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化产业的创新是文化生态创新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不仅是事业，更重要的是产业。文化产业的创新就是要认识文化包含着的产业属性，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和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要按照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大胆探索适合文化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进行规范的企业化和公司制改革，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兼并、重组、联合等多种形式，使中小文化企业迅速做大做强为文化产业集团。要运用高新技术推动文化产业升级，逐步形成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应遵循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制定文化产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目标和策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投入产出机制，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创新，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同时为全社会文化生态系统提供经济支撑。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只有创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珠江三角洲的文化产业创新就是文化创新的一个亮点。文化产业的概念，就是在广州率先提出来的。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是我国大陆第一个报业集团，也是中国当时报业界的第一巨人，此后又成立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这些报业集团在与金融业和网络传播的结合方面，开了全国新闻界的先河，标志着珠三角新闻产业的创新走在全国前列，也是文化产业的一大创举。再以深圳华为为代表的信息产业为例，20多年前还只是来料加工，经过文化产业的创新使实力得到迅猛发展，已发展到可逐步与同行业中的跨国巨头平起平坐。再以传统家电为例，广东消费类电子产业链比较完整，在全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在2004年主要的电子信息产品产量中，广东产的彩电就有3626万部，占全国的47％；激光视盘机5313万部，占全国的62％；组合音响4285万部，占全国的94％……2004年广东电子消费类产品销售收入4244亿元，占全行业的59％。广东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使之在全球“3C”（电脑、通信、消费电子）融合的潮流和机遇面前独领风骚，显现出极具竞争力的良好态势。
总之，先进文化创新的内涵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文化观念的创新是文化内容、形式、体制创新的指导方针和思想动力，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方式、体制和文化产业的创新则是文化观念创新的实践状态和具体表现。文化体制的创新不仅是整个文化创新的制度保障，而且也是新的文化观念、内容、形式不断得以涌现的土壤。而文化生态的创新最根本的是人的创新，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发展是由人推动的，社会生活的一切秘密都可以在人及其活动中得到说明。文化、文化生态的创新依赖于人的创新，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最终要通过创新性主体予以体现。我们要建设学习型的、创新型的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良好社会环境，特别是重视原创、首创，让一切有利于文化创新的思想竞相进发，使一切创造时代文化产品的源泉充分涌流，促使一切文化人才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样的文化生态才是创新性的文化生态，同时也是文化生态创新的目标。
珠江三角洲的文化创新在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前面举了许多成功的事例，包括在经济模式方面的创新、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和一些文化项目方面的创新，这里还提一提社科理论方面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本书前面提到的以卓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界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研究外，还出现了魏双凤提出的综观经济学，以及李江帆在第三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取得全国领先水平的突出成就，他的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而只有初中文化的深圳万丰村支部书记潘恩强，立志学习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自称“潘欧文”，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创造了“万丰模式”，被誉为“北有大邱庄，南有万丰村”，在此基础上，潘恩强提出了“共有制”理论，这种“共有制”就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具有多元产权的一种公有制模式。肖君和20世纪80年代提出建设社会政治文明，90年代创建“中华学”，与郑群、孔庆榕等提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学”相呼应。而范英等倡导的精神文明学，更是硕果累累，影响极大，在本书前面已有论及。在社科领域的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性成就，兹不一一列举。
珠江三角洲虽然在文化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与国际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指标与国内的先进省份相比也有一定差距。以科技创新为例，在国际刊物发表的论文数是衡量知识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2003年广东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是美国的1／15，日本的1／6，德国的1／9，韩国的1／7。衡量技术创新投入的指标即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R&D／GDP），广东只有1.34％，而美国是2.6％，德国是2.5％，韩国是2.64％，日本是3.12％。虽然广东在专利申请与授权量方面连续十年全国第一，但国际衡量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指标的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广东为25件，是美国的1／23，日本的1／38，德国的1／30，韩国的1／38。2005年，广东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成创新型广东”的战略目标，广东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必将推动广东创新型文化生态的形成。
4.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总模式
文化生态态势的好坏优劣，不仅取决于态势要素、机制，也取决于发展模式。这里所说的发展模式，不是人们常说的“文化模式”，像东方文化有东方文化的模式，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模式，甚至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模式，日本文化有日本文化的模式，等等。这里所说的发展模式，是从文化生态运行状态的角度，寻求其最为稳定的、普遍的结构、样式，是态势要素和机制发挥功能的系统结构，故又称之为“总模式”。一些文化学著作认为文化模式中有“全文化模式”、“普遍文化模式”，前者指的是各种文化的整体模式，后者指的是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共同模式，本书所谓的“总模式”与这些概念十分相似，只是从文化态势的角度，对具有共性的理想的发展模式的描述。与自然生态一样，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生态平衡的理想的总模式，文化生态也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理想态势的总模式。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提出，实质上是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带来一系列危机和挑战所做出的科学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是由于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悬殊、道德沦落、社会动乱等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的矛盾且愈来愈尖锐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当代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在许多地区，实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增长模式，使资源、环境的恶化十分突出。即便在珠江三角洲相对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模式总体上也属于粗放型与外源型相结合，这种模式虽然带来了珠三角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总量增大，但质量不高，形成所谓“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的订单型经济。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增加值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资源、环境的矛盾愈演愈烈，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能源荒、民工荒，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这种粗放与外源结合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由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取代，珠三角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顺利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珠三角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旧的增长模式的弊端，以“发展”代替“增长”，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和社会的自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珠三角正在展现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文化生态也是一样，也需要可持续发展，而且人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作为理想的发展状态的文化生态总模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下。
