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认为《合作的教育学》一文有片面性，“此文作者反对强制的教育方法，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们却忽视了教学和教育中对学生合理要求的思想。我们知道，只有把严格要求跟高度尊重个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并且培养学生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才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同时，合作教育学的主张者“用从学生的个性出发取代对学生‘个别对待’的思想，也未免太绝对化了”。
“片面性的工作态度的特点是：不是强调严格要求，就是强调合作;不是分数决定一切，就是完全取消分数;不是只注重理论，就是只注重实践;不是只要综合技术教育，就是只要职业技术教育，等等”。
3.巴班期基等指出：“苏联教育科学院不主张提出硬性的教学法建议，要求所有的教师只按照一种教学法工作”。并称，教育科学院一向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有人宣称“苏联教育科学院的学者们站在实验教师们的对立面，对他们的经验保持沉默，”那就是“无稽之谈”。推广一种“包治百病”
的丹方是不对的。
还指出：要求贯彻苏共27大文件精神：“使科学面向实践，实践面向科学”。
(二)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某些学者对《合作的教育学》大讨论的意见
4月22日，随代表团访问了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除了解该院办学方针、科系专业设置等问题之外，也谈到当前《合作的教育学》大讨论问题，想听取他们的意见。
该学院副院长在谈话中说：
当前看来，《教师报》是最革命的报刊。戈尔巴乔夫曾说：改革就是革命。现在各种宣传工具对《合作的教育学》的讨论特别感兴趣，《教师报》是直接参与者。讨论的发起在半年前开始，即去年月18日，而最有意义的是现在，昨天又发表了三篇文章。如果说过去的报导只限于几行文字，现在宣传合作教育学已成为该报的旗帜，处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对于报纸和整个社会都是好事。如果你不读这种报纸，你就会变得保守。昨天刊登的是一篇持反对立场的文章，是马尔柯姓的副手尼坎德洛夫写的。[注我认为，传统教育学就包含合作教育思想，问题在于现在出现的革新家使这种教育思想出现了变化。例如，奥格涅夫是历史教师，岗查洛夫是数学教师等等，这些人有革新的教育思想。
我们全力支持合作教育学思想。我们向师范生讲合作教育学，让他们懂得合作教育学是从教师的实验和经验中产生的。这种革新家不止是那七个发起人，多得很。教师的实践经验是宝贵的，能发出灿烂光芒。
师院副院长认为：
当然，我们不能片面地看待合作教育学问题。合作教育学观念在传统教育学中已经出现过，但是教育科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新事物或新的方面。我认为教育科学院是片面地理解和对待现在的合作教育学的。
坦率地说，我对《教师报》支持合作教育学鼓掌欢迎。
该院一位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女)说：
我们教研室教授都是从基层学校上来的，都是教师出身。我们理解合作教育学思想。我们师院有五个副博士，取得学位以后，当学校教师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合作教育学的积极支持者。例如，拉吉尤诺夫，原是我院副博士，现在当物理教师，是主张合作教育思想的人物之一。
师院副院长接着说：
我认为，教育改革和科研要在这次争论中找出路，因为我们应该按照新的方式方法工作;而创造新的理论思想也是在争论中出现真理。《教师报》就为这种革新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
如果说，教育科学院在理论上一切都明白的话，而普通教师对好多理论问题是不明白的，普通教师却对这些革新家的新思想极为欢迎，他们对革新家们象上帝一样的崇拜，因为他们看到革新家教师们的教育效果那么高，知道了他们改革的出路在这里。革新家也是一般教师，而他们的革新成果却是一般学校所达不到的水平。
当前，我们有些学校越办越不好，这是一种不良的趋势。我们是不应该倒退的。
教育是科学，又是艺术，需要研究和估计到学生个性，解放个性，形成他们的个性，培养创造能力。我们的学校办得还不好。
关于苏联学校教育的缺点问题，《教师报》1986年12月6日发表《学者们赞成合作》(学者座谈会的报导文章)一文也谈到：“我们对实践、对儿童行为的影响软弱无力，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理论依据。”又说：“真理的标准存在于实践之中。学院式的教育理论取得的实际效果甚微。可以提出新的理论来取代它们，然而检验新的理论的标准仍然是实践”。
(三)列宁格勒市国民教育总局局长对于《合作的教育学》的意见
4月23日列宁格勒市国民教育有总局局长接受代表团访问，谈到合作教育学问题时说：
我们支持合作教育学主张，支持这些革新家的改革，当然，我们内部有些同志的态度是不同的。
我们市有许多高水平的教师，他们是革新家，也是教科书的编者，参加了全联邦的或市属的教学委员会工作，如化学教师马赫兰、历史教师伊利英，还有的是文学教师等等，都是知名教师。
这些革新家的教学法有许多是很宝贵的，实际效果高;但又不是所有的方法和主张都是正确的。
至于其它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人的态度，看来是各异的。据《教师报》1986年10月30日编辑部发表的文章报导说：有些视导员投信指出，与广大教师热烈支持合作教育学的态度不同的，是教育行政部门某些领导人对教育革新家的新思想、新方法的“蔑视态度”，他们“没有与广大教师一起拥护新思想的决心，也不说反对”，“害怕发表与上级指示相违背的意见”。
编辑部11月15日文章还指出：这些领导人之所以不能接受新思想，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新思想，而在于他们害怕这样的改革。“这些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官职，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工作方法;他们事无巨细，没有上级指示，均不表态，生怕说错了话丢掉官职，因此，对新思想不敢说‘反对’，但也不能说‘拥护’”。
(四)某些苏联研究生(青年)的反映史根东同志在访苏期间，接触了若干学生，大部分是苏联副博士研究生。他们的许多看法值得我们参考：
1.我们不可以把合作教育学的大辩论看作是苏联教育科学院一方与革新家一方的矛盾，目前有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全面。
事实上，苏联教育科学院学者内部对待这些教师革新家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很不一致的。
大辩论所暴露的矛盾，实质上是整个苏联教育界、教育科学界的革新与保守的矛盾，是教育改革深入发展过程中新与旧两种教育思想的矛盾。同时，革新家们在理论上也并不是完善的，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因此，整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要改革教育，就要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用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方法。
2.所说的“合作教育学”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思想，最早有过新西伯利亚的新经验，利别茨基城的新经验，主张打破五段，四段教学模式，促使师生之间建立合作性质的、和谐融洽的关系，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教育质量。50年代大规模地通过实验，研究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时期已提出过合作教育学的思想。
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当前学生的学习过程缺乏独立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三点是要害;正是在这些方面，此次革新家们创造了大量经验，不可忽视。
苏联教育科学院的某些学者，如巴班斯基等人，长年从事理论研究，业已有一套理论模式，排斥新东西，借口教师中的革新家们理论思想不全面，而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这是值得重视的。
注：指Н·尼坎德洛夫发表于1987年4月21日《教师报》上的《致教师报编者的公开信》，Н·尼坎德洛夫现任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一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