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怎样？”“挺好的。”“孩子和你身体还好吧？”“还可以……”没有几分钟了，只能说些最简单、最重要而又句句凝情凝意的话。
无情的铃声响了，丈夫跳上继续东去的列车，顺着闪亮的轨道消逝在茫茫夜色中。留给妻子的却是浓浓的爱，淡淡的怨，还有像轨道一样越拉越长的无边思念……
列车在深夜停留15分钟，心细的队领导想到了，想到了这是一次鼓励、加油、以解夫妻思念之苦的极好机会。这样做思想政治工作，比百句、千句的说教管用得多。
队员们出测了，一大队的领导干部一半心思伴随着他们，而另一半心思却化成无微不至的关怀送给队员们的家属。大队党委教育各级干部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他们队每年平均上门送工资3万多元、家访400多次，并且帮助解决诸如孩子入托、住房、看病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外业职工排忧解难。
在第一测量队各级党政干部的日程表上，大部分时间是与一线队员一起度过的。哪里艰苦，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干部的身影。他们一人下去，身兼数职。在野外，无论是经过枪林弹雨、身有枪伤的老党委书记，还是学生出身、体质文弱的工程师，都和队员们一样跋山涉水，一样睡帐篷，一样吃牛粪烤饼。多年来已被中断和淡忘了的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优良传统，在第一测绘大队却兴盛不衰。
1980年的一天，忽而风雪弥漫，忽而冰雹倾泻，只见5位身背测量仪器器材的人艰难跋涉在白雪皑皑的天山上。遇到悬崖陡壁，一个拽一个翻过去；遇到冰大坂，他们时而爬行，时而跪行；遇到没腰的厚雪，无法行走，大家挨个滚过去。谁被雪埋住，大家齐心协力拉出来。裤子湿了，手脚冻僵了，大家互相搀扶，来回蹬过刺骨的冰河。
谁也不会想到，这5个人全是一大队的中队以上干部，平均年龄48岁，他们组成临时小组，在天山腹地施测重力。其中年过半百的大队党委书记焦凤山，与大家一样，晚上把所有的衣裤盖在身上，还冻得不能入睡，他们便把石块烧热，用纸包起来，放在被窝里取暖。不用谁指挥，配合默契，因为大家都是干部，同时又都是普通的测绘队员，一样的吃苦流汗，一样的完成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他们完成任务相当于两个月的工作量，且质量全部优良。
1986年夏，天气格外炎热。在郑州测绘学校院内，一车车满载的钢标材、水泥、铁丝被卸下，经分类整理，又一车车装好，驶往各作业小组现场。装卸车的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身穿旧工作服，大声吆喝着，拼命地干着，汗水在仆仆风尘的脸上冲下道道印痕。课余围观的学生悄悄议论：真差劲！干这么重的活，尽雇些上年纪的人。原来，这些“临时工”都是一中队的中队干部、老工程师。
队干部吃苦在前，严于律己。大队长何汉屏在为大队购买汽车时，谢绝了售车单位付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回扣；相反，在购买国库券和公债时，他比谁都积极。历年来，队领导和科室人员所拿综合奖金都低于中队奖金的平均数，而中队干部的综合奖金也低于作业小组奖金的平均数。按规定，近两年奖励给大队领导3000多元奖金，可队领导把这些奖金全计入大队经费中，谁也没有领取。
一大队的党员人数占职工总数的1／4，在先进生产者的行列中，党员的名字竟占了4096，他们身为先进而不居功自喜。曾测量过托木尔峰、又参与南极科考、三次受到国家表彰的总工程师、党委委员刘永诺感慨道：“我被评为先进，实际只是测绘行业集体代表罢了，因为每一个测绘队员都是这样不顾一切地流血流汗，有的干了一辈子比我还出色，可他们没得到过什么荣誉。”
英雄群体的雕像
横空出世的珠穆朗玛峰，其高度一直是个谜，各国“探险队”、“考察队”企图求得珠峰的精确高度，均因自然环境险恶，无法取得第一手资料而失败。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向珠峰挑战，一大队派出杨春和、薛璋、郁期青、陆福仁、吴泉源、张志林、梁宝根、邵世坤等人参与测量。在大本营，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他们郑重地举手宣誓：为国争光，精确测定珠峰高程。
寒星在夜空闪烁，测绘队员身背60斤重的仪器，顶风冒雪开始上山突击。他们用结组绳连接着，走在前面的人用冰爪刨出一个冰窝，为后面的人开路，高山缺氧，心跳、气喘得厉害，走一步滑半步，每走几步，要伏在冰镐上大口大口喘气。虽然很累，但不能坐下，这一起一坐更消耗体力。这还不说，强烈的紫外线被银白色的世界交叉反光，灼人肌肤，才几天功夫，嘴唇干裂起泡，层层脱皮，直到第3次长出新皮才能适应高原的照晒。就这样，他们还要随时防备头顶上那一团团像楼房大小的冰崩、雪崩、岩崩；脚下有明有暗、深不见底的冰裂缝……
当时年届40的薛璋和其他三人，在高山上作大地折光试验时，都患了高山厌食症，头疼恶心，没有食欲。每天只能喝点炼乳：整整8天，4个南方人才吃掉1斤多大米，而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下山时人人脸盘小了一圈，更严重的是三次来到珠峰测量的郁期青，在山上发烧41度，患了严重肺水肿和胸膜炎，昏迷不醒，被抬了下来……中国登山队在珠峰竖起红色觇标，终于测出珠峰的精确高度：海拔8848．13米。面对这让中国人自豪的成功，疲惫的他们，只能用胜利的手势和眼神表达内心的狂热！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华大地的赤子们，对于这一点有着不同常人的深刻理解。
