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党中央南方局工作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面面俱到。这时他交朋友的范围已扩及海外华侨、华人和洋人。他以共产主义的博大胸怀面对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面对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一再对党员同志强调，在我们的政治阵线中，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士都团结起来。不这样做，要搬掉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特别指出，党内团内过去有一个不良的传统：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不是党员，不是团员，就另眼看待。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党团员在群众中，终归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这就叫做"画地为牢"。画地为牢是古时候对罪犯的一种处罚，就是让他蹲在所画的圈子内，不准乱动。自己孤立自己，自己不能解放自己，怎么谈得上去解放全人类！周恩来不但反对画地为牢的做法，他也反对动辄就对待不同意见者来个"五子登科"（历史上有过5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的故事，誉为"五子登科"）的做法。周恩来说的"五子登科"是指"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和"打棍子"等"五子"。这种错误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不但对党内外所谓"走资派"及其子女，而且对被指诬为"封、资、修"、"黑五类"和"臭老九"的，进行政治迫害。为首的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还针对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常常看不起党外人士、粗鲁地对待他们的态度提出批评，要求与他们平等相处，关心、爱护、尊重他们，要做到"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正是以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态度来真诚关心、爱护、尊重他们，争取他们成为诤友，建立起赤诚相见、和衷共济的关系。他广泛结交，身体力行，争取多数，赢得人心。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党，从而诚心倾附，有如百川归海，浑然一体，浩然同流。周恩来像磁铁一样吸住周围的人。
周恩来曾悄悄地直接奔赴老舍家中，要茶要饭，促膝谈心。他常挤出时间，在家中款待朋友，高谈阔论，了无倦容。他在文娱会中，可以开玩笑点名要叶剑英表演唱戏。被昵称为"小廖"的廖承志可以在剧场中架起长腿拦阻周恩来通过，可以随意闯入周恩来的"第一办公室"（卫生间）谈工作。30年代已闻名影坛的明星赵丹，对党的其他领导避之惟恐不及，唯独不怕周恩来。周恩来听说赵丹不让女儿赵青（不久便成为杰出的舞蹈家）谈恋爱，周恩来便问阿丹有无此事。赵丹辩解说，她还年轻，不该谈恋爱影响工作。周恩来说，这就不对了。想当年你在上海，也很年轻，你不是也谈恋爱了吗？一句话，说得阿丹无言以对。赵青得到"解放"了，她对"周伯伯"感戴不已。周恩来同他们之间，就是这样没有上下，没有亲疏，没有界限，亲密无间。
几十年来，周恩来一直尊重、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感人的故事一时说不完。闻名世界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曾无限感慨地回忆说：周总理一直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敬，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的真正价值，非常珍惜它。他尊重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逆耳之言，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待人以诚，立言以信，平等相处，善解人意，温和体贴，一切为了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周恩来的交友之道。周恩来总是喜欢同人民群众交朋友，也善于同他们交朋友。他把同人民群众广交朋友作为接触群众，了解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作为考虑、处理、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因而，他能够从各方面体会人民群众的愿望，也能够集中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周恩来的交友之道，富有魅力。有了这个魅力，人民群众才对他尊重和敬爱，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顺心，走得兴高采烈！
三十二、跟周恩来学团结力量
不念前嫌，不忘旧功，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凡是要做大事业的人，就应有博大的胸怀。舍此，必将把自己搞成寡家孤人，这样做对自己无好处，于事业也无补。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告别故乡，由南国而北疆，由国内到国外。坎坷而丰富的经历，使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而陶冶了胸怀宽阔、气度豁达的特有气质。
在人际交往中，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宿怨"、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他强调："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他主张："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如果把过去是敌人而今天可能为朋友的人再当作敌人，是关门主义、孤立主义。革命者就要善于化敌为友、化恶为善，尽可能多地争取同道者和同情者。"有一位敬慕周恩来的人曾说，周恩来甚至能与魔鬼一起工作，并从他那里榨取一点好处来。足见周恩来超群的人格魅力和感化力量，达到了何等境界。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政府宣布特赦战犯，国庆节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末代皇帝溥仪和曾受蒋介石器重的几位前黄埔系将军。
进入会客厅时，溥仪毕恭毕敬，自惭形秽，显得十分拘谨。在周恩来面前，他想彻底坦白自己恶迹昭彰的历史，于是喋喋不休地列举过去犯下的罪行。譬如：他曾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曾把国家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充当了他们的傀儡等。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已经作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必再说了。并对他建议："如果有时间，你不妨写一本回忆录，这就是为国效力了。"这些话使溥仪如释重负。他还报告：释放回家后，昔日的臣子居然有人给他下跪，按照君臣礼节迎接他。他训了他们一顿，批评他们太落后，自己的思想比他们还进步一些。
的确，末代皇帝在狱中和刑满后，对待思想改造是认真的。这使一些会见他的日本客人感到惊奇。"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客人说："他们竟能改造皇帝！"
杜聿明是1948年底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他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而当时与他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主人。现在，在这种场合见到周恩来，杜聿明显得神经很紧张，有些畏惧。他没有料到会这么快获释，更想不到会给他这种荣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周恩来看出他的窘态，指着习仲勋秘书长对他说："他是你老乡！"都是陕西人。然后问起杜聿明的年龄，问身体好不好。杜聿明还有昔日将军的风采，站得笔挺地回答："我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你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听到这番勉盛，他的神情自然了一点，说他对人民有罪，深感内疚。周恩来接着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我也有一点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教育好。你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周恩来逝世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回忆历史，念念不忘那些对国家、对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其中有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杨度。
被称为"洪宪余孽"的杨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北京官场老谋深算的人物，"筹安会六君子"的首领，因卖力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而臭名远扬。
