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张江镇是我的出生地，但从记事开始我已在南洋新加坡了。那时父亲领我到新世界游乐场玩，每当看到摇着铃、手推的冷藏车经过，父亲定会买冰淇淋给我吃。早上父亲常带我去咖啡馆吃牛奶面包，还要另加一块巧克力金币。
乌节街周边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全是广东人，我是每天和他们滚打在一起，慢慢也学会用广东话和他们对话。不过这是在若干年后母亲提起，可会讲广东话我自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被父亲绑在树下，事因是有的大孩子爬到树上采摘一种叫“大马利”的果子，有落在地上的我们几个小的去捡来吃。父亲知道后才管教我的，父亲很严厉连母亲讨情也没管用。这些时日我有父母疼爱是最幸福的，可为什么竟是那么的短暂！父亲患上吐血症，虽经医治，病情仍然恶化。当父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只见父亲闭着眼，像睡着似的。母亲流着泪，抚摸着父亲的手，轻轻地摇了摇，可父亲什么反应也没有。之后父亲被送进了太平间。那时父亲尚有气息，可医院就是这么不人道！母亲是悲痛欲绝，搂着我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们决定回老家，搭乘的轮船离开了新加坡这块伤心之地后，就航行在南海神奇之中。晚上远远望去全是星星点点，我好奇地问母亲，也许母亲也说不清楚就骗我说是老虎的眼睛。我知道老虎很凶猛，老虎的眼睛闪闪发光，母亲说的我当然信以为真。小时候的星星点点联系到现在种种，南海岛礁之多胜似水下龙宫。看似茫茫大海，可到处点占着美丽的岛礁。若无灯塔航标指引，航船岂不危险。轮船在香港码头停靠许时，乘客有上有下。接着轮船进入东海直接驶往上海黄浦码头，我们再转乘小火轮直达张江镇。
到了张江母亲是回了娘家，外祖父母一见到我们娘俩既爱抚又怜惜，决定把我们留在身边。我的外祖父可以说在当地是个土地主，宅基很大，房屋很多，里庭心外杨门。最盛时有七十多亩土地。大舅父是学医的，为了替大舅父开药铺卖掉了好多地产，不幸的是大舅父英年早逝，药铺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外祖父几乎把值钱地块都抵押掉了。外祖父子女共七个，母亲是最小的。嫁女时家道早已中落，现在外祖父仍腾出几块田来让母亲种田活命。外祖父母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百般照顾，否则我们的生活很难维持。记得那年我已在张江小学读一年级时，母亲把种粮棉的地改种了西瓜，因为西瓜是经济作物，收获自然也多。当西瓜成熟时，表哥就会拉着我一起去望西瓜，防止偷盗，但如碰上日白强盗就没辙了。有次四个伪军背着枪闯进了瓜地，他们拣大的就采，见是生的就丢，成熟的好瓜也只挖了心吃。表哥和我都是敢怒不敢言，眼见他们吃饱后抹抹嘴扬长而去。
当天采摘的瓜，第二天天还未亮母亲就得黑黑里挑着重担到离十多里远的浦江边集市叫卖。如碰到日本兵检查找茬那就倒霉了，随时会发生西瓜被砸烂的惨境。为生活母亲是拼命挣扎，我是母亲的全部唯一希望。母亲管教很严，时常叮嘱我要争气，要用功读书。母亲有多希望儿子日后能出人头地，风光做人。
我的一个姨母在虹口长阳路开米店，她对我母亲讲，种田太苦收入也少，现在上海有很多人都在跑单帮很能赚钱，说是由她先出资，赚了钱大家分，以后赚多了母亲就可以独立做了。还说外甥就由她先照顾一下，母亲当然是高兴，打心底里感激亲姐姐的恩情。这年我就在长阳路附近的小学就读二年级。课程中有一门是日语课，读的竟是初中课本。我之后再也没接触过日文，但对日本的五十个字母尚有记忆。现在只能背诵“啊依乌爱喔”等二十五个字母了。可见日本侵略者除了杀人放火殖民统治外，还到处强化皇民教育，尤其对孩童，用心良苦。
过了一年，也许是母亲赚不到什么大钱，或者是我脾气倔强和表哥相处不好，姨母要母亲把我送进一所福利院。说那里有吃有穿有书读。本来我们母子是寄人篱下，母亲是别无选择。
