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实践的锻练，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思想修养。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领导活动中善于掌握事物的度，很少出现"过"与"不及"的情况。这是他受广大群众敬仰、得到同辈领导人敬重的原因之一。美国友人谢伟思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和周围恩来接触较多，他谈他亲身的体验时说："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他还说："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国外有人把周恩来形象地比拟为"有弹性的优质钢"。的确，他既刚又柔，既讲究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既随和而又有节制，真正是刚柔并济，分寸适宜。这种把握分寸的处事待人的艺术与修养，主要是在坎坷的生活经历和长期的门争实践中陶冶和磨练而成，同时也和孩童时代的家庭教养有关系。周恩来有生母和继母两个母亲，一个文静，一个豪爽，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四十年后回忆两位母亲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古人说："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则在刚柔之间。"这是讲我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处事治国的刚柔、软硬、宽严，必须掌握分寸，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对周恩来为人的和蔼宽厚，印象极为深刻。他自己也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他有"态度温和"的评语。其实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刚强坚定。不过这种刚，一般表现为外柔内刚，柔中寓刚。尼克松就曾形容周恩来"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这是有见地的。的确，他那从容冷静，温和宽厚的外表，蕴藏着炽热的情感，顽强的意志。
周恩来长期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做他们的工作。他们自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其实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不一，多数热爱国家，倾向进步，但也有少数右派混入其中。周恩来为争取团结这批中间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基本特点是柔，即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冷暖，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当他们思想苦闷或有错误时，与之促膝谈心，循循善诱；当他们人身安全受到威协时，千方百计给予关照和安排，以各种方式保护他们的安全，在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或其他难题时，雪中送炭，及时排忧解难。
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经各方商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人士各九人。当民盟内部酝酿推选代表时，包括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忽然提出要五个名额，并要求以独立身分参加政协。民盟包括三党三派，总名额仅九名，而青年党一定要五名，这就使民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周恩来为此和各方反覆磋商。为了照顾同盟者的利益，顾全大局，他代表中共做出了重大让步，提出民盟九个名额不变，中共减少二名，国民党减少一名，总额增加二名，满足青年党五个名额的要求。就这样帮助自己的盟友摆脱了困境，为政协顺利召开清除了障碍。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这样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不惜克己济人，和国民党的大棒、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广得民心，周恩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就不难理解了。
周恩来待人的诚恳宽厚，也是众所周知，举世共仰。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刚强坚定，也是有目共睹。当他的朋友们犯了重大错误时，他总是毫不含糊地对其进行严肃而善意的批评，晓以利害，分清是非。对那些心术不那么纯正而又陷得较深者，则"投猛剂，起沈疴"。处理这类问题，周恩来一向是态度刚正严厉。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重填张家口后，蒋介石公然下令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国共谈判触礁搁浅，毫无进展。如何打开局面，重开谈判？共党主张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军的位置，国民党则坚持霸占其已侵占到手的地方。代表中间势力的第三方面中某些人，见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优势，政治态度便向右倾斜。他们起草了一个似乎是折衷的方案，赞成就地停火，实际上承认国民党的非法侵占，迎合了蒋介石的条件，不利于人民力量。他们把这一折衷方案分送给国民党、美国及中共方面。他们还商定：这方案如果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他们就站到接受者方面去。当几位第三方面人士来到中共代表团住所，陈述完他们的主张时，平时春风满面的周恩来，脸色沈重，两眼发出愤怒的光芒，当即指斥这种作法是"落井下石"。他严肃指出："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要用武力消灭我们，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在我们身上踩一脚！"这时周恩来不仅生气了，简直是暴怒了。最后他明确表示："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这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你们自己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经过这场严肃的批评，这几位先生认识到错了，连忙跑到孙科和马歇尔那里，佯称方案还漏抄了一条，要回去补上，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周恩来对李维汉说："对中间分子，平时以说服教育为主，但是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定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以后蒋介石又通知民盟，要其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并许诺交了就停战。这是企图引诱民盟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第三方面的某些人，轻信了蒋介石，幻想通过交出名单以换取停战。他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十二月一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经过张君励和李璜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名。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把信的原稿给中共代表团看。中共方面严正地表明态度，指出这是自投火坑的错误作法。章伯钧等三人当即觉察到以交出名单换取停战的作法欠妥，正中了蒋介石的诡计，慌忙又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
