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不同，有些事情在我国被视为歪风和异端，受到鄙薄和否定，在他国却习以为常，合理合法。周恩来从不以我们的尺度去要求别人。1955年我国驻印尼商务参赞和印尼政府谈判向印尼出口大米和纺织品，草签协议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我们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事，个人代表国家从事贸易，纯属公务，怎么能给回扣呢？我国参赞拿不定主意，请示总理。周恩来明确地答覆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像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周恩来没有把我们的观念和作法加之于人，而是采取了灵活政策，使这笔交易很快谈成。这是我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而签订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尊重对方的感情和处境。五十年代，文化部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活动日程安排了要在某地"参拜"一个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到了那一天，有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据此，文化部在总结报告中说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回避，是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还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军记者等。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了严肃批评。他指出，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先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多数欢喜的，也可能有少数人不欢迎，这种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他具体分析参拜万人坑这件事，指出除了政治思想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人感情上接受得了和接受不了的问题。不去参拜万人坑，不讲"谢罪"或者"反省"，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比国民党的"拉壮丁"还厉害。至于作家和新闻记者，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能用这个来画线。他们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他说，我们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异也不让人家存在，那就不可能有对话的外交了。
1963年底，周恩来开始了亚非欧十四国之行。依索比亚还未和中国建交，也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但他们又感到为难。一方面热望新中国的使者来访，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厌力。基于这种心情和处境，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阿迪斯阿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也别有用心地对此大加渲染，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那时我们有的代表也想不通，但是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依人民的友谊，体谅依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他解释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
中依会谈时，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我方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正式宴会上宣读，申述我们一些基本观点。周恩来考虑到这些观点都在会谈中充分阐明了，再次正宴会上重提，有点强加于人的气势，不会增加友好气氛。于是，他把讲话稿，交塞纳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维西看后表示：周总理的意见、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恩来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塞纳西从周恩来的友好态度中，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真诚友谊，认定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不久，就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尊重对方的处境，就不可能有这种好的效果。
1972年4月，日本自由民主党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来华访问。周恩来多次会见他，与之长谈。三木反覆强调，如他组阁，他将承认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发布永不再战宣言等。第二次会谈即将结束时，三木又介绍了他回国后对新闻界谈话的口径，体现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尊重和友好的真挚情感。
自由民主党是日本的执政党，其当权人物大都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三木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政治倾向极为可贵，周恩来表示衷心感谢和敬佩。同时又诚恳地给他指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把你完全说成亲华派也不好。要把话说得比较储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还要使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对我们放心。所以你不要太突出。这些都是为了促使你成功，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的问题。
按照常理，三木说中国的好话，对中国实行友好政策，我们理应感到痛快和高兴，表示赞同和鼓励。可是周恩来反而劝说三木"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不要太突出"，不要被说成是"亲华派"。他不仅是替自己方面着想，而且是设身处地的替对方着想；不仅赞扬三木的善良愿望，而且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可能产生的效果。这种无私的对人的翔和体谅，体现了周恩来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反映了他争取人团结人的高超艺术。三木一再感激地说，周恩来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考虑得这样周到，他是没有预料到的。离别时，他站在将要开动的汽车里，向周恩来鞠躬致意。周恩来逝世时，三木正任首相，立即赶到我驻日使馆吊唁。还超越一般外交礼节，出席日本各民间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悼念大会。
