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成绩卓着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很早就显示出“百科全书”式的气派。尤其是在他生平的最后十年，达到学术上的高峰期，大量有一定价值的学术着作接连不断地与读者见面。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具有重大的影响。
1920年后，他与近代着名学者王国维一起担任了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并兼任南开等几所大学的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奔走于大江南北，在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武昌、长沙等地作了大量的学术报告和演说。在大学讲坛上，他传播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理论，传授了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讲授了10数门历史、文学、哲学等课程。他渊博的学识，勤奋好学的作风，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吸引着大批青年学生。他在晚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盛名的学者，并在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上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1922年就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课，1925年正式被聘为研究院导师，开的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他在清华时期写成了《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
此外，他还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系统讲学。教学内容被整理成《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在传授知识方面，他除了给学生们讲解他在晚年所研究的学术新成果外，特别注重给他们讲授治学方法论。这一点对培养研究生这类高级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对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如果没有正确的、有效的治学方法的指导，那么要在学术上、科学上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是极为困难的。
他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大量讲演，包括的方面是很广泛的，有政治性的，学术性的和教育理论方面的等等，自然其中有不少积极的东西，但也有相当多的消极因素(因为晚年的梁启超在政治上是保守和落伍的，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糟粕较多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年1月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完毕后的一次告别讲话：《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他指出“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以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学生则也“以顾客自命”。当前全世界的青年由于对社会的凄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精神无可寄托”，即所谓“精神饥荒”。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往往不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而只是“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
梁启超认为：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则在东方(中国与印度)找材料。因为“东方的人生观，无论在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物质生活不过是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最要紧的是人要求得到精神生活上的绝对自由。东方的学问道德，几乎全部是教人如何过好精神生活，“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
梁启超的这次讲演，意在指责当时教育的弊病，并提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希望能够给当时的青年学生指点出路，出发点是不坏的。但是，从学术观点来看，他的“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他企求用“解脱”的办法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这是消极的，不足取的。
梁启超晚年从政界转入文教界，他在政治上保守、倒退，在学术上却获得很大的成就，也培养了一批在中国学术界颇有造诣的人才。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尤其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愧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