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56年他在上述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强调"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偏向是宗派主义"之后，周恩来在50年代和60年代交替岁月，利用党在调整各方面政策时多次讲话，适时地对"左"的偏向进行纠正，出现了文艺界誉之为"小阳春"的局面。有两次讲话都是同文艺界有关同志坐在一起促膝谈心的气氛中进行的，有一次还是在医院中他的病床前倾心谈的。他要演员不要像他那样只是一个"跑龙套"的人，而是精通一行，又是多面手，不要当"杂货摊"。他认为"政治学习不要占很多时间，领导同志每周和大家谈谈就可以了——占10%的时间就可以了"。这两次讲话是对"大跃进"、"浮夸"一些错误思想有了很深的感受，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解决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倾，期望按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常健康地发展。
果然，这些讲话，尤其是关于政治学习时间的问题，当时在文化部就没有传达，在上海只有少数人中传达。所以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那次讲话得不到应有的反应，而且被打入"冷宫"，使他感到心情，"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1962年12月他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又重申1959年那次讲话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这次讲话，首先就谈领导作风不够民主的问题，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了吗？"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他首先声明，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与肯定都可以。"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他对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提出批评；对别人一说话，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五子登科"强烈反对；他指出用5根棍子一齐对付持不同意见者的风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也影响了文艺界，一些领导人头脑发热，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等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各个上层建筑部门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引起周恩来的严重关切。他于1958年12月28日邀集文教、体育、卫生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要求教育部门马上停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的错误，在文艺方面马上停止"放卫星"之类的口号，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他的讲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
1959年庐山会议，"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了。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干扰和遏制。
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对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思想泛滥，违反艺术规律，缺乏艺术领导民主，瞎指挥，搞浮夸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偏向的纠正和批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声越来越强烈。到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聂荣臻元帅，遇到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如何理解的问题，他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很有触动，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而由文化部和剧协在广州等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周恩来感到摘去知识分子头上这顶帽子的迫切性。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后，便赶到广州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根据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的论述，在报告中肯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来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开完便提前返京。陈毅分别向两会转达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会代表认为周恩来的报告"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广州会议的强烈反响进一步触动了周恩来，在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的情况下，他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并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周恩来的讲话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列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恢复和继承了他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出的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不幸的是，半年之后，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将一直存在并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么一说，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又引起争讼。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知识分子"摘帽"问题展开讨论。广州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表态的毛泽东在会上针对这个问题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右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言外之境，不言自明。于是有人便开始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没有阶级观点，陈毅的讲话是上了周恩来的当，等等。此后，周恩来有一段时间保持容忍和沉默。人们不难发现，当时周恩来的心情是不愉快的。
1962年1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教育问题，周恩来对上述指责发表了不同意见，他不认为广州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没有阶级观点。他再次引用列宁的话和刘少奇关于宪法报告中类似的阐述。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坚持了原则，作了公正的结论。他说：对知识分子"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
然而十中全会后，"左"的偏向越发严重，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论断再次被否定，这不能不说周恩来终生憾事之一。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东山再起，他把科技定为第一生产力，为这一生产力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了。从此，知识分子才彻底解放了，才能尽心尽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殚精竭虑了。
二忍毛泽东批他快成右派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怀有"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挞心情，恨不得一步登天，跨进共产主义社会。1953年，国民经济刚刚从国民党的烂摊子中恢复过来，他便提出一条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刚刚提出来，又发布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由生产互助组而到合作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像海啸一般席卷整个中国大地"。谁跟不上形势，便被戴上"像一个小脚女人"乃至"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骤然完成了。
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有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冒进的势头听任发展的危险性。他在1956年2月2日告诫国务院各部门："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危险。"在他主持人，开展反冒进，采取积极而稳妥的方针。1956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讼当年财政预算时同意陈云等同志提出的，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时稳步前的方针。会后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一篇社论，这就是惹起毛泽东火冒三丈的《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当社论清样送给毛泽东看时，他就在上面批示："不看了"。"不看了"，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意见"，所以社论还是发表了，发表后，他倒看了，这才解释说"为什么我要看一篇骂我的文章呢？"周恩来为此作了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
过渡时期有多久，意见不一。周恩来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不能搞得太快，太快了，对国家、对国民经济都不利，要实现这个任务，15年不够，还要更长时间。可惜由于急于求成的"右"倾思想当时在起主导作用，从公有到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高潮，前后不到4年，以致留下一些后遗证。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周恩来强调提出：就近年来经济工作中头脑发热的问题，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冒进势头得到遏制。但在编制计划时，毛泽东就主张指标要高一点，而周恩来等人则主张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指标压低一点，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则主张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要讲；"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实际上他对八届二中全会反冒进是有不满的，他后来承认他"是做了个妥协"。所以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他就忍不住了，对反冒进进行了猛烈批判。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直接猛烈地批评反冒进的同时，拿出柯庆施写的《乘风波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文章你写得出来吗？！这是一种对周恩来不留情面的批评。这种批评一直持续到3月的成都会议，又从成都会议批到5月北京会议。他批评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反冒进的人是"促退派"，持怀疑观点和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是在"拔红旗，插白旗"。批评上纲上线，对冒进不能再提什么意见了。毛泽东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变了样了，把搞得少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少是马克思主义"。他针对周恩来等人说："右派把你们一挑，抛得跟他们差距不远，大概50米"。说他们导致资产阶级进攻，是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一起来的一股风。周恩来不得不在会上一次次检讨，但是通不过，毛泽东责令他写书面检讨，而且不准秘书代笔。周恩来是一个文思敏捷的人，下笔千言，往往一气呵成。然而这篇检讨，他竟写了10天！连与毛泽东"风雨同舟，朝夕共处"的话，此时也不好再用了。他在向整理这篇检讨文稿的秘书说明为什么不能再引用这8个字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明明是对的，要说成是错的，违心的话，如何下笔啊？他内心的痛苦，向谁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有忍，忍，忍！为了国家，为了党，何事不可忍？个人屈辱算什么？！！正是由于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才保护住其他反冒进的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党史的权威著作，在谈到南宁和成都两次会议的消极面时，指出两大弊端：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二、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不适当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3次会议引出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有"人民公社"、"大跃进"，并称"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农业高喊"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一、二年，最迟三、五年达到十二年规定的产量指标。于是各地兴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肆鼓吹，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非凡气概。工业生产的主要标志是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叫做"以钢为钢，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都要跟上放"卫星"。要求在15年内"超英赶美"。全国竟有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甚至在大专院校中也兴起土法炼钢的热潮。青年学生则热情横流，将家中的铁锅、门上的钢锁都拿去投入"高炉"。大规模群众运动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惊人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合格的钢只占2/3，而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24%。基本建设投资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猛增2/3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生活发生困难。这与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是几十年，可能要花几个世纪的思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毛泽东喜不自胜地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甚至设想共产主义在中国比苏联更早实现时也要晚一点宣布，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全国农户99%以上参加了公社。毛泽东誉称为"一大二公"。大，就是将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并成四五千、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公，就是将合并后的一切财产上交公社，这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整"。一乡一社，几乎社社办公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各个合作社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泛滥起来。农民为逃避房屋、家具、自留地、家畜、果树等被收归入社，恐慌万状，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对农民的剥夺，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