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史说》更强调：“观史当如深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由此可见，吕学已严重脱离理学家的思想轨道，而与南宋时期倔起的永熹功利学派的思想主张相一致。故而吕祖谦虽为朱熹的学术好友，但他实际上并未少受朱熹的攻击和责难。
朱熹一直认为，历史书籍不值得学习和研究，阅读历史着作只是像看人打架，非但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弄不好还会把人看坏了。
在他看来，陈亮、吕祖谦的学术之所以驳杂不纯，没有成？”纯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书看得太多的缘故。为此，朱熹提出了“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谈史”的主张。据此可知朱熹与吕祖谦的学术异同。
至于陈亮，也算是朱熹的一个重要讲友。他曾和朱熹为了辩论王霸之学而有许多书信往来。作为浙学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的思想主旨是专务实学，以务实二字为学术的根本宗旨。因此之故，他极力反对空谈性命的理学，以为性命之学并不能解决当时南宋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送吴允成序》写道，自北宋理学家的性命道德之学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事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可见性命之学危害之深，误国之重。基于此，陈亮在与朱熹的反复辩论中，主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肯定道的重要性，但其争论的焦点在于道能否离开人事、万物而独立存在。对此，朱熹持基本的肯定态度，以为从原本的意义上说，道是可以离开人事、万物而独立存在的形而上者。陈亮反对朱熹的这种神秘主义的解释，以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自然及人事的活动是宇宙间的实际内容，所以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离开了人事万物便无所谓道。二是关于王霸、义利的关系问题。朱熹认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功利论是非，而主张将王道、义理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对此，陈亮并不是直接反对王道、义理与仁义，而是主张应该将正与霸、义与利结合与统一起来。王道仁义无非是爱人利物的救民之心，而仁义之心只能通过利民的实事实功表现出来，此？“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对于陈亮的这些见解，朱熹出于理学家的立场一直视为极为危险的言论，《朱子语类》载其语录说，陈亮的学术已传到“江西，浙人信得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由此也可反证陈亮学说在当时的影响。
和陈亮的思想倾向比较一致的是叶适。作为永熹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叶适的思想主旨也与朱熹的理学思想相反对。永熹事功学派的学统源远流长，它虽然昌盛于南宋前期，但其实际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北宋中期。当时有王开祖、项昌期、石林三人在永熹一带讲学授徒，开永熹学派之先声。至薛季宣的时候，永熹学派的规模大体形成，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薛季宣是永熹学派的真正开创者。薛季宣为学的基本特色如《宋元学案》卷五十二所说：“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落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于一种闭目合眼，朦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因此，不论薛季宣的学术渊源从何而来，但其思想主旨与正统的理学传统已明显不同，则为无可疑的事实。继薛季宣而起并传其学的第一大是陈傅良。他格外重视事功，以为“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见之享功。”也正因为他对事功的重视，遂引起朱熹的极端不满。朱熹在《答胡季随(大时)》的一封信中抱怨道：
“君举(薛季宣)先末相识，近复得书，其徒亦有来此者，析其议论，多所未安。最是不务切己，恶行直道，尤为大害，不知讲论之间颇及此否？王氏(通)《中说》，最是渠辈所尊信，依仿以为眼目者，不知所论者云何。”据此不难看出陈傅良与朱熹的思想冲突。
陈傅良的学生很多，但真能发挥其学术，张扬其事功旗帜的还要首推叶适。叶适师承陈傅良、薛季宣，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将永熹事功之学又向前推进。他一方面比较系统地清算了永熹学派所承袭的二程道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把永熹事功之学系统化，从而成为永熹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早年与朱熹的学术思想倾向有一点接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但是到了晚年他对朱熹的学术思想则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双方的分歧也日趋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儒学的道统问题。道统说原本起自韩愈，但到朱熹又有新的发展，他们以儒学的直接传承者自居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对此，叶适极为反感。他在写给他的学生吴辅明的一封信中说：“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真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通；独我能致之，故云耳。”也就是说，儒学道统是理学家编造的一个学术谎言，如果圣人之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神秘的代代相传，那么这种道于天下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叶适与朱熹思想分歧的第二点是关于道与物的关系问题。叶适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而单独存在，“物之所在，通则存焉”。这显然与朱熹的理气观有所不同。他们之间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义利的关系问题。叶适和陈亮一佯，坚决反对“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利为可略”的主张。以为善为国者的起码要求必须是“务实而不务虚”，然而那些所谓的正统理学家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认为人欲是一种极为不洁的东西。