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于1960年、1961年两次来华访问，在讲话中曾提出"和平三原则"，即都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自己的国土去。周恩来赞许他很有政治头脑，安排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去内地参观。当蒙哥马利抵达古都洛阳时，当地为他准备了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上到街头散步，顺便走进一个小剧场，那里正在上演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默默地离开了剧场，回到宾馆，对身边的人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的熊向晖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则不同意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也不相让，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位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觉得太刺耳了，接过话头给以加驳：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说得蒙哥马利一声不吭。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蒙哥马利在华访问情况时，谈到了这件事。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你有看法，何必驳斥他。他提出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做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和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辱骂和恐哧绝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当周恩来了解到蒙哥马利喜欢看杂技口技，而当时为他安排的文艺晚会，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时，周恩来笑着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当即指示：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的戏法。
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人为地消灭宗教，强迫别人不信教，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可以和睦相处。他既明确指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的原则区别，又强调两者在政治上的可以合作和共存。他说："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维护弘扬一致的地方，彼此尊重不一致的地方，就能"和睦相处，团结一致"。
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耀宗等，曾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以推动宗教界人士肃清和摆脱帝国主义影响，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新。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的代表，给予鼓励推动，但从不干预他们的具体活动。在酿修改革新宣言时，第五次修改稿，比过去多了一个序言，其中有的内容欠妥，比如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很偶然。周恩来看了后，指示"一字不改，照样发表"。他认为不必要求宣言和我们说的一个样，不必改他们的，差一点更好，这样便于团结群众。他指出，如果由我们起草一个宣言，他们也会同意，可是这样做就没有作用了。"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一宣言在报上发表，有十几万人签名表示拥护。
善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做领导的一个特色，他之所以能有效地排解纠纷，协调矛盾，处理复杂棘手的难题，最基本的方法是他善于区分矛盾的双方的异同，把握异同的变化，精心地抓住和维护共同点，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把人们团结起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求同存异，协调矛盾的思想和艺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的世界格局下，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十五、跟周恩来学协调技巧
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的第十五章"长沙大火"中，将责任推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他："贪图功名，梦想建奇功而青史留名"。
1958年《洪波曲》再版，此时张治中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他看了《洪波曲》"长沙大火"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郭沫若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要找当年目睹长沙大火的周恩来评理去，但又觉得不如直接给郭沫若写信。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除了叙述这场大火的原委，还写道，"你这位久负盛名的有权威的作家，如果作品失真将影响其价值。另外，你与我在政府中共事已十年之久，如果我是你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人，你认为合适么？"
此事最终还是叫周恩来知道了。他对这两位好友的纠葛十分关心，此劝架的任务非他莫属啊！他立即派人走访、调查、核实原刊、原书，掌握了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后，便出面调解。周恩来认为，郭沫若对长沙大火的起因，分析有失误之处，请他"将个别字句、段落改一改"；同时也指出，张治中的信，"措词也太厉害了"。
由于周恩来循循善诱，向双方作了如此解释，使郭沫若和张治中这两位性格倔强的人顿释前怨，和好如初。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这种协调本领更是大放异彩。它使毛泽东许多错误决策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使许多国家栋梁之才免遭灭顶之灾，周恩来巧妙地缓解毛泽东对"三老四帅"二月抗争的反击，有效地保护了这些"忠臣""良将"，就是典型的例子。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凌厉的反击。他们控诉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这伙一向整别人的人，第一次处于被审判者的地位。
这场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斗争，很快发展到与毛泽东的面对面的冲突。毛泽东把"三老四帅"叫到跟前，严厉地指责他们是"搞突然袭击"，是"联合起来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
周恩来要保护"三老四帅"，不能让他们个个中箭落马，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心里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一方面，他苦口婆心地劝导"三老四帅"急流勇退，主动地检讨认错，并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汇报"三老四帅"认真检讨的情况，争取得到毛泽东的谅解。
善于捕捉时机的周恩来，顺便又把苏联在中苏边境调兵遣将，陈兵百万的严峻态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终于使毛泽东改变了对老帅们的态度。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三老四帅"，并同意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出席这一年的"五一"节联欢晚会。
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抗争的"三老四帅"，就这样奇迹般地被保护下来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周恩来用同样的方法保护下来了。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有一次，意大利著名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打倒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减少损失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没有周恩来的"中和"作用，林彪、江青的触角，就会伸向一切领域，那不知要死多少人，国家财富将会荡然无存。在毛泽东冷静时，周恩来极力进言；在被迫害的老帅们过分冲动时，他也能劝他们讲究点策略，不要鲁莽从事。他是真心实意救困扶危的，在那样的特殊条件下，他只能如此，也唯有如此，才对人民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