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地区早期文明的创造，就同治理太湖的水利不可分。公元前12世纪，周人泰伯、仲雍来到太湖地区。建立了吴国。周族以善于经营沟洫农业著称，泰伯、仲雍的到来促进了太湖地区治水营田事业的发展。传说泰伯曾组织人民在今无锡东南开凿泰伯渎，兴建了太湖地区最早的河渠工程。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逐渐广泛使用，促进了水土资源的开发。当时分据太湖地区的吴越两国，为图谋霸业，先后开凿了胥溪、胥浦、蠡渎、渔浦、棠浦、百尺渎等水利工程。“通渠三江五湖”，改进水运和水利条件，促进了低湿洼地的垦殖和围田的开发，推动了农业和整个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持续一百多年的春秋吴越争霸，就是以依靠太湖而发展了的农业经济为基础并以太湖水系为舞台而进行的。在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画卷上，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沾有太湖水的印痕。
由秦汉时代奠定基础的封建大一统。改变了列国纷争时代“以邻为壑”、各自为政的水利事业的不正常格局，促使中国的水利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交流。就这一意义而言，肯定东方中央集权制重视并统筹水利事业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秦汉时代（汉为主），农业和水利的发展重点虽在北方，但也推进到江南地区。太湖地区结合自然环境的特点，开始了以海塘、圩田、塘堰、运河等水利工程的建设，纵贯南北的江南运河在汉武帝时已粗具雏形。保护滨海地区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防海大堤也在汉代出现。东汉末年，天目山区创建了太湖流域第一座拦洪蓄水工程——余杭南湖。沿湖地区也兴建了荆塘、皋塘和便民河等塘河工程。海塘、运河和缘湖塘河的逐步兴筑，扩展了低湿洼地的垦拓。到东汉末年，初级形式的围田已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太湖周围的原野上。以稻作为主的“水耨”农业，已成为当时太湖地区农业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以统一为主流的趋势中，也有“合久必分”的暂时分裂时期。当此时，有眼光的割据者也会因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主动、积极地从事水利建设，使地区性的水利事业获得迅速的发展。自汉末至隋的约四百年间。中国社会处于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北中国因经历战乱而经济衰退，南方却仰仗太湖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大批北人避乱南迁，南方经济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有所发展。三国时东吴割据江南，在太湖地区广行屯垦，带动了水田营田事业的发展。三国后期，太湖一带出现了“田池布千里”，“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虿之绵”的农桑繁荣景象。在三国分裂争斗的情况下，东吴政权能维持59年之久，正是依靠了太湖流域的水利灌溉的滋养而得以发达的农业基础。以建康（南京）为首都的东晋及宋齐梁陈政权更迭频繁，却都能维持政权的军政费用，也是仰仗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对经济的支撑。在长约270年这一历史时期内，太湖湖西的塘坝工程和湖东的圩田水利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丹阳练湖、新丰塘、湖州的荻塘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水利工程。它们使太湖地区发展为富庶的农业区，“一岁数稔，或数郡忘饥”。大批因北方战乱南迁的侨乡士民，赖太湖水土资源利用的扩大而得以生存发展。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农业，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日显端倪。
隋唐历史转折的成功，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历史发展的高峰。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孕育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太湖流域水利事业和经济的发展。隋在历代开拓的基础上全线浚深拓宽了江南运河，使之成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重要的一段，极大地密切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唐代十分重视治水和营田事业，中唐以后，北方藩镇割据，“天下大计，仰给东南”，统治者致力于南方经济的开发，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太湖流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富庶的地区，在唐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唐初建成了从盐官至吴淞江南岸的海塘系统，为大规模围垦海涂创造了条件。唐中叶以后，整治了荻塘，开浚了元和塘、盐铁塘等，并修筑了吴江塘路，为围垦浅沼洼地和疏排水潦创造了条件。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在苏嘉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屯田垦殖工程。经过有计划地浚治塘浦、修筑堤岸，形成河渠纵横、圩田棋布的塘浦圩田系统。有力地促进了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独占鳌头的经济局面，开始逐步让位于太湖流域。
水利建设的一个原则是因地制宜，顺应自然，不因人之利而破坏水势。太湖水利建设方针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这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五代吴越时期的治水工程为历史所肯定，就因为遵循了这个原则。吴越钱氏立国以后，为了“富境御敌”、稳定统治，清醒地认识到太湖水利对吴越经济的决定作用。钱缪初据两浙，便“亲巡依锦城，治沟洫”，他确立了治水治田相结合、治水为治田服务的正确方针，设“都水营田使”，统一管理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并创设“撩浅军”的常规管理制度。经过百年持续不断的惨淡经营，使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促使塘浦圩田制更臻完备，农业持续发展，“岁岁丰稔”，“境内丰阜”。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同正确的治水方针和行之有效的水政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直接的联系。一旦这种方针和体制由于指导思想和行政管理上人为原因而造成的失策，就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影响乃至阻碍经济的发展。