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亲自用脚步丈量投票箱到毛泽东座位的距离，计算行走时间，当他发现中间有个台阶时，马上要服务员垫平。对自己的领袖，周恩来从来就是体贴入微、关心备至。为了毛泽东的健康，他把什么都想到了，哪怕有一点点不合适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动手整理。有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与外宾会见，往往都要拍成电影，周恩来每次都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待拍摄毛泽东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干扰毛泽东，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泽东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泽东的镜头。有一天深夜，拍电影的同志正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出席大会做准备工作。突然，周恩来来了，他仔细检查会场布置，又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情况，然后走上主席台，长久地端详毛泽东的座位，并告诉工作人员，毛泽东坐的地方，务必不要太挤，边说边动手将自己的座位往边上挪开些。直到凌晨，一切都安置妥贴了，他才放心地离去。
1964年3月15日，周恩来出访14国顺利回国，原定上午从成都乘专机返京，后来，知道毛泽东要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他考虑到毛泽东晚上工作，上午需要休息，就改为下午回北京。
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关怀备至，而且执著深沉、不计回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不幸殉国。噩耗传来，周恩来十分悲痛，心绪万千。他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寄以最大希望、最为疼爱的儿子，在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面前，毛泽东能承受得了吗？为了不引起毛泽东"出师未捷先失子"的过度悲痛，周恩来左思右想，宁可自己日后落埋怨，决定将电报暂时压下。直到半年之后，在志愿军司令部请示如何安葬毛岸英时，周恩来才选择一个合适时机告诉毛泽东。这不是一般的关心、情谊能做得到的，因为弄不好可能招致对方误解，造成好心不得好报的结果。然而，正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无上的爱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关心爱护毛泽东远远超过了关心、爱护自己。
有一次，毛泽东患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1年，毛泽东大病了一场。由于"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刺激，冬天，毛泽东再次发病，突然休克，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使医务人员手足失措。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赶到，但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使他心情万分沉重，竟很久下不了车，下了车之后又挪不动脚步，似有千斤重压，直不起腰杆。
周恩来一面指挥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一面动情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这个国家不能没有毛主席啊！在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之后，昏迷中的毛泽东渐渐地醒了。此时，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是什么使得周恩来如此关心毛泽东呢？周恩来曾在1945年说过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答复，他说："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党的事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一定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种特殊而无上的爱，实则是他把毛泽东当成了共产党的化身、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并且坚信自己的这种认识和寄托是正确的、可靠的、万无一失的，他以自己的生命全身心地爱护毛泽东、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表现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表现了他"为中华之崛起"的强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情怀和高尚品格。
原则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准绳。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否则就难以做好，或者变成"庸俗关系学"。所以要处理好与上级关系，必须重视对其原则和说法的掌握、运用。周恩来的为人处世正像其工作一样，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其中不仅蕴含着多层次、多方面的原则，而且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技巧和方法。总结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指导我们处理与上级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周恩来在处理与上级关系方面也有许多原则和方法，所以这里就选择较为重要的加以说明。其中在原则上，最基本的有四条，即党性原则，服从原则、尊重原则和大局为重原则。而在方法上，则主要有向上级提意见或忠告的方法与艺术。
党性原则
所谓党性原则，就是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这个原则的实质性要求作过精辟论述，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当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少奇同志的这段话虽然通俗且简短，但它却深刻阐明了党性原则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实质，言简意赅。
党性原则在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诸原则中，居于首位，是最根本的原则。这是因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她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她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显然，党的性质、宗旨和目的，决定了领导者在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不能违背它的基本要求。
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中，周恩来的许多表现，如服从而不盲从、反对个人崇拜，抗大流反冒进，及文革中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等，都体现出其党性原则。即使他对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心与体贴，也是其党性原则的体现，因为在周恩来看来，只有毛泽东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
领导者在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坚持党性原则呢？周恩来的做法告诉我们，至少要做到如下几点。
端正目的性
目的，体现着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目的正确与否，对于能否坚持党性原则关系极大。领导要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其目的应该是为了干好工作，干好党的事业，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奠基"、"铺路"；是为了帮助上级，而不是为了向上级索取回报。如果这样出于公心，当然会坚持原则；但如果是相反，即包藏私欲，坚持自然就只能是空话了。那么周恩来在处理与上级尤其是与毛泽东关系时，目的何在呢？众所周知，周恩来是非常关心毛泽东的，用"无微不至"这个词一儿也不过分，而其中的目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则是因为"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党的事业，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所以"一定要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可见，这一目的是出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
保持距离
