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特别调查组在月牙河镇一连工作了几天，他们首先去了陈家河村。
最让他们难忘的是当他们来到陈家河五组时，村民陈晓强八十二岁的父亲死后，出殡时按当地风俗要找八个壮年男子抬丧，称之为“八大金刚”。找遍了几个组，却也只凑了五个人。因为陈晓强弟兄几个都外出打工去了，这下却愁坏了在家主事的陈晓强的婆娘。按照荆南的习俗，凑不起“八大金刚”是不能出殡的，不能出殡孝家就会落下“不忠不孝”的恶名。文柏处长知道这个情况后，对郭知真说：“你去给孝家说，我们三个去当一回‘八大金刚’行啵！”
陈晓强的婆娘听说后感激不尽，连忙伏地给三位磕了个响头。
葬下这位老者后，他们了解到陈家河村由于亩平负担三百多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种田都是亏账，而且种出来的稻谷没人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多数农民不愿种田。现在全村三百五十二户，举家外出的有一百二十五户，外出打工的有四百多人，外出的全是壮劳力。全村一千八百多亩耕地，撂荒的就有一千一百多亩。
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北京来的两位处长感慨地说，我们原来以为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感情是与生俱来的。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只有当土地给他们带来利益时，他们才喜欢土地。如果土地给他们带来负担时，他们就会离它而去。看来，光用延长承包期的办法是稳不住农民的。
随后，调查组来到了荷塘村。这荷塘村是月牙河镇最偏僻的一个地方，外濒长江，内有陈家河、清水河与之相连，加之又处于莲花湖畔，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几十年来逐渐成为一个小集镇。粮站、棉站、食品站、信用社、生产资料门市部一字排开，加上近几年又有人在此新开了“荷塘酒家”、“悦来客栈”、“乡野歌厅”，便形成了一条数百米的街道。每天有巴士从月牙河镇来往两次开这里，荷塘还有一个渡口。有小型轮渡摆渡，过对江即可到达泽国和南县。卖粮，卖棉或赶场的农民，有的是从陆路上来，多数则是从陈家河、清水河走水路用船运来。住在河边的农民，家家几乎都有一条小木船。这小木船与自行车一样，是月牙河镇农民的主要交通工具。
根据北京来的两位处长的要求，郭知真在陈家河雇了一条小船，将两位处长从陈家河摇到了荷塘码头上。
船靠岸后，文柏从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元面值的钞票递给摇船的女艄公翠莲。
翠莲连忙摆着手说：“不要这么多，现在一百斤优质稻谷都卖不到这么多。”
文柏处长问：“那要多少？”
“最多二十块。”翠莲说。
“是不是太少了？”何庆宝处长在旁边问。
翠莲：“不少，不少。再说，我又不是专程送你们，刚好我今天到荷塘也有事，顺带呗！”
文柏处长又摸了摸荷包，说：“没有零钞了，就给五十吧！”说着把钱塞给翠莲。
翠莲一再推辞道：“没零钱就算了。”
“那怎么行！”文柏处长再次把钱塞给翠莲。
“算啦！我这有零钱。”郭知真说着从荷包里掏出两张十元的钞票递给翠莲。
翠莲见推辞不掉，就接了过来。两位处长对荆南农民的淳朴不禁感慨万千。
翠莲拴好了船，伸出手将文柏他们三个人拉上了用石头砌成的码头。文柏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刚才说一百斤优质稻谷卖不到五十元钱？”
“是啊！你看这都是来卖粮的，收不收还得找关系哩！”翠莲说着用手指了指码头上一字排开的几十条船。
文柏若有所思地说：“小郭，我们到粮站去看看。”
郭知真说：“行。”便带着他们来到了粮站的场院里。一进门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张用大红纸工整地写的：“不限收、不拒收、敞开收购，实行保护价收购”的标语，却见不到收粮的工作人员。郭知真引着两位处长在场院里转了一圈，只见一个个粮仓已经装满，还有一部分码放在露天晒场的水泥场院上。郭知真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有人吗？”
听见有人喊，只见从露天晒场的转角处走出一个年轻后生来，他口里叼着烟卷，手里拿着一手花牌，懒洋洋地问了一句：“干什么？”
郭知真说了句：“卖粮。”
那位年轻人带些痞气地用手指了指码放在水泥场院上的麻袋说：“没看见都装满了？”
“那你们不是写着不限收，不拒收吗？”郭知真问。
“写是那样写，可是现在没有地方收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硬要卖也可以，那每斤得收五分钱的建仓费。”年轻人说着将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踹了一下。
郭知真问：“那现在按什么价收购？”
“每百斤三十五块。”年轻人说。
这时，只听见转角处传来喊年轻人快些回去的声音，年轻人连声道：“来了，来了。”然后，对郭知真说：“真要卖就到前边去登记。”说着，就向刚才出来的那个地方，一溜小跑过去。
见状，文柏向郭知真使了个眼色，他们三个人便尾随那个年轻人，转过那个粮垛，就看见场院上摆着一张桌子，有几个人正在玩牌。他们几个人也不吱声，只是在旁边观看。看了一会，文柏和何庆宝怎么也看不懂，便问郭知真：“这是玩的什么牌？”
