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在一个组织山河日下的时候，最最艰难的时刻。
你不知道你的同僚会不会打着主意卖你，如果有一个幸运儿依靠卖身投靠，得意洋洋的上台领奖，而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其他人算作投名状卖掉。
对组织忠诚是一回事，但榜样的力量是无尽的，南宋皇帝恭宗被俘后，谁也不知道真假的投降了，当然，一个5岁的孩子啊，但那种情况下，有了投降理由的大宋儒生们，除了文天祥陆秀夫少数人，还不是纷纷投靠？
是汉人不能打吗，当时的忽必烈与兄弟争位，旗下蒙古军摆烂，主力作战的，完全就是汉人军团，硬生生将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打垮。
这是最可笑的事情，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儒生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却肆意掠夺，毫不在乎自己下台后，大宋的命运如何，硬生生将一个绝世大国，变成了发挥不出实力，人力只能输送给敌人的存在。
当然，最重要的是，现在占据帝都的家伙们，怎么说都是一群中国人，这一点，虽然帝都的消息，传到了广东后，基本上都变成了第七第八手消息了。
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在无数假消息里分析出真新闻，不能如此做的，都已经挂掉了。
曾经有一位三国邓艾将军，他灭亡了有名的刘备的蜀国后，还想着去做些事情，上面给他发来诏书，内容却惊悚的很，“……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
看起来都是溢美之词，放到后世不懂事的小白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懂行的人看起来，但是，白起最后是凉了的，韩信死在女人手里，真是寒心，周亚夫死掉，唯独一个吴汉早早下岗，还算没事。
司马昭用这么明显的话，就是告诉邓艾，你快了，你快凉了，爱卿，这是一道智商测试题啊，做不出来就送命了。
这种时候，聪明人都已经知道，该如何办理了，事实上，当时只要稍微读过点书的人，看见这几个杀气腾腾的例子，这就好比是赞美人，你就好像是赵高，蔡伦，魏忠贤一样，你看听的那个人打你不。
画外音，这种政治觉悟上要求极其高的技术，是许多情商不足的技术性官僚死亡的关键，无论是古今中外都让无数英雄好汉饮恨当场，这是天生的，没得治。
对于深谙如此的人来说，其实说的话很简单，虽然相隔千里，但帝都方面似乎打算蚕食吞并，慢慢对付，这也是很奇怪的。
叶国泰无法理解的是，其实就是对子统治力没有信心的情况下，长老们用的是最笨的法子，修建铁路，只去统治和影响铁路线周边交通线内的领土。
普通人，缺乏统治阶级敏感能力，不善于对细腻的地方事务进行分化管理，又缺乏一个可靠的团队的时刻，以力破巧是最简单的。
叶国泰虽然难受，不过却也不是他在难受，大家难受才是真的难受嘛。
好在包公公对于索取什么东西，要求承诺之类的毫无兴趣，承诺这玩意，就是用来违反的，反而对于各种娱乐，以及哪里有什么古董店，字画店更有兴趣。
此时是未经后世摧残的大明末世，什么唐伯虎啊，祝枝山呢，都还有作品大量流传，不说别的，唐伯虎活着的时候，字画连送都没人要，江南的文人太多啦，人家都是用钱买高官的字画作为润笔费讨好人的，哪里会欣赏什么艺术啊。
也就是到了大浪淘沙的时代，这些真正有实力的人，才真的显示出威力。
包公公更关心的是广东的出产。
中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度，至少在漫长的历史上是这样。
为什么说幸运，因为很多东西跟中国人的个人努力没有关系，比如物产。
久负盛名的丝绸，从秦汉到唐宋时代，为中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白银，是外贸的畅销产品，如果说驯养蚕种是中国人的努力使然，那么蚕这种生物产自中国，就只能说是幸运，接着是瓷器扮演了贸易龙头商品的角色，在宋明时期依然扮演着全世界畅销品的角色，继续为中国吸纳海量的白银，导致中国这样一个产银量很少的国家，在明代竟然可以实行货币白银化，到了我大清时代的无能之下，植桑养蚕等技术早已传遍了全世界，瓷器烧制技术也不再为中国所独享，可茶叶这种对气候十分苛求的植物，却让中国继续垄断这种最畅销的饮料贸易。
怎么能说不幸运！
可惜如此一个天赐之国，竟然沦落到清末那种被人欺负的大知识分子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劣等人种，文化是劣等文化，发出了跟白人混血改良人种，废除汉字引入拼音的声音。
这就好比是首富的儿子继承了家业，本应该完成几个小目标继续壮大，却坐拥庞大的资源，最后搞的破产一样，简直是差到了极点。
大明朝是该灭亡了。
他的问题在于，明明是治下汇聚了全世界最大的白银存量，最大的富商财主，但就是无法将这些银子调动出来。
不仅仅如此，这些银子，资本所代表的力量，还汇聚起来，变成了一股反体制的势力，干扰正常行政，最终大明朝的灭亡，东林党所代表的大家族，大商人阶级，要负担一半的责任。
长老们对此的解决方式，一方面是进行打击，摧毁原本属于他们的，儒生，东林党，富商联盟，同时用一些国债等小恩小惠，将他们手中的钱骗出来，至于招数，后世的美联储就是接近完美的榜样，金融产品如果做不到宰猪，那还是真正的金融家吗。
当然了，另一方面，对于新兴势力的栽培才是真正要命的，平民，稍微有点温饱之家的人，为什么有了点钱，就赶紧送孩子去读私塾？还不是看准了这里面的巨大回报？直接从平民变成士人的阶级跨越？如果打破这种循环，那就提供一种回报率更大的玩法给大家啊。
谁都知道，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存在，穷小子一朝发达事情，那么重点就是，如何让这些新兴贵族，团结在长老们身边，作为他们的基本盘出现。