毛泽东同志说过："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凡事秉公，不徇私情，这是正确处理与上级关系的最高准则。拿原则作交易，有时会得到个别上级的好感，甚至受到青睐。但是，由于这样做损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护。而个别一时因得到私利与你"近乎"的上级，由于交际基础不牢，也很难"近乎"持久。当你不能再为其私欲出力时，他就会离开你而另寻"新欢"，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所以保持距离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是像周恩来与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不例外。当"文革"开始不久，周恩来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时，他就多次提出反对意见，据理力争，而不是一味迎合毛泽东。
树立大无畏精神
由于上级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下级的命运，因此，下级要同上级的错误作斗争，就要担当一定风险。这就需要勇气和毅力，懦弱、胆怯、畏首畏尾是不行的，必须克服私心，树立为人民祛邪扶正的思想才能做到。周恩来同志把与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斗争当作自己的修养要则，在南昌起义时他怒斥张国焘，长征途中主动承认错误并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以及他在文革中抗大流反冒进等，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在党性原则面前应有的立场、胆识和勇气。
摒弃庸俗作风
在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那里，从来都是以上司的意愿为准则，以顺从为信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次和著名才子解缙钓鱼。钓了半天，朱元璋连一条也没有钓到。他命解缙赋诗解闷，解缙应道："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如此肉麻吹捧，实在令人发指。要坚持党性原则就必须摒弃这种庸俗作风。像周恩来一样，即使赞美上级，也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不溢其美。不想讨好，方能坦诚直言；不图拍马，自会正常相处；不为溜须，自有祛邪之胆和扶正之勇。这就是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经验。
服从原则
服从，就是遵照听从的意思。服从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下级必须坚决服从上级的指示、决议或决定，个人必须坚决服从组织的指示、命令、决议或决定，不得以任何借口拒不执行，也不能随心所欲、各取所需。
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其依据有四：一是在实践范围上，上级居于领导地位，掌握全盘情况，一般说来考虑问题比较周全，处理问题能够从大局出发，更能符合全局和人民的利益。二是在意见的形成上，一般说来，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是经过集体研究作出的，是领导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是个人意见。三是在个体素质上，一般来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上级管理和下级管理者相比，前者的素质要比后者高，前者的能力要比后者强。四是在整体动作要求上，没有服从就不会有序，各行其是就会一盘散沙。
马克思在谈到大工业的领导制度时，曾拿乐队作比方，说明乐队只能有一个指挥，这样才能奏出好听的音乐。恩格斯在《论权威》里也指出，权威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他认为，在各个分散的活动逐渐被联合活动所代替的社会里，没有权威是不行的。"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会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组织起来吗？"这些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服从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服从原则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把下级服从上级当作一条重要组织原则。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我们党有三件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其中头一件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并把"有纪律"放在首位。家喻户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纪律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周恩来同志以其行动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周恩来同志在执行上级领导的决策时，即使有意见，但在意见不被采纳时也结决服从和执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格的组织原则。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处于极端民主化状态，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和严密的整体，就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我们的事业也就不可能顺利发展。
服从原则，是各项组织原则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但不是惟一的原则。它和党的其它原则密切联系，因此，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这种相关性，以减少或避免偏差。
一是把服从上级组织与服从党中央统一起来。下级服从上级，"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这四个服从中，每一个服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四个服从，最后归结为全党服从中央。因此，我们在坚持下级服从上级时，必须同服从中央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从总体上维护和实现党的高度集中和统一，防止和克服山头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风气。
二是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着眼点是对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单纯对上负责。发现上级的决策不符合实际情况及时反映给上级，并请求上级改变原来的决定，这是对党和人民利益负责的具体表现。如果只讲对上级负责，不讲对人民负责，那就歪曲了服从的要旨，实践中就会把对上级的服从变成对上级无原则的盲从，其结果就会贻误革命事业。
大局为重原则
所谓大局为重，就是指在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过程中，要着眼于整体利益，以服从大局为行动准则，而不应以局部或个人得失为准绳。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第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在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过程中，坚持大局为重原则十分重要。它能使全局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保证，都不会受到损害。我们知道，在手段和目的这对范畴中，目的主宰和决定着手段，手段受制于和服从于目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处理与上级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强调讲艺术，讲方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全局利益。为此，我们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就应该慎重考虑，采用何种方法才会利于大局，采用何种方法对大局不利，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行为选择，确保自己处理与上级关系的行为，永远限定在大局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内。坚持大局为重原则，既需要加强党性修养，需要提高认识能力，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又不可马虎大意。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上级从全局或长远的需要出发，分配我们去从事某项工作，而这又需要我们做出一些个人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下级，就应当"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拒绝或抗拒上级的分配。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周恩来的做法告诉我们，在革命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局利益，不使革命队伍和组织瓦解和分裂，有时上级决定是错误的也要服从。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也确实存在。在服从的前提下，再通过多种有效的、恰当的途径，去说服上级，使其改变作法，而不应不顾大局、不顾组织原则地去坚持个人意见，闹情绪，搞对抗。
最后是要注意维护上级的威信威信，是领导者做好工作的必备条件。因此，必要地维护上级的威信，是顾全工作和大局的表现。维护上级威信，需要注意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