北宋初年，由于太湖水利失去统一领导，以转运使代替都水营田使的专职领导，撩浅制度废弛，养护管理放弃，加上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自唐至五代多年建设的塘浦圩田体系多破坏，导致太湖地区早已潜伏的水土矛盾全面暴露。宋仁宗时日益加剧的豪强与农民的盲目围垦，又打乱了五代时的塘浦系统，致使水系紊乱，水流散漫，水旱灾害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年间太湖地区共发生较大水灾22次，远远超过吴越时的灾害。苏、湖、常、秀诸州低地洪涝弥漫，长达一个多世纪。苏轼曾指出，此乃“人事不修之积，非特天时之罪也。”南宋时围湖造田之风更甚，当时苏、湖、常、秀四州修筑圩田、坝田达1489处之多。由于围田和水利的矛盾全面暴露，南宋的水旱灾害大大超过北宋，水灾平均5年一次，旱灾约6年一次。明末顾炎武对宋代盲目围垦的恶果作过中肯地评论，他说：“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失，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水旱灾害频繁，农业生产逐年下降，这是两宋在农田水利政策上的失策所致。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元明清承南宋之后，太湖水利面貌基本上维持着前代的状况，为改善太湖水利。作出了很大努力，对农业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因缺乏全面规划，只能收一时一方之利，无法维持久远。元代治理太湖主要是疏浚吴淞江和南北诸大浦，并开始浚治刘家港（即浏河）及其通长江的港浦。由于海岸线向外，古代太湖水经吴淞江、东江和漤江“三江”入海，唐宋以后，由于受海潮、河流淤积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水系变化很大，东、溇两江相继湮没，吴淞江也开始淤塞。而且，由于海岸线向外扩张，吴淞江河线不断延长，河床日趋缩小，水流减速减缓，冲刷泥沙能力减弱，海口段淤积加剧。元末明初，吴淞江下游百余里几成平陆。太湖和浙西来水只能向北逆流。因水势不顺，排水路线远，下游排水困难，造成洪涝频繁。明代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放弃了开浚吴淞江的计划，采取把太湖南北分流的办法，即北路由夏驾浦入刘家港、白茆港直入大海，后人称“掣淞入浏”；南浚范家港，导淀泖之水由黄浦人海。这一举措违反了水流规律，引起沉积加剧。刘家港非但代替不了吴淞江，又加速了自身萎缩，引起淞、浏背淤。黄浦则日渐扩大，范家浜由初浚时的仅宽30丈，发展为河宽300～400米、深8～20米的大河，造成“黄浦合淞”的局面，而吴淞江、浏河则随浚随淤口趋浅狭，终于失去作为太湖排水主干的功能。这一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对太湖水利的影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这些情况说明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不是孤立的。没有合乎太湖流域的自然规律的整体规划，偏治一河一浦，终究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最后带来全局性的危害。人类生产活动的不自觉性，既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又是太湖地区水系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人类的自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贻害了自己。人类也因此品尝了成功之外的苦果。
清末至解放前，太湖水利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堤防残缺，河港淤塞，涵闸失修，塘浦水网混乱无纲，圩系零散失统，高田患旱，低田患水，洪、涝、旱交相发生，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政治的腐败，直接间接地在治水问题上反映出来，并带来了经济的衰退和破坏，太湖地区的人民真正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把治水作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这就是建国初期大兴水利的时代背景。从此，太湖水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水利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太湖地区兴建了成千上万座大小塘坝水库，减轻了太湖洪水的威胁，增加了丘陵地区的灌溉水源以及河道的拓浚改造和圩堤闸坝的建设，基本上做到了排、引、航运的结合，保证了农田的排水、引水，防止了汛期长江洪水的倒灌。又加固和整修了江堤海塘，增强了防洪抗台的能力。淀浦河工程、浏河下游扩大工程、杭州湾南排工程、谏壁电排站的完成，有效地提高了除涝能力，保证了农业灌溉用水的需要。解放后太湖治水的成就，胜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这些成绩使太湖流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长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太湖地区的变化与发展，又是在对立统一法则支配下进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还有一个不断认识与深化的过程。不顾自然环境的围湖造地和大量开矿采石造成森林植被的破坏以及水土的流失，过速的人口增加，低水平的乡镇工业的发展以及化肥、农药、含磷洗衣粉的使用等给太湖水带来了严重污染，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太湖原来较好的自然环境。“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仿古园林热”和城市的扩展等，使人地矛盾和人水矛盾逐年加大，并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同古代社会治水主要是以防旱涝为主的特点有所区别，现代社会的治水除了传统的防旱涝以外，又增加防止污染的新的时代特点，这是古人想都没有想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水源丰富的太湖沿岸城市苏、锡、常、嘉已成为水质污染型的缺水城市，环太湖的7个大中城市和31个县（市），有70％以上的河湖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却带来了太湖地区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水，这个生命之源变成了生命之祸。这一严峻的事实向太湖地区的人民敲起了警钟：如果不注意人和自然的和谐，不考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人类就会在短视的愚蠢的盲目“发展”中杜绝了自己和子孙的生路！太湖流域的历史和现实昭示人类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太湖地区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的太湖，只有一个。这是人们必须记住的一个最起码的历史事实和常识。
（载《江南论坛》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