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跟周恩来学谦逊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就会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知道自己的局限性，而不到处狂妄自大；那些自傲自大的人恰恰是无知的。所以谦逊是一种有知识、有修养的表现。另一方面，谦逊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是获得别人尊重和友谊的必要条件。没有人喜欢一个自吹自擂、自高自大的人。老子说："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不自见，胡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省功；不自矜，故长。"又说"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善用人者，为之下"。这些深刻地说明了目的和手段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为人处世的一种必然规律。而这规律就要求我们必须要谦虚。周恩来的谦逊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为依据，所以他的谦逊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更为丰厚的内涵，也就有着更深广的应用和表现，具有更大的魅力。
1955年9月29日，在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上，陈毅边向周恩来行军礼边用战争年代的习惯称呼道："周副主席！"叶剑英却叫他为："我们的总参谋长！"此时贺龙笑着纠正说："啊！他就是我们未授军衔的元帅！"大家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周恩来。原来当时很多人都曾提议，毛泽东应授大元帅，周恩来、邓小平应授元帅。但三人都明确表示不授军衔，理由是现在是和平时期，又都担任党和政府要职。周恩来听了三位元帅的话之后，仰天大笑，挥手说："不了，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周恩来历来就是这样，谦逊过人，毫不计较个人名利，甘当同事的后勤、助手、人梯。他认为人之所以能立足世界，须依靠公众的扶持，所以"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此，他总是甘于默然地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青年时代，他品学兼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他谦虚、谨慎、埋头苦干，从不显示自己。他看不惯那些自我吹嘘、追名逐利、爱出风头的人。他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在"邀名之上"，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该会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会员最初是20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用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常策欧担任副会长，自己则担任智育部长，这种甘当人梯、甘当助手的风范，在周恩来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仅一直保持着，而且表现得愈益鲜明，构成其处理同级关系艺术的独特风格和最显著、最光辉的特征。
英国作家威尔逊曾这样描写周恩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来自上海的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工联主义者、船工领袖成了总书记。但实际工作是由李立三（负责宣传）和周恩来（最初负责组织工作，后又负担军事）分担的。周决定充当李的"得力助手"，工作上与之紧密配合，使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得以在中国振兴，但让李居于更高的正式职位，这就为周今后在中国政治中的升迁树立了一个模式。""李越来越被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列宁"（这是他亲自在周面前用过的词）的个人威望所迷惑了。与这种妄自尊大相对照，周既不关心个人的权力，也不关心个人的名誉。他只关心所能做的事情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反对李的党的领导地位和为什么他能在权力空间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
"1930年初夏，周再次被召到莫斯科，朋友们把这看成是最后提出要给他加"冕"。他一下火车就立即被想了解中国情况的俄国人包围了。由于感情容易冲动的文学家瞿秋白和歇斯底里的蛊惑人心者李立三已失去了信任，周就被当作中国惟一明智和老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受到他们的尊敬。7月，周应邀向苏联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这是少有的荣誉，而且是第一次给中国人以这种殊荣。斯大林对他非常欣赏，赞扬他在处理军事和情报工作方面的一贯优良成绩，并夸奖他的才能和政治眼光。并指望他在9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改组中国党的领导。瞿秋白正在筹备这次会议，但没有周，瞿是会议主席，而周带着他的一贯特性成为第二把手"。
关于这次会议中周恩来的表现，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以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周恩来是如此的谦逊、大度、无私，尊重同事，甘为人梯，谁不愿与之合作共事？事实上，与他合作过的人，无不钦佩他并以与之共事为荣。
周恩来两次留洋，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正式大学取得学位，但是，学识的取得，却不能完全以此为标准。在日本时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欧洲时，他又在给国内的亲属的信中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听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留学的目的"唯在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正是这种求学的目的和态度，使得他留洋并没有把目光仅放在入学校啃书本、取得学位上，而是努力考察西方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探求解救中华民族的真理。
我们回溯周恩来曲折、艰辛的求学历程，找不到他有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也没有哪个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集革命者和学者为一身的人。
但对自己的来历，周恩来却作出极低的评价。
建国初期的1950年7月11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在新中国环境中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他作了《跟着新生的力量走》的讲话。在讲到如何"确定我们的工作岗位"时，他谦虚地对大学生们说：
"很惭愧，我是中学毕业生而不是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点讲，我无法体会你们的心理。但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从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上来谈这个问题。"
1951年9月29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又从剖析自己的学历开始：
"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
在这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周恩来只是幸运地说："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1962年3月他在广州谈"知识分子问题"时，也只是说："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国的总理，在年轻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面前，却感到"很惭愧"、"有一点恐慌"。这种谦逊，恐怕是古今中外领袖人物中极少有的。