郭知真说：“这是荆南花牌。”
两位处长摇了摇头：“没见过，看不懂。”
郭知真告诉他们，这花牌是荆南一带主要的娱乐工具，荆南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有无文化，几乎都会玩这种东西。
花牌，是纸牌的一种，因牌中花色错杂，被定为“精”的三、五、七、乙、九等带有彩画，故称花牌。
花牌流行的范围并不广，主要在夷陵、古城地区的一些县份中比较流行。花牌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典籍资料中查不到它。
在荆南一带，花牌的玩法不拘一格：有四人一桌，一人轮流坐庄，一人歇“醒”的；有三人打“定”庄（固定庄家）的；也有在凑不齐角儿的时候，两个人挖“对俅”的。
花牌的玩法也很多，可以将牌中“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土、八九子、可知礼、二、四、五、六”等二十二张字组成不同的组合，然后按照约定俗成算“胡”，以玩家中谁先“和牌”为赢家。
旧时，荆南一带玩花牌，主要以“打增”为主，增为下注的基本单位，增数多了，又用“垛”来代表（三增为一垛）这种玩法，就是牌局开始时，庄家出增数不受严格限制，起点可以为一增，也可以为一垛。陪庄者可以跟庄，也可以不跟庄。庄家如果和牌以后，增数可以上升，叫“加增”。增加时可以顺数上升（如：一、二、三、四）也可隔数上升（如：一、三、五、……）庄家连和三牌，为“三牌过杠”。过杠以后，陪庄者如首牌未跟庄，此时也可加增，最高可与庄家赶齐。陪庄者二人之间可互不牵连，称之为“不过河”。打增时，起在手中的牌不够四个个子，可以“水牌”，即推倒重来。和牌时，手中牌若有三十四个个子即为大和，可加倍计算，打至残局时，可以只起牌不出字，此为“黄牌”。对牌不受限制，同样三个字为一对，三个红字为一胡，三个黑对子可以算作一胡。打增时，如庄家首牌和牌后，接下来却黄了牌，可以不下庄，称之为“登黄庄。”但是，如果连登三局黄庄就必须下庄。
后来，到了“文革”期间，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除少数人悄悄打增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打玩牌。一般约定，每局牌以谁首先和牌数达到一百胡为赢家，以和牌数最少的为输家。牌局结束时，输家得由赢家任意处罚，或戴草帽，或钻桌子，或画乌龟，或喝冷水，或向赢家打一个“向某某师傅学习，并代问师娘（爷）好”的条子，还要签上徒弟某某及时间的字样。日后，赢家便拿了此条到处宣扬，以炫耀自己的牌技精湛。也有恶作剧者，拿了这些条子到商店赊上一包烟以后，对店主说由我徒弟某某来结账的。当然，那只是朋友间的闹剧罢了。
经过长期演绎，当下的花牌则逐渐兴起了“爬坡”热。有嫌不够刺激者，就又玩出了打“自由精”和“加别杠”的新花样。
爬坡，意即步步上升。就是以凑齐十七胡为和牌的基本条件，有了十七胡即可和牌，此为“平胡”或称“屁胡”。也有不愿和平胡的，则继续玩下去，按每增加五胡为爬一坡，以此类推，不受限制。
“自由精”即玩家每个人可以根据手中起上来的牌，选择自己最多的最合算的精作为“主精”，张三可以选三，李四可以选五为精，由自己确定。
“别杠”就是花牌中“听用”的那张字，上写有诸如“祝君好运”等字样，将这张字放在牌中，可以与定为精的三、五、七任意配对组合。在计算个子时，凡加入“别杠”就可翻番或翻几番计算。因此，和牌的频率就变得更高，牌的胡数也就是变得更大。因此，当下人们玩花牌时一般都喜欢加进“别杠”，因为它灵活，且更刺激。
据有人考证说，荆南花牌起源于北宋时期。这里有清人张尔歧在其《蒿庵闲话》里一段文字：
近日吾乡蒙师，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书“尔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其为韵语也，此语不知有自何时。唯见禅宗派临济宗载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谒白云禅师。白云上堂曰：夜来枕上作得个山颂，谢功甫大儒远访之勤，当须举与大众。乃“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郭初疑，后闻小儿诵之，忽有省，以书报云。云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缩头，敛迹何须收脚，金乌半夜辽天，玉兔赶他不着。白云之意，盖欲合儒释而一字。”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郭祥正，是北宋诗人，自号谢公山人，又号漳南居士，当涂（今属安徽）人。北宋诗人梅尧臣称赞他为李白后身（李白卒于当涂），后在北宋新旧党的斗争中，屡遭排挤、贬谪。
另外，我们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荆南花牌有着很深的佛、儒、道传统文化的烙印。
由此，我们再来看花牌中各句的文化内涵。上大人，是指上古的大圣人（即商周秦汉这个时代）。孔乙己，则是山颂“邱乙己”的演变，邱同丘，即孔子。“乙”为十天干第二位，亦指孔子。因为孔子排行老二。“己”则是指自己。以上两句的意思是说，我国上古时代的大圣人，就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姓孔名丘，排行老二的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