如果说我大清有什么先进的地方的话，那无非就是厘金制度了。
这大体就是一种过关税，在商路通行的关口，收取“象征性”的1%的税收，捐厘推行之初，因议定用兵各省得由地方督抚自行掌握，酌量抽厘，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以至后人称厘金是无法度可守的税制，并成为地方督抚擅专的经济基础。
这其中当然是有着可怕的腐败，首先是，虽然名义上1%的税收少的很，但你架不住关口多啊，连续几十个关口过去，成本翻倍简直分分钟，同时对于估价权限，掌握在收税的税吏手里，他们有着“酒精考验”的经济学知识，说你的东西价值一块钱，还是价值一万块，都是他们那张嘴了，那么从中捞钱也是很简单的。
这几乎比后世的高速费还要过分，高速费好歹还是明码标价，同时高速的建立本身就提升了效率，使得原本只能烂成黑色食品的水果可以运进城市，不想交高速费还不容易，自己绕道呗。
不过，厘金制度，创造了一个奇迹或者说利益链条：对督抚们来说，剿灭太平天国再也不是他们应付差使的举动，而是他们的地盘的扩张，税金的增加，乃至于下面的那些税卡，到吃这些厘金的壮丁，全都变成赤果果的体制拥护者。
对于我大清督抚们来说，这就是从，朝廷让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当然，恶果也很显然，地方各自为政，厘金的征收，清廷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税制，由各省自定税则，任意征收，收入除以一定数额报效中央外，很大一部分由地方当局自由处置，表现出封建地方割据性，地方所得的厘金税收，不列作正式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地方官吏假公肥私，变相中饱。
但是，我大清好歹可以把这个厘金制度建立起来，相对应的，督抚们还算是把起码一半的厘金收入用在了养兵上面，另一半下腰拿走，如果是在我大明，这钱未必收的上来，甚至厘金收了，一分钱到不了上面手里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
包公公也没有做什么，无非是后世中国经常性的对洋鬼子的做法，订单采购而已。
这些具体的数目自然不在包公公的关心下，他只不过是顺路来办事的，当然了，推销简单便利的机器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不过为了不要显得太过急切，包公公这是过来牵头的。
广州的商业氛围是这个时代中国最浓厚的，还是跟国际接轨使然，这里的商业不是中国最发达的，但却是最活跃的，而且常年跟洋鬼子接触下，许多商人是了解一些欧洲的情况，虽然这个时代欧洲人也落魄一些，但对于海外的兴趣，广东还是不错的。
同样的，比起浙江江苏，广东对于共和通宝的接受度也很强。
作为保值，而又铸造精美的货币，第一时间就被进行了流通。
老百姓使用制钱，官府收税却是收白银，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需要将制钱换成白银。这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市场，支撑起了数量庞大的钱庄产业。
但其中白银的损耗，以及各种开支，基本上最后都算在了老百姓头上。
不过，卖给广东方面军火的提议，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广东一直有着非常严重的海上危机，无论是海盗，还是西方人。
其实就在此时的十年前，当时叶国泰尚未到达广东上任。
当时东方贸易掌握在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手里，台湾都还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呢，还没有被郑芝龙拿下，那年，为了打破荷兰的垄断，英王查理一世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在澳门被葡萄牙总督拒绝之后，决定启程直接前往广州。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驻守虎门炮台的明军鸣炮示警。威德尔马上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明军旗帜，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了三十五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
之后发生的事情出人所料，按照一般的逻辑，你都打了人家，还攻占了人家的炮台，拆了人家的大炮，基本上这生意也就黄了。可英国人不是，葡萄牙人居中说和，他们将大炮还给了广州地方政府，接着就派了两个人去广州要求贸易。
可是他们的船不顾广州官府的警告，一路深入广州内河，这可是携带重型武装的军舰，而且一路上抢掠中国渔船、商船，夺取了物资还打算去广州变卖，种种行径激起了广州官府的愤怒，派船驱逐走了英国军舰，当时明朝的船舶技术跟西方差距还不大，明军的火器装备水平也比清军要高，发射的火箭和火炮让英国人不得不退出了广州内河。
这就是这个时代，英国国王亲自派出来的“使者”的真面目，非洲和印度的土著彻底惯坏了他们。
特别是未来，这些欧洲人的关系难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是白人，我高贵，我抢劫了你，再把抢劫来的东西卖给你，你不买，就是破坏自由贸易。
对于武装广东人，长老们毫无心理阻碍，在他们看来一片土地无论是何人秉政，只要己方的火车连接过去，那么这个地方也会好似熟透的苹果一样落进自己的筐中。
后世的中国，从帝都到广州，花费不多，时间也不过半天就可以抵达，也就是说，无论是任何政令，还是物资，都可以瞬间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