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献章的书院教育活动
陈献章的一生，政治上极其平凡，学术上却颇具特色。作为明代思想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活动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转向的普遍情形。
明朝初年，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所利用，通过政治权力的强化，被确立为统治思想，成为明政府培养和选拔人才的规矩准绳。熟读程朱理学以应科举，自然成为一般知识分子跻身统治阶层的基本途径。陈献章当然不能例外。他在弱冠之年(正统十二年)充邑庠生，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次年入京赴春闱，下第，中副榜进士，告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年)，他再赴会试，又以失败告终。两次失败的挫折，无疑给这位锐意科举的青年学子泼了一瓢凉水，科举意识淡化了许多，反倒增添了几分追求学问的诚意，此后不久，他便投到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门下，发愤求学。然而，吴与弼毕竟还是一个程朱之学的信奉者，虽学识广博，也不能彻底满足这位锐意求新、已不满于程朱之训的年轻人了，陈献章所渴求的，并不是浩渺无涯的圣学古训，而是穿连于其中的一贯亡道、用力之方，所谓“入手处”。这种学术追求，已初步显露出走向易简工夫的端倪，这当然是吴与弼所无能为力的。但若据此断言，吴氏之学对白沙全无影响，也不符合实际。当然，白沙自得用力之方，还是南归以后的事。
陈献章从游吴与弼仅历时半年，即南归故里，开始了独立探求入学之方的生涯。正是在此期间，他完成了自己一生思想的重大转折，后来他回忆说：
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如是者累年，而卒无得焉。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
陈献章之所悟，即其以心为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静坐中养出个端倪”的心理修养法和“求理于吾心”的自得之学。勿庸置疑，陈献章心学理论的建立，是以他早些时候的发愤用功为前提的。但他对这段生活的回顾，却从理论上割断了这一天然的联系，因而是非科学的。然而，正是这一非科学的总结，导致了一个划时代的选择，成为开创有明一代新学风的开端。此后，陈献章虽做过官，但均系因人屡荐不得已而为之，仅为虚衔，且时间很短，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学中渡过的。
陈献章一生所从事的是书院式教育活动。其主要讲学场所有碧玉楼、江门钓台、小庐山书屋和嘉会楼等。
小庐山书屋亦称小庐山书院。成化二年(1466)，参事伍希渊、佥事戴中欲捐资为陈献章建新居，被其谢却，改筑书院，以供四方来学者居住、学习。
碧玉楼成化二十年(1483)起，陈献章在此讲学。
江门钓台弘治七年(1494)，湛若水初游白日沙之门，陈献章筑钓台以居之，遂成为讲论之所。
嘉会楼故址在今天的江门市白沙公园，位于新会县东南二十里许，地名曰白沙之江湄。陈献章晚年时，御史熊达拟于白沙乡为建“道德坊”，以为学者风范。于是改建此楼。其弟子张诩在《嘉会楼记》中记有白沙先生倡道东南几十年矣，天下之士闻风景从，而凡东西来往与夫部吏过往者必谒焉，村落茅茨土栋至无所容于客。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夏六月，巡抚广东监察使熊君成章始谋创楼为衣冠盍簪之地百工力作，浃数月乃告成。地凡若干亩，楼凡三楹，高若干丈，广如之山环水绕，足称名胜。
嘉会楼同小庐山书屋一样，除用于接待来访者外，也是与宾友、弟子们讲学聚会的地方，“当事为韧嘉会楼，及门宾友相与相论不倦。”
从张诩的记载来看，其规模相当大，且环境优美，是白沙讲学之所中最大、最好的一处。
在陈献章的一生中，还有两件事因与讲学有关，需特别提及。其一是，他有所悟后，曾于成化二年(1466)复游太学，祭酒邢让以和杨龟山的《此日不再得章》为试。由于陈献章自觉地将自己的心学主张贯穿于诗文之中，且构思巧妙，文字优美，使邢让大为赞叹，惊曰：
“即龟山不如也。”这一高度评价顿时轰动京师，“人皆以为真儒复出罗一峰、章枫山、庄定山、贺医闾皆恨相见之晚。医闾且禀学焉。”这件事提高了陈献章的声望，奠定了其大儒地位，成为推动其讲学的有利条件，“归而门人益进。”其二是，他辞去白鹿洞书院之请。随着陈献章讲学声望的提高，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江西左布政司陈炜等修复朱子讲学之白鹿洞书院，特遣专人敦请陈献章出任该院院长，以为十三郡者师，被他婉言谢绝。这固然表现出他与朱子学的疏离，但也表明，由于他自己的思想与程朱理学相左，他不愿在朱子学者遍天下的情况下与其正面交锋，此乃远祸之法，体现了陈献章为人处世的风格。
(二)陈献章的讲学特点及教学方法
陈献章以自得为基础，通过讲学，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江门学派。其讲学有许多特点，有些是从他的老师吴与弼那里继承下来的。
所谓“壮从江右吴聘君康斋游，激励奋起之功多矣！”吴氏讲学，多以禅悟机锋的启发方式促其自悟，这对陈献章影响至深：“白沙之于吴聘君也，为之执役数月而不敢请益。其后贺黄门于白沙亦然。”
吴与弼一面与弟子们过着躬耕食力的生活，一面聚徒讲学、随机指点。陈献章及其弟子们也是耕教并举，过着半农半儒的生活。他居乡数十年，家中有田二顷，因体弱多病，便委托自己的学生代为耕种，自己只取三成收获，余作学粮。他很以这种自然、恬静的乡村教育生活为乐：“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这首以《咏江门墟》为题的诗句，正是陈献章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
其次，实践“有教无类”，注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教育工作。游于白沙之门者，既有达官显贵，也有许多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至于浮屠羽士，商农贱仆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有叩无不告，故天下被其化者甚众。”在家乡讲学之余，他还常到附近地区巡回讲学，潮遵(今江门市潮遵区)、思前(今新会思前区)等地，都留下了他教学解难的足迹。这就使其学说不仅在士大夫阶层颇受青睐，且在民间亦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白沙先生归故乡，我送先生路远长，但愿先生长福寿，年年教我写文章”。重视教育在社会教化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明代书院的共同特征。
第三，把传统的“以诗为教”应用于书院教学、重视诗歌在抒发情感、陶冶情操方面的作用。他常常同学生一道游山览水，让他们触景生情、因情为诗。江门钓台就是他们垂钓论诗的好地方。在那里，他们一边钓鱼，一边赋诗作句，一唱一和，情趣盎然。陈献章还通过书信往来，批阅学生们的诗作。他本人以诗着称，因而在指导学生学习古人之诗以自得方面，颇有心得。他说：“诗之工，诗之衰也。形交乎外，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适不可。
有意乎人之赞毁，则子虚长扬，饰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优然，非诗之教也。”诗是情感借助于语词的自我表露。它来源于人的实际生活，但它既不是对生活的道德判断，也不是对生活的知性判断，而是对生活的情感判断，“七情之发，发而为诗。”因此，情感是诗的真实基础，语句应根据情感的起伏变化而流转生成。陈献章反对用其他目的取代诗的情感判断，认为这会把诗庸俗化，作诗同以乐舞取悦他人者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同时，情为诗之体，语句、声调、格律为诗之用。体用一致，方为妙诗。
根据上述认识，陈献章主张，学习古人之诗要体用兼举，“因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古文之深浅毕见。”先从语词的分析开始，了解其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意念，再从其情感、意念出发，考察语句、声调、格律之用，看其是否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所要表达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