，洋人的纱厂不会关门，那些闹事的工人、学生准完蛋。”
“等他们闹够了再帮洋人。”石运乾道，“还是你的想法比方椒伯高。”
虞洽卿道：“目前，政府方面只求息事宁人，不足为虑。工人、学生正在势头上，不可与之争锋，这也是总商会没有要求大家复市的原因。洋人那边不肯让步，让他们先吃些苦头。他们吃的苦头越多，越能显出我们总商会的力量。等他们双方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再……”用手做了一个砍的姿势。
不管虞洽卿所言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包括石运乾在内的很多熟人都被虞洽卿说服了，只觉得跟着他走没错。他说罢市便罢市，他说开市便开市。虞洽卿在街上劝市无效，实际上，在总商会内部进行了成功的劝市。
这时，洋人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虞洽卿借机频访租界当局，希望能够早日“改善局势”，作出一些让步，并提出了严惩凶手、抚恤死伤者，工部局公开道歉等要求。虞洽卿的要求虽然被工部局拒绝了，但工部局却从此常与他交换意见，不理工商学联合会了，双方心照不宣地黏在一起了。
6月6日晚8点半，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随之而来的是门窗墙壁的倒塌声，一颗炸弹在虞洽卿家里爆炸。没人受伤，虞洽卿虚惊一场。
“他们不敢炸死我。”虞洽卿恨恨说道，“想吓唬我，做梦！”
虞顺恩道：“爹，我看你别跟工商学联合会作对了。”
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上海总商会不仅拒绝加入，还上升为控制双方的调人，引起广大上海人民的公愤。虞洽卿气道：“我看你干不成大事，一颗炸弹就吓得要死。他们有什么资格跟洋人谈判，要谈也得我谈。我偏要成立‘五卅事件委员会’，让他们知道，没有我不行。”虞洽卿说干就干。先是分化商总联会，拉拢属于总商会的会员，如袁履登等人；然后在总商会内部寻求同盟。一切准备就绪，6月10日召开了总商会临时大会，由他提名成立“五卅事件委员会”，公然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企图包办“五卅事件”的交涉。
虞洽卿决心在大资本家那里打开缺口，争取有影响的大商号开市。他毫不加掩饰地说：“中日同文同种，日本不会侵略我们，不要把事情扯远了。顾正红案是劳资纠纷，属于经济问题，五卅血案才是政治问题，我们要区别对待。冤家宜解不宜结。英国对我们素无恶意，我们反对英国是不理智的，伤人家的心。”会员大多不是真心反帝，只因众怒难犯，才不愿贸然开市。大家知道虞洽卿的意思代表北洋政府的意思，谁也不敢反对，道：“您的话有道理，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虞洽卿道：“开不开市，不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也是我们总商会全体的事情。大家回去仔细想一想。”虞洽卿接着道：“我今天叫大家来，主要讨论成立‘五卅事件委员会’的事。大家如果没有异议，就算通过了。”总商会的会员大多拍手叫好，极力吹捧“决策英明”。虞洽卿道：“霍守华、冯少山、宋汉章、傅筱庵、谢蘅窗、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为‘五卅事件委员会’委员，大家没有意见吧？”
在虞洽卿念的二十一个人的名字中，成员极其复杂，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各方人士的支持。“五卅事件委员会”成立后，向全国发出通电，声称“若人权不得保障，即牺牲亦何足计”，决心“协同各界誓为政府后援，决以全力拥护公理”。“五卅事件委员会”还提出瓦解敌人、集中全力打击英国势力的方针，提议“此案与法美等国无关，即对于英日两国亦有分别。日领事已主张纱厂罢工风潮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以免牵入其中。以英国言，此事与英商无关，完全由领事与工部局负责”。
为安全起见，同时为了防止祸及家中，虞洽卿在安乐宫旅馆开了房间，用来接待各方人士。第二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召集了市民大会，有二十多万人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明确提出与西方列强交涉的十七项条件。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总工会发出号召，要求上海工人“快快组织工会”。在五卅运动以前，上海的工会组织只有二十多个。在五卅惨案之后，迅速增加到一百十七个，会员也从两万增加到二十二万人。上海总工会筹集救济费，每隔五天或者十天向工人发放一次。每个工人一到两元，用以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各工会组织了纠察队，一面维持罢工的秩序，一面应付敌人的破坏。