20年代后期，他抛弃君主制思想，政治立场开始从极右向左转变。他结识了上海的中共党员，并申请入党。1929年，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考虑到杨度是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作为一个秘密的地下党员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要他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只通过夏衍与党组织单线联系。
杨度在上海有许多朋友，青帮头子杜月笙给他钱花，还给他提供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时代，共产党有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是大有用处的。杨度在入党时，已变卖他的财产，将全部所得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为新的信仰认真地工作。后来，有人知道杨度已入党，说他是政治投机。杨度非常气愤，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晚年资助和掩护共产党，并成为共产党员的史实，长时期鲜为人知。但周恩来却铭刻在心，直至临终前仍惦记着杨度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已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他特意嘱托有关人士在编写《辞海》时增加"杨度"这一条目，若已有杨度词条，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实，永远载入史册。
周恩来希望后人知道，杨度过去虽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顽固地拥护君主制度，但他最终看到了光明，接受了共产主义。人是可以转变的。杨度晚年做了一些好事，不应当把他忘掉。
长征途中，周恩来曾得过肝脓疡，有一段路程只好躺在担架上由别人抬着行军，这使他内心非常难受和不安。解放后不久，曾为他抬过担架的杨立三将军去世，周恩来参加了葬礼，并亲自抬棺。这既是对昔日恩情的报答，也是他向一位在极端困难的时刻无私地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同志表示深深敬意的方式。
三十三、跟周恩来学胸襟
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飞抵重庆，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3天，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
那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来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后，在礼堂看戏。这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李省石（廖仲恺的女婿）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伤势严重，送入市人民医院抢救。副官进来报告，周恩来听到消息后为之一震，立刻找来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同张镇一起赶到市人民医院。李省石因伤势太重而去世，周恩来流下热泪悲痛地说："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周恩来责令张镇要严加侦察，辑拿凶手归案。
由于环境险恶，情况复杂，事实真相不明，当晚在办事处开会研究时，气氛异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感情激动，义愤填膺，作了种种猜测，都把它同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国民党下的手！只有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说："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司机就自己跑了？"周恩来虽满腔悲愤，但却冷静地说："这话有道理！"于是，那个年轻人又接着说下去："在我们四川有时司机开车很快，不小心把国民党士兵碰了，喊停不停，士兵举枪便打，会不会是这个缘故？"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这有点道理，要研究一下。"通过仔细调查、对证发现，原来给李省石开车的司机是一个临时雇来的司机，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车快，撞伤在路边的一名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的班长见汽车肇事后没有停下来，就朝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穿过，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省石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去世。事实真相弄清后，周恩来令钱之光于11日在《新华日报》公开发表谈话，说明这个偶然悲痛事件的经过，并表示愿意担负那个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万一伤重去世，愿负责殓葬与抚恤。10月12日，周恩来出席李省石安葬仪式后，亲自到医院看望那个受伤士兵，重申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以后，周恩来还多次说："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省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
事实上，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也为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感到棘手。在当时的重庆，发生共产党的干部被杀之事，很容易使人认为是国民党破坏和谈，挑起事端，而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和谈的原因之一，则是避免承担挑动内战的责任，现在这样一来岂不是前功尽弃！正当国民党苦于如何解释这桩偶然事件、解除共产党以及全国关心和平的人民的误会时，周恩来不凭主观意志，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认真查证，弄清了真相，并实事求是，主动公开澄清事实。这不仅让所有为此事担心的国民党方面的人士松了一口气，而且也使他们为周恩来这种实事求是、以诚相待的人际交往作风而倾倒。
常言说：你待人不态，人待你不真。与同盟者交往，同样需要以诚相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赢得对方的心。周恩来在和同盟者交往中，始终坚持以诚待人，所以，和他接触过的国民党官兵无不为他的真诚所打动。
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结束后，我军已兵临北平城郊，但为了保护千年古都，我们党力争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则成功地运用了人际交往中"真诚待人"的方法，为争取傅作义并坚定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态度作出了杰出贡献。
从1948年11月中旬起，傅作义开始秘密同中国共产党接洽起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2日，傅作义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飞抵石家庄，转到西柏坡。周恩来先接见他们，对傅作义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放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战争。"又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的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使用得不是很好吗？"还说："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啊。你既是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很有代表性啊！"
周恩来明白：傅作义此时的心情主要是怕共产党将他打入另册，不能妥善待他。所以，周恩来首先高度评价傅作义在抗日战争和和平解放北平中的贡献，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相反，对傅作义的幡然悔悟，建立新功，由衰赞赏，这就完全解除了傅作义的疑虑，坚定了他执行和平协议的态度。所以，傅作义在西柏坡待了2天，极受教育，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恳切地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周恩来的诚意，对傅作义的信任、亲切，都融于其中，怎不使傅作义感激涕零！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委傅作义以重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等职，他都尽心尽力，努力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实践了他"党让我做什么，一定努力做好"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