叶适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是一种本然的东西，是一种无法掩饰的本能欲望，是情势之必然。故此，他主张顺其所欲而有适当的节制，而不能“教人抑情以徇伪”，人为地、不适当地克制人的合理欲望。统观永嘉、永康学派与“正统”理学家的思想分歧与争论，可知他们虽说与“正统”理学家意见不一致，但他们依然是在儒学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资源依然是那些儒家经典。如果说他们不同于朱陆理学心学之争，那么只是因为他们是站在理学的外部去反对理学正统。
对于朱陆之争和朱熹与永嘉、永康学派的争论的不同性质，判断最清的莫如朱熹本人。他清醒地意识到，陆九渊的学术思想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只是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较深罢了，“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怕会转去”。而像浙东永康、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则不然，一是功利之学“大不成学问”，一是“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朱熹反而将陆九渊视为同调。
关于陆九渊与朱熹的争论过程，前面已有大概的描述，现在所要讨论的是他们的分歧要点，并由此概见陆九渊的思想特征。
(五)关于“理”的分歧
原则上说，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然而从这个共识继续探讨，他们之间的分歧愈趋明显。陆九渊借助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自心而生发。其《杂说》篇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其《语录》卷三十四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显然陆九渊对“理”的理解与朱熹不同。也正是由这些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学术思想的一些基本方法的严重分歧，比如朱熹？穷理“(“道问学”)，陆九渊说“明心”(“尊德性”)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愈迸，朱蕉说，“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而自用也。”
由尊德性，必然强调“先立乎真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使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故此陆九渊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有鉴于此，陆九渊格外强调求放心、存心的功夫，而视格物穷理为支离破碎的为学手段。
(六)关于对“气”的不同理解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气”是一个和“理”相对待的哲学范畴，它的含义一是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是指形成人物之别，贤、愚之殊的内在因素，即气质之性。而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里，虽然也大谈气质之性的问题，以为其人性论寻求客观根据。但是在他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它的哲学价值只是作为“心蔽”的外界原因之一而已。他说：“人亦有善有恶，天亦有善有恶(自注：日月蚀恶星之类)，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皆归之人？”又说：“学者之病，随其气质千种万态，何可胜穷，至于各能自知有用力处，其致则一。”由此可见，陆九渊思想概念中的“气质”实是指人的一种生理或心理状态。故而他和朱熹不同，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在他看来，人的“心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资禀”，一是“渐习”。资禀源于先天，人共生于天地之间，无非同气，人气禀清浊不同，故有沉滞者，有轻扬者，有恣纵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等等不同状况。针对这种状况，陆九渊认为，学能变化气质，只要能“动皆听于义理”。
(七)关于对“心”的不同理解
在朱熹看来，所谓心，是人的知觉认识能力，是人的行为主宰；然而在陆九渊看来，心是人的伦理本能，是人的本质所在。他说：“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基于此，陆九渊反对朱熹关于人心与道心的区分，以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和状态，如果强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从理论上也很难说得通。
基于此，不难看出陆九渊的思想特征，主要是在与朱熹的思想冲突中来开展自己思想的论证。至于他的学说的积极意义，便是打破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上继孟子而建立心学的思想体系，从而称为宋明理学中心学的开创者。后经王阳明的迸一步发挥，终于使心学派别在宋明新儒学中独树一帜，与程朱理学长期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