（1）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和谐、全面、稳进、长久的态势。这就是本书前面论述的既平衡又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发展的落脚点，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首先，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和谐发展。上升到哲学上分析，可持续发展观是以和谐论为核心。文化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其次，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问题，这就是要按照文化生态的整体观、系统观进行文化生态的建设，在文化生态建设中彻底地贯彻唯物辩证法，避免片面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次，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稳进发展。按照中国传统的发展观，“稳进”才能“生”，才能“久”，才能“大”。文化的稳进应保持“中”、“和”的协调性和适当性，应采取“渐进式”的改良方式，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稳进”之道。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人为地搞所谓“高速度”，到头来极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要保持文化增长持续、健康、波动小、周期平衡、振幅不大起大落，绝不搞急功近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实行的“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的建设。最后，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长久地发展。在生态学中，有所谓“花盆效应”，就是短期的、人为的。俗话说：“马厩里练不了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在实践中，特别应当注意摒弃那种做文化的表面文章，搞所谓“文化形象工程”，而应当抓基础，求长效，形成文化生态的长效机制。文化的长久发展之道是文化的本来之义，作为文明教化的文化，不长久则无所谓文明，不长久也无法教化。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扬光大，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2）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得到优化的态势。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深刻矛盾决定了现时代和未来时代的人类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文化生态也是一样，也存在资源、环境的矛盾甚至危机。不同的是，文化资源不像自然资源那样，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一般来说，人类的文化资源则是无限的。这是因为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的特点，一般来说，精神文化产品的共享不但不会减少其价值，反而会带来文化资源价值的增加。因此，对于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重点在于利用。但是，一方面，古迹文物等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存在着严重的危机，类似梁思成先生无法阻止拆除北京城墙的愚昧行为，仍然不时地发生；另一方面，即便是无形的文化资源，也不能无限度地滥用。佛山“黄飞鸿”的品牌，许多本地和外地的企业、产品都抢用，导致品牌贬值。再者，对于那些宣扬迷信、邪教、色情、淫秽等不健康内容的文化资源，则应当加以清除和批判。由于存在这些复杂性，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合理利用。从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与任何有机体一样，文化的良好生态也包括适宜的空间和周围环境。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生成、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经济环境是文化生成、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组织制度环境是文化生成、发展的政治条件。优美的自然环境、宽松的政治环境与良好的社会氛围能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混乱的社会环境，则不利于文化的生成与可持续发展。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文化生态学关于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总模式的核心内容。
（3）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态势。任何系统都是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诸方面。生物种群在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其脆弱程度与个体数量成反比，即个体的数量越多，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就越大，遭受挫折以后恢复得也就越快。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物种在生态位和功能上愈具有互补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够承受和抗御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原理和功能。正如生物的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以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由于时间和空间各异，人们的感官各异，心灵的追求各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需要，从而形成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也会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9月11日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界定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可兼容性和交流性相结合，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融合和补充，取长补短，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极大地促进文化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的开放性和交换深度，从而保证文化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独特功能。文化的多样性带来的是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繁荣则是文化发展的最终尺度，繁荣是发展的代名词。发展也同样是繁荣的最终尺度，多样性是衡量是否发展的重要指标。没有繁荣的发展是畸形发展，没有发展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所不同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中的具体的文化有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而落后文化则是不科学、不文明、不健康的文化，是停滞的和走向衰落的文化。因此，只有发展先进文化，只有在先进文化的引领下的文化的多样化，文化生态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主旋律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区分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先进文化，扬弃落后文化，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生态才能有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4）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遵循文化生态规律的良性态势。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文化生态当然是人的主体创造物，应当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是主观臆想的随意造作，而是需要遵循文化规律，包括文化生态建设的规律。遵循、把握和运用规律，就可以避免或少走弯路，减少盲目性，增强主动性和实效性，在顺应必然性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创造力和自主自由。这是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正如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其规律，文化生态也有其规律，是我们在建设文化生态时必须遵循的。文化生态规律的内容，将在下一章接着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