周总理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相反，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时，常常说，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这个话，总理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他与知识分子谈话，或者在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总是先做自我批评，讲自己的错误，讲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即使谈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是设身处地地讲，而不是像个局外人居高临下地指责。
个人能做到谦逊，已属不易；能做到让贤，就更难了。古人崇尚"允公克让"，意思是"推贤尚善"。传说中"推贤尚善"的典型人物是尧，"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孔孟则推崇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为他"三以天下让"，成全了侄子文王，自己则南奔东南，披荆斩棘，断发文身，创立东吴。他的后裔、春秋时期的季扎也有三让之德。楚昭王据说也有五让之誉。西汉代王刘恒，在朝中平定阴谋篡夺刘氏天下的诸吕之后，被迎立为文帝。他到了长安，在群臣面前，一再推让。他向西让者三，向南让者五，故有五让之美。汉文帝的"五让"开创了汉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他们让贤的结果，都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受到后世称誉。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使全党团结一致，终于取得全国政权。谦逊的性格和作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和自律的结晶。孔融让梨的故事，无疑根植于小恩来心灵之中，对他产生终身的影响。他在南开组织的业乐群社，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都是担任职务最多的人，实际上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但他总是将第一把手的职位让给别人，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总是将一切成绩归功于组织，归功于大家的努力，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他这种任劳任怨的谦逊态度，嬴得大家的敬重；大家都乐意团结在他周围，根据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直成为他投身革命后持之以恒的风范。
虚心学习，自我改造，表示了周恩来的谦逊胸怀。他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学习精神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生活学习；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外国人学习，甚至向反面教员学习；他不但学习前人和后人的间接经验，而且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由于他抽不出时间进行集中的学习，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工作当做学习对象。工作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工作。所以他的工作质量高，学习成果大。他还喜欢采取讨论的工作方法，事实上也是辩论的学习形式；真理越辩越明，既提高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所以他说："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不耻下问，向群众学习是周恩来自订的修养原则之一。他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从不隐晦自己的缺点，有了错误，再三检讨，并在实践中改正。工作中有什么失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总觉得自己也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能满意。他是党内领导人中自我批评最多的人。可是他说，他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犯了错误就检讨改正，不但要把犯错误的包袱丢开，还应该公之于众，得到大家的帮助。他的品德清澈如水，他的人格透明似镜。谦逊，使他胸怀坦荡；谦逊，使他无私无惧；谦逊，使他心扉敞开，从谏如流；谦逊，使他滤尽思想杂质而升华。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很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在南开读书时，便注意了解学校和社会；在欧洲留学时，就对英、法、德的工人状况进行调查，"虚心调查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要求"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建设事业，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谦逊，使他踏实。
周恩来终生坚持谦逊为人，他的谦逊作风也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他少年谦逊，老年也谦逊；他对领导谦逊，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样谦逊；他工作顺利时谦逊，遇到挫折时仍然谦逊。有的人在奋斗中谦逊，一旦功成名就便骄傲起来，不可一世，最终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这就更显得周恩来品德之高尚，形象之伟大！
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洞察秋毫，通达事理。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立场稳。他看人，看事，看问题，看形势，总是看得清，看得明，看得准。尤其是在同阴险狡诈的敌人或两面派作斗争的，更显见他的机智与灵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的谈判如此，建国后同苏联、美国、日本等国谈判时亦是如此。他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似乎没有什么谦逊可言。但他凛然而不盛气凌人，给对方以回旋余地；词严而不疾言成色，给人以教益；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反对者信服，折服。英明中流露着谦逊，这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周恩来足智多谋，精明善断，具有过人的决策才能。他在几十年间，不仅参与中央许多战略决策，而且在他领导的工作中作过不可计数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仅深谋远虑，善于决策，而且具有实现决策的组织才干。他集"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帅才将才于一身，体现了制定决策与实现决策的密切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精明强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的统一。他善于同群众商量，能以谦逊的态度博取众长，英明与谦逊的统一，是他的魅力的另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英明蕴涵着谦逊，谦逊中显露出英明。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易近人；他深谋远虑，从众而又出众；正是"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谦逊使他的英明愈加光辉，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明使他的谦逊更加感人，更使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心悦诚服于他的领导。谦逊不同于歉卑，也不只是谦和忍让，更不只是谦恭礼貌。谦逊不是消极的不争，而是积极的进取。谦逊为他的英明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能源"，为他的英明开拓思路，开扩视野，开辟新的天地，使英明不断发挥作用，显示更大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就。
谦逊是周恩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的体现。他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主要不在于他的职位和权力，而在于他的谦逊品德。他将辩证法融会贯通于心灵之中，辩证思维成为他的自然思维运动。他在谦逊中显露的英明，在英明中显露的谦逊，自然而亲切，正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天然运行。这样的谦逊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谦逊而产生魅力，更是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