就在这时，虞洽卿召开了五卅事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虞洽卿在会上说道：“工商学联合会提的十七条，有的很好，有的未免过火。这次风潮，牵扯到中外关系，总商会担当起交涉、调停的重任义不容辞。为此我提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应付时局。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处理这十七条。”“五卅事件委员会”所指定的委员自然都倾向于西方列强，对十七条中所谓过火的地方横加指责，建议进行修改。袁履登、叶惠钧等人对于修改的建议表示赞同，但主张观望两天再说。虞洽卿道：“现在局势这么紧迫，不能犹豫了。”虞洽卿见袁履登、叶惠钧等人不再作声，就威严地扫视了一圈，一字一句地亮出底牌：“政府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认为工商学联合会的十七条过火了，不便照办，所以交由本会略加删改。这件事我已经征得大部分人同意，重拟了十三条，大家进行表决。”说完，按照与官方商议结果，当场宣读。虞洽卿企图利用三罢斗争的有利形势，索回一些特权，以实现总商会的权益。
虞洽卿等人删改不容易被租界当局接受的十七条，自然不会征求工商学联合会的意见。6月11日晚，“五卅事件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忽然邀请工商学联合会、华人纳税会、教职员联合会代表参加，李立三、刘华等人代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刘华道：“你们拟好‘十三条’不和大家商议，突然间又通知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华人纳税会、教职员联合会代表支持刘华，一起质问虞洽卿。虞洽卿回答道：“五卅事件的交涉由上海总商会全权负责，没有必要和非政府机构商议。大家都是中国人，受政府的领导。你们抗议的究竟是洋人，还是政府？”刘华说道：“我们正是替政府争回主权，争回在国际上的地位，难道爱国也有罪吗？”李立三道：“爱国无罪，爱国无罪……”虞洽卿一拍桌子道：“爱国确实没有罪，但你们损害了多少人的利益。政府进退维艰，时局动荡，国将不国；人民衣食无着，交通瘫痪，还是我们一手建设起来的繁华大上海吗？再者说，罢工怎么罢到中国商人头上了？我们的企业本来就很艰难，让工人一折腾，全部破产，谈什么与洋人竞争。只能让洋人更加为所欲为，中国将整个操纵在他们手上。”刘华道：“我们可以考虑让本国企业的工人复工，一致对外。”李立三道：“明天总工会商量一下，给你们一个答复。”虞洽卿道：“我们不要许诺，我们要行动。爱国也是如此，不要空谈什么主义，你们为国家做过什么？”刘华道：“我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撤退外国军警，取消领事裁判权’，这难道不对吗？你们却把这些条款给删除了，你们做的是什么？这不是爱国，是卖国。”虞洽卿道：“我们只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提出来反而坏了大事。中国人受欺辱不是一天两天了，改变这种状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步一步地来。中国需要自强，这种自强的力量不是靠你们，而是靠我们。只有我们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国学大师梁启超不也是这么说吗？偏你刘华不这么说。”刘华道：“梁启超已经过时了，变质了，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是西方列强的走狗，他的话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会听！”虞洽卿道：“不听他的话，总得听政府的话。蔡廷干、曾宗鉴、郑谦等人都支持我，你还有什么话说？”刘华知道虞洽卿拿政府压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好与他争执，问道：“你们为什么修改工人权力的条款？”虞洽卿道：“改不改不都是一样吗？我们的十三条里不也有优待工人这一条吗？”刘华道：“所谓优待，是怎么一种优待，请你讲清楚。”
“这个……”虞洽卿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现在要解决的是国事，不是这种小事。以后慢慢商定。”
“不行。”刘华道，“如果不说清楚，即使我们答应了，工人也不会答应。”
虞洽卿道：“简直不讲道理。你们这么蛮横，是针对我，还是针对总商会？难道仍然是针对政府？”谢蘅窗道：“我们的十三条无须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让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了。给他们脸他们不要，让他们反对好了，我们做我们的。”
工商学联合会、华人纳税会、教职员工联合会代表闻言大怒，纷纷指责，愤怒地退出了会场。虞洽卿心道：“这个‘大炮’，说的虽然是实情，也不能照直说啊！”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当即派人把十三条交给了交涉员许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