上海福幼院坐落在黄浦江边的董家渡路上，是美国基督教会开设的一所孤儿院，院内确是供吃穿供住宿，还能分班上课。我进去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里面老师很多。院长名叫董斌，约近五十岁的男性，因为是独眼龙，常年戴一副墨镜。院长很威风，院内有辆黑色轿车专供他使用。院长很威严，他有根檀力棍子，专打违规学生。有次半夜三更把学生全召集在院子内听院长训话，说有个学生偷盗储藏室里的食品被抓住。院长当场打给我们看，结果被打得皮开肉绽进了病房。在院内我们都是穿着破旧衣服，吃的是一日三餐全是薄粥，很少有荤腥。生活上每个学生都是自理的，因为不懂得卫生，几乎每个学生衣服上都有老白虱，女孩子更是头发上还长虱，但院内根本不当一回事。本来大家都是孤儿么不觉得什么叫苦，反正一到周末有露天电影，放映的都是美国卡通片，看的我们都是乐呼呼的。每年四月四日儿童节，院方会组织全体外出活动，这时每个人都一律换上新的白衬衫、背带裤、黑袜子、白跑鞋。军乐队在前面开路，一路浩浩荡荡最出风头的了。有次去天蟾舞台集合，看了很多文艺节目，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在台上演讲。他们的国语讲的很动听，全场都为他们的天才而热烈鼓掌。
五年级的学生都得参加童子军，我还被吸收进了军乐队，指定我学的是吹笛子，但西洋鼓我也学会了。童子军的服装是非常漂亮的，装饰是极豪华的，衣服都是米黄色防水卡做的，头上戴着橄榄帽，还背着铜盆帽，有肩章、蓝白双色领巾、长筒黑袜、高帮黑皮鞋。乐队队员各执乐器，普通童子军扛一根长棍，大小头儿都佩戴着匕首。行军时步伐整齐，威风凛凛，吸引众多眼球。逢到升旗或迎宾吹奏敬礼号，行军在群山间吹过山号，如参加婚丧喜事，喜乐哀乐各种曲调尽能吹奏。到了六年级就成为正式乐队队员了，顶替原有队员参加各种活动，乐队是经过精心培育的，是上海福幼儿的一支王牌，对外颇有影响。黄金荣、杜月笙做寿我们都被邀参加堂会。有个叫陆梅生的竞选国大代表，我们乐队开着美国卡车吹吹打打在马路上帮着散发竞选传单。院长就是这样拉关系来提高名望，扩大影响。一个孤儿院能培养出如此好的一支乐队，外界定会想象里面的孤儿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院内有个很大的储藏室经常要整理，搬堆物品。总务处的老师常从我们六年级抽人帮忙，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搬货的人趁老师不注意，把整箱整桶的往外塞，外面早有配合的帮手，把东西偷到教室内，事后大家享用。这些外国罐头食品明明是慈善物品，应该是给我们孤儿吃的，可我们非得偷才能吃到……
我们六年级的教室是在一幢美国活动房的顶头，因为搭建在操场的旁边，所以和其他教室离得较远，相对来讲也比较清静。在我们教室内有一扇边门，里面也许是个大仓库，我们每天在教室内看到这扇门被一把老式铜锁锁着，大家都很想看个究竟，就是进不去。有天我把铁丝做成钥匙，试了几次，终于把铜锁打开了，原来里面似乎是个破烂仓库，破旧衣服到处都是，一大桶一大桶堆放的全是奶粉，已经结成硬块了。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奶粉打碎了大口大口的吃，把好的衣服穿上身，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比原来穿在身上好的就是好。不过这种危险事情只有我们六年级的学生敢做。如果被发现那还了得，全班人非得被打得半死，我是首犯的那就更惨了。
小学毕业后，我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被派去学生意，我离开了福幼院寻找母亲去了。母亲仍住在姨母家跑单帮。母亲见我已长大成人，自然欢喜。母亲要我继续读书，所以我就在提篮桥一所中学上了初中。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被姨夫派去代表商界参加游行队伍，人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迎接大上海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