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这时正是王明“左”倾路线控制中央的时候，《创造十年》9月出版，10月宁都会议时毛泽东便被解除了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的职务，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称赞在客观上无异于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
从郭沫若这段话中，是可以明显看到这样几点的。那就是：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确实非常好，甚至可以说是超过想象的好；第二，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之好，是觉得毛泽东不但文静儒雅，而且为人“谦抑而潜沉”，不大声说话，不像有些革命党人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动辄教训人，甚至常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在郭沫若眼里，毛泽东和他们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让他印象甚深。
正如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从毛泽东这面看，他认为这对刚刚来到广州的郭沫若无疑是最应该也最急于知道的。而毛泽东和郭沫若刚刚见面，就毫无保留地向郭介绍广州当前的情况，也完全是以革命同志相待，由此也足以显出他对郭的尊敬和信任。毛泽东告诉郭沫若，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山舰事件”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动摇性和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他本人早在3月20日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曾经说过：“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只是想不到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毛泽东在对当时形势做了科学的分析之后，一再对郭沫若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行为，必须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而且，经过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且积极地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次事件，虽然资产阶级右派遭受到挫败，但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提防他们的可能叛变。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革命队伍中并不是人人同意，然而他自信是合乎客观形势的，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觉得让像郭沫若这样有名气的诗人来讲讲也不错。过了几天，毛泽东就专程来到郭沫若的家里邀请他，郭沫若欣然应诺。不久，毛泽东便亲自陪同他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后来，广东东山青年会邀请毛泽东、郭沫若去做演讲，两人欣然而往，当场各做了一番演说。
同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不久郭沫若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又奉命从汉口搭船，到江西九江去做政治工作了。
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毛泽东在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郭沫若此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政治部日常工作。根据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命令，政治部工作重点“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因而他们之间不但在工作上有密切配合，而且在个人友谊上也加深了。许多年后毛泽东还在书信中提到“武昌分手”之事，难忘那段革命友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参加了“八七会议”，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郭沫若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委员会主席，在南下途中入党，起义失败后，逃亡香港，后到上海，接着又流亡日本10年，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才回到祖国。
相互支持与鼓励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文化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文化界公认的领袖，革命文化运动的旗手。
毛泽东对于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学术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对党、对毛泽东也发自内心地热爱和拥戴。他曾宣称要做“党的喇叭”，“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8年1月，郭沫若在赠于立群诗《陕北谣》中唱道：“陕北陕北太阳红，救救祖国出牢笼。”表达了对党、对领袖赤诚的挚爱和赞美之情。
毛泽东多次在讲话和信件中对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予祝贺和鼓励。
1939年7月，郭沫若父亲去世后，毛泽东在挽联中对郭沫若委婉地给予了表彰，说：“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文化革命自“五四”起至抗战分列四个阶段，并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第四阶段的卓著成就。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收到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后，请董必武转交他给郭沫若的电报，表示庆贺：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同日晚，毛泽东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又再次称赞郭沫若，说：
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
信中的“此种工作”，即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因此，毛泽东对他们表示祝贺。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不但在全国历史学界，也在革命队伍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300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郭沫若应约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交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自3月19日至3月22日连载了四天。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一些大员指责作者“为匪张目”。郭沫若即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中央日报》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偏向》的社论，说郭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要“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泽东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泽东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叫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1926），毛泽东于1942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泽东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泽东看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涵的历史意义。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这篇文章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就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报》又按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对郭文的“围剿”进行了反击，说“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之后，毛泽东即指示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用陕甘宁边区产的淡蓝色马兰纸印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晚上，他即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全文如下：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山城重逢见真情
1945年春，郭沫若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郭沫若说：“这个人全面地赢得我的佩服。比如说这个人写的文章，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郭沫若和各民主人士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他们自武汉分手后头一回见面。9月1日晚，在出席中苏友协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他们再次相会。3日下午，毛泽东原打算去郭沫若住处天官府会见各界人士，因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而交通受阻，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市内下榻处桂园。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前往，在座的有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冯乃超等人。毛泽东同大家开怀畅叙，特别对坐在身边的郭沫若再次谈起他读《反正前后》的印象。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目前正在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又有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表，于是立即把自己的瑞士名表抹下相赠。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他一直戴到临终。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柜里。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自己和郭沫若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曾在文化界人士中广为传抄。毛泽东返回延安后，《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编者吴祖光，于11月14日将该词刊载。两周后，《大公报》又将柳亚子的和词连同毛泽东的词一并以显著位置刊出。一时间，仅重庆就有十余家报刊发表步韵、唱和与评论文章。舆论沸腾，人心所向，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惊恐。
国民党中宣部的头目一面召见《新民报》负责人，责骂其向共产党“投降”；一面又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唱和为名，攻击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狂叫什么要“完璧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报刊与之遥相呼应。
郭沫若为反击那些“皮相轻飘”、“鹦鹉学舌”的国民党御用文人，先后写了两首和词，对毛泽东的词予以崇高评价，批驳那些无耻的谏言，说“毛泽东的词，岂是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所能比拟的，亦与荆轲离燕赴秦刺杀秦始皇时告别友人的千古绝唱《易水寒》本质不同”，毛词“别开生面，是堂堂大雅”，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扫荡，即为“漫天迷雾”也终有消散之时，是“无损晴朗”的！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争的节节胜利，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感情也逐渐升华，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雄才大略无比崇仰，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觉遵从且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对毛泽东的诗词，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愧不如。
1948年11月，郭沫若由香港乘轮船赴东北解放区途中，诗兴大发，作《金环吟》一首，其中有“凤飞岐山岭，衔环献毛公”的句子。虽然用的是周朝初周文王时代的凤鸣岐山的典故，但是表现了诗人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和领袖的赤诚与报效的感情。
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
1949年7月1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郭沫若被推为总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来了。臧克家在《得识郭老五十年——怀念郭沫若同志》一文中曾描写当时的情景：“毛主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郭老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90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20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鄙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
195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郭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手持一面锦旗，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赠送给毛泽东。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毛泽东见状，十分高兴，连忙接下锦旗，与郭沫若握手，表示感谢。
诗词唱和谱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