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儒边沁之论政治也，谓当以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此论近世之言政学者多宗之。夫立法即政治之本原也，故国民之能得幸福与否，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皆不可不于立法决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权者，必务立其有利于己之法，此理势所不能免者也。然则使一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众人操其权，则所立之法必利众人。吏之与民亦然，少数之与多数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论善恶也，一人之自利固私，众人之自利亦何尝非私，然而善恶判焉者，循所谓最多数最大幸福之正鹄，则众人之利重于一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夫诽谤偶语者弃市，谋逆者夷三族，此不问而知为专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妇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数妻，此不问而知为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隶不入公民，农佣随田而鬻，俄国旧制如此此不问而知为贵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许自由，祭司别有权利，此不问而知为教会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固无待言。虽然，亦不过立法者之自顾其利益而巳。若今世所称文明立法，如人民参政权，服官权，言论、结集、出版、迁移、信教各种之自由权等，亦何尝非由立法人自顾其利益而来。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渊者，以前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反，而后者之私利，与政治正鹄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国，皆民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然则虽以一二人操立法权，亦岂必无贤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国民之公益者？曰斯固然也。然论事者语其常不语其变，恃此千载一遇之贤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
且记不云乎，代大匠斩者必伤其手，即使有贤君哲相以代民为谋，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谋之尤周密而详善，有断然也。且立法权属于民，非徒为国民个人之利益而已，而实为国家本体之利益。何则？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幸福，即国家之幸福也。国多贫民，必为贫国，国多富民，必为富国，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达因曰：“国家发达之程度，依于一个人之发达而定者也。”故多数人共谋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数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浸逼浸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立于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界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英国、日本，是其明证也。君主依国家之尊严而得尊严，国家依国民之幸福而得幸福。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畀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畀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极为彼所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复辙，可为寒心矣。此欧洲日本之哲后，所以汲汲焉此之为务也。
(新民丛报策二期，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此篇与着者数年前之论，正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着者识绪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乎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虽然，以今日之脑力眼力，观察大局，窃以为我辈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巳，若种与教，非所亟亟也。何则？彼所云保种者，保黄种乎，保华种乎，其界限颇不分明。若云保黄种也，彼日本亦黄种，今且然兴矣，岂其待我保之；若云保华种也，吾华四万万人，居全球人数三分之一，即为奴隶为牛马，亦未见其能灭绝也。
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孳生十倍于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种之事，即纳入于保国之范围中，不能别立名号者也。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今试——条论之。
第一论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与国不同。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更无国，故国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则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于人者也。
以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战胜外道，愈磨而愈莹，愈压而愈伸，愈束而愈远；盖其中自有所谓一种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者，以嘘吸人之脑识，使之不得不从我，岂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则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罗门教，阿刺伯之回回教，虽一时借人力以达于极盛，其终不能存于此文明世界，无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说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远过于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专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国不在此数，国者无意识者也，保国实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圣贤豪杰而人类之导师也，吾辈自问其智慧能力，视教主如何，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亵教主耶！此不当保之说也。然则所谓保教者，其名号先不合于论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论孔教之性质与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论者，闻西人之言曰支那无宗教，辄怫然怒形于色，以为是诬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为何物也。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从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猪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耶教受洗时，必诵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论。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孔子则不然，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异于群教者在是。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未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不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则以吾中中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豴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子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着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巳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也，以云是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
第三论今后宗教势力衰颓之征
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今日耶稣教势力之在欧洲，其视数百年前，不过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国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为尊荣，今则帝制自为也；昔者教皇拥罗马之天府，指挥全欧，今则作寓公于意大利也；昔者牧师神父，皆有特权，令则不许参与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
其在学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权属于教会，今则改归国家也。
哥白尼等之天文学兴，而教会多一敌国，达尔文等进化论兴，而教会又多一敌国；虽竭全力以挤排之，终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迁就其说，变其面目，以弥缝一时也。若是乎耶稣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诚有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者，以千数百年之势力，必非遽消磨于一旦，固无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稣教即能保其余烬，而亦必非数百年前之面目，可断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仪式，为效颦学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或曰，彼教虽浸衰于欧洲，而浸盛于中国，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仅利者。中国人之人耶教也亦有两种类：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国救士以抗官吏武断乡曲者。彼其真传效、真信教者，则何害于中国；耶教之所长，又安可诬也。吾中国汪汪若千顷之波，佛教纳之，回教纳之，乃至张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纳之，而岂其有靳于一耶稣。且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而畏之如虎，何为者也。
至各国政府与乡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此又必非开孔子会、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则学格兰斯顿之予爱兰教会以平仅可也，学俾斯麦、嘉富尔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
第四论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论者，自谓所见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适相刺谬也。今此论，固不过一空言耳，且使其论日盛，而论者握一国之主权，安保其不实行所怀抱，而设立所谓国教以强民使从者。果尔，则吾国将自此多事矣。彼欧洲以宗教门户之故，战争数百年，流血数十万，至今读史，犹使人毛悚股票焉。几经讨论，几经迁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条，着诸国宪，至于今日，各国莫不然，而争教之祸亦几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国民品性趋于高尚，若特立国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权利；国民或有心信他教，而为事势所迫强自欺以相从者，是国家导民以弃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论，此为最要。一以使国家团体归于统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国中有两教门以上者，恒相水火。而其尤要者，在画定政治与宗激之权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属世间法，宗教属出世法，教会不能从其权侵政府，固无论矣，而政府亦不能滥用其权以干预国民之心魂也。自由之理，凡一人之言论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权者，则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何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无损于人者也，故他人与政府皆不得干预。故此法行而治化大进焉。吾中国历史有独优于他国者一事，即数千年无争教之祸是也。彼欧洲数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费于调和宗教恢复政权之一事，其陈迹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国幸而无此豵豶，是即孔子所以贻吾侪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复辙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吾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第五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
欧洲之所以有今日，当由十四、五世纪之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笼，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竖矣，而皆把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设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如群豷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夫天地大矣，学界广矣，谁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为者，无他，暖暖咮咮，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进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阗溢于编中，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见巳乎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巳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苏格拉底未尝坐输船，而造输船者不得不尊苏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尝用电线，而创电线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势所当然也。以孔子之圣智，其所见与今日新学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纳入之，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
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为虾，而自为其水母，而公等果胡为者？然则此术保教者，非诬则愚，要之决无益于国民可断言也。
第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