新疆南湖戈壁，听起来像个美丽湖泊的名字，实际上是干涸的沙漠，人称“死亡戈壁”。就连素有“沙漠之舟”称誉的骆驼，也在这里扔下具具白骨。1990年5月初，一大队第二中队三组的10名队员又进驻南湖戈壁。他们心里明白：万一水供应不上，万一汽油没了，车坏了……后果不堪设想。六十年代，本大队吴昭璞牺牲的一幕幕又在队员们脑海重现……
那是青年技术员吴昭璞率领一个水准组在南湖戈壁作业。当作业组离水源足有百里远时，偏偏水桶漏水了，在这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吴昭璞果断命令：我留下看守仪器资料，其余同志马上撤离！仅有的一壶水，硬让带走，他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在戈壁滩上同难忍的干渴作斗争。两天后艰难撤出的同志，背上水，拼命扑向沙漠深处，然而，眼前的情景使队员惊呆了：吴昭璞的工作服严严实实地盖在测量仪器和资料上，所有的墨水被喝干了，所有牙膏被吃光了，这位英雄的嘴里、鼻孔里满是黄沙，双手深深插进沙子里，身体倒在灼热的沙堆上，尸体萎缩成一具木乃伊……这天正是5月1日，中国的这位普通测绘队员就是这样，把生命之花奉献给了世界劳动人民这伟大的节日！
每当忆起这位测绘英雄，三组的队员们便充满信心，义无反顾地向“死亡戈壁”进发！
这里没有一根电杆，没有一丛红柳，俨然一个空旷、寂寥的死亡广场。队员刘建被翻毛皮鞋磨破了脚，只好换了双布鞋，然而戈壁的热力很快穿透薄薄的鞋底，烫得他双脚不停地跳。张朝晖一天喝了两壶水，他想排出体内有害物质，可小便了好一会儿，尿道灼疼，这才挤出几滴金黄色的液体。
水，越来越少。刚出锅不久的馒头，一下就干透了，他们干嚼着馒头，每咽一口，就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队员们浑身已无汗可出，只有血管里还有液体在流动。晚上收工归来，个个舌头无力地耷拉在口里，谁也不想说话，只用眼神和点头来交换信息。
整日做饭守在火炉边的郑培民，热得干脆不穿衣服，向茫茫戈壁展示大西北人的阳刚之美。大伙儿一见，纷纷效仿，顿时，帐篷内外出现了裸体一族……
就这样，这群年轻队员，靠奉献，在这“死亡戈壁”上把自己变成一株株生命的常青树，交织成大地绿色的经纬线。
有一个队员曾说道：“初进队，领导给我们上的头一堂课，就是野外测绘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队伍，有着同军人一样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党指向哪里，他们便打向哪里。他们不光要与酷暑严寒、低压缺氧、冰崩雪崩、洪水猛兽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五六十年代，他们还要与土匪特务作斗争。
钟亮其，从部队复员进队三年入了党。1967年7月，他随小组来到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腊子口一带作业。一天，小钟给小组取粮取款，当他走到白龙江的一座桥上时，5个土匪前堵后截，猛扑上来，他用于防身的手枪被夺走，他拼力格斗并把全部子弹扔入江中。土匪刑讯逼供一天多，企图抢夺测绘小组的枪支，但为了保护同志，小钟只字未吐。最后，恼羞成怒的土匪将他残害在江边。当人们找到他的遗体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瞎，另一只眼却怒目而视，脸上和身上到处是刀扎刀刺的伤痕。这位烈士后代，家中的独生子，年仅27岁，竟牺牲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
36年，36名牺牲者，有因工作积劳成疾病故的，有被活活冻死的，有从崖上摔死的，有被雷电击死的，有被洪水淹死的……他们中有的死得壮烈，有的死得平淡，但他们都是牺牲在光荣的岗位上！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被追认为烈士，大多数死后连块石碑也没立，但在祖国测绘事业的功劳簿上，将永远铭刻他们的名字！那各种地图、数据正是他们一腔热血的结晶，那一座座山峰，那遍布祖国大地的测量觇标，正是他们永恒的丰碑！
牺牲了的同志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其他测绘队员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动力和楷模。仅有400多人的队伍，就涌现了全国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杨承忠、全国先进工作者刘永诺、省劳模杨春和、王育城、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徐崇利、刘晓东等英雄模范。
测绘队员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然而，测绘队员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又何尝不是英雄。