次日，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当张申府说出涂掉名字的内情后，左舜生大为不满，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省天也说："宁为难首，不为牛后。"表面上揶揄张申府等人，实际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这时毫不客气地接过话头，严厉驳斥道："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道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由于周恩来采取了这种坚定的态度，坚定了同盟者，也加速了其右翼的分化。除青年党、民社党及部分社会人士参加为"国大"外，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人士都拒绝参加伪"国大"。周恩来此举为共党争得了民心，争取了朋友，孤立了美蒋反动派。
刚柔作为待人处事的两种态度和方法，各自的功能作用不同，又各有其局限性。"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只有根据对象的特点及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刚柔巧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周恩来在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王芸生的长期交往中，巧用刚柔，在其政治态度的转变中，起了促进和催化的作用。
1941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山西中条山地区，突然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由于国民党军队忙于内部摩擦，士气低落，加之指挥失当，招致严重失利，丧失七万多兵力。为了掩饰这一可耻的失败，诿过于人，国民党当局造谣指责八路军没有配合作战。国民党的这一伎俩不足为怪，令人痛心的是一向标榜中立的《大公报》在社论中也重复上述谣言，配合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
周恩来鉴于《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相当影响力，如果放任不管，必将起到国民党宣传机器难以起到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不利于团结和争取中间人士。为此他于当晚写信给该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两人。信中一开始就严肃指出："我可负责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接着，他列举共军战绩，对敌人的谣言严加驳斥。他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中条山站得住，不就是我十八集团军晋东南反扫荡的结果吗？你们《大公报》中央社报导太行山晋北我军对敌激战，这些地区只有十八集团军，这些仗不就是十八集团军打的吗？山西不仅有中条山，还有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不就是因为我十八集团军控制这些高原，才牵制敌军不敢渡黄河吗？"周恩来严正宣布：国民党军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他诚恳地告诫《大公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最后他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
周恩来的信，坦率严正地指明了《大公报》社论依据的事实"并非事实"，只是传播了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谣言，中了日本侵略者"辅之以挑拨谎言，和平空气"，分化抗日力量之计，偏离了"大公"的宗旨，此可谓刚。但是信中言词委婉诚执，据实说理，表达了共产党对王芸生及《大公报》的殷切期望，与对顽固派的批驳，语气截然不同，可谓刚中有柔。毛泽东看到信后，致电周恩来说："那封信写得很好。"
《大公报》没有理由不刊登周恩来的信，这样就披露了真相，揭穿了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王芸生等以"中立"自居的先生们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王芸生事后对此常觉内疚。这是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所取得的效应。
然而，事情并未完结，周恩来没有以对王芸生等批评一顿了事，而是经常关注着《大公报》及王芸生的动向，以各种方式，给他们启发和引导。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又亲自登门看望他。这大大出乎王芸生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周恩来满脸笑容，爽朗地和他谈起对国事的展望。临别时，周恩来指着警卫员带来的一个布口袋说："这是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请你尝尝吧！"小米和红枣，并不是值钱的珍贵礼物，然而，它来自延安，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亲自登门赠与，却非比寻常，包含了共产党和周恩来对他的多少深情厚望啊！面对着金黄色的小米和鲜红的红枣，王芸生一方面无比佩服周恩来的广阔胸襟，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差错，内心无比懊悔，觉得有负于他。经过这件事，王芸生也逐渐地转变了政治态度。
对于敌对者及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周恩来对之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江青一伙，据有特殊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手持尚方宝剑，以极"左"的口号煽惑人心。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这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敌非敌的特殊对手，周恩来在多数情况下，采取软磨的办法，但在必要时，也短兵相接，直接交锋。不管是在保护革命领导干部，还是维护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开展对外贸易和文化技术交流等问题上，他都与江青一伙进行过不少面对面的斗争。
软磨可不予江青等以口实和机会，使其整垮周恩来、夺取党和国务大权的阴谋无法得逞。
硬顶可厌制其嚣张气焰，为党为人民争得一些权益，做一些好事。软中带硬，软济以硬，是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对付林彪、江青这伙人最为现实而有效的方式。正是周恩来这种睿智远见才为"四人帮"的垮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