今年5月，共产党员、青年司机强徐林匆匆赶回家，看望已患绝症、生命危在旦夕的父亲。病床上，躺着面容焦黄、枯瘦、被病痛折磨得失了形的父亲，作为儿子，一股强烈的负疚感向他袭来。然而，另一种力量也在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那就是他所在的测量中队已赴新疆作业，他是司机，晚去一天，小组的工作就要受损失。自古忠孝两难全，尽忠还是尽孝？他毅然选择了前者。5月28日，他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生养他的父亲，急速赶赴新疆。他走后第4天，父亲去世了。
有一年，党委书记杨承忠带领4个人要到新疆作业，不料，这时杨承忠的爱人患支气管扩张咯血，加上仅1岁多的孩子并发高烧，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西安又无亲戚，但为了工作，杨承忠狠心留下重病的妻子和发高烧的孩子，这—走竟是大半年啊！家里的重担交给了妻子，能不能挑，挑得起挑不起，都得硬撑着挑。这就是测绘队员的妻子！
有位司机的妻子，在预产期前几天给出测的丈夫发了好几封电报，催他回来，可接到的回电却是：工作需要，难以赶回，保重。在临产的最后时刻，妻子只好拖着笨重的身体去医院。结果，孩子出生在公共汽车上。
炎夏，下班后急匆匆赶着接孩子，隆冬夜，抱上发烧的孩子去就医。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许多测绘队员的孩子都是绑在床上长大的，无怪乎，将爸爸叫“叔叔”、“舅舅”的事常有发生。这一切，做丈夫的最能体味“十五的月亮”那首歌，每当唱起，五尺男儿个个心潮起伏，热泪横流，测绘队员的妻子是伟大的，任何赞美的语言放在他们身上都不过分！
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段纵深的历史，他们每个人都有讲述不完闻所未闻的故事。
远山在召唤
有人说，测绘队员就像长年累月在沙漠中负重跋涉的骆驼，把生命一辈子交给了辛苦、危险，甚至随时都有牺牲可能的测绘职业。
还有人说，测绘队员就如同他们树立的觇标，所到之处，永远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总是去叩自然王国的大门，总是耕耘着处女地。
然而，还有一点，是无法比喻的，那就是高科技和高体能的结合。干测绘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常常要背负几十斤重的仪器器材，在野外有时爬到六七千米高搞科考。
是职业锻炼了他们的体魄和意志，又是体魄和意志满足了职业的需要。他们开创了人类生命的奇迹，创造了无数个人的生命之“最”：
最冷的地方达到零下40摄氏度，可他们操纵仪器却不能戴手套；
最热的地方达到50摄氏度，热得一个人一下午要喝40斤水；
最高的地方达到海拔7050米，即使平卧休息，其心脏负荷相当于内地干重体力活，他们还要身背仪器搞测量；
蚊子最多的地方是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匹白马身上爬满蚊子成了黑马，黑马在地上打个滚，又变成红马。
工作环境恶劣，待遇不高。他们却毫无怨言，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几十年如一日？
15年后的今天，郁期青笑着说：“那年测珠峰，我差点去见马克思。但我丢心不下这测绘事业。就说测量珠峰，我一心想着为国争光，哪怕撂倒我这100多斤，也在所不惜。”
青年助理工程师徐崇利说：“我刚进队时，以为测绘可以游山玩水，干了才觉得很苦，也想过调走。可测绘总得有人干，干得时间长了，也品出其中滋味：跑遍祖国人迹罕至的地方，一般人看到的，是画出的平面地图，而留在我们脑海里的，是祖国山河的立体图，我们所领略的无限风光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
是的，他们向往野外出测那种豪爽、粗犷、富有阳刚之美的生活；他们珍惜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干群齐心协力、同甘共苦的纯真友情；他们思念茫茫雪山上那像水晶宫样奇妙的冰塔林：他们常常忆起测量之余，大伙在水草地里骑马追鱼、露天里电影会餐、青藏高原上赛篮球的浪漫日子……
远山在召唤，声声催征人。这些中华大地的赤子们，已满怀豪情地张开了双臂……
中铁一局职工
流向延安的血脉
一寸一寸向延安伸延的铁路，分明是筑路大军流动的血脉……
“呜！——”火车那长长的汽笛声，回响在洛河两岸。那钢铁巨人般轰隆隆的脚步声，惊醒了这块沉睡千百年的黄土地。
成群结队的陕北父老，像迎接当年红军队伍那样，满怀喜悦地迎接他们盼望了几辈人的火车！
有的老汉、大娘含泪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巨大的车轮，久久不愿离去；有的背着铺盖卷儿，赶几十里山路，干脆住在路边，欣喜地观看那巨大的铺轨机将铁路一段一段地向前伸延……他们连做梦都在想、在盼、在望的火车，真真切切地开来了。
可谁知，承担这条铁路修建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5000多名建设大军，像当年党中央在陕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一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拧成一股劲，拼出一条路。至今，已有10多位建设者长眠于西延铁路旁的黄土里，身负重伤、轻伤者难计其数。他们是以怎样的大智、大勇、大苦来修筑这条老区人民心上的铁路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