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进步性并不取决于是否表现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即使是表现受剥削受压迫最重阶级的意识，如果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文化，它的进步性难免存在种种局限。相反，即使是表现新兴剥削阶级意识，如果代表的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文化，其作品的进步性会表现得极为鲜明和强烈。我国唐代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宋代的诗文改革运动，都是进步的文学运动。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疾苦，鞭挞了剥削阶级的丑恶，提出了某些社会改革或改良的愿望和要求，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阶级力量还没有形成，因而他们还不可能彻底否定封建君主制度，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理想，其进步性存在种种局限。《水浒传》是全面描绘农民起义的作品，这部名作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鞭挞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塑造了众多打抱不平的英雄形象，集中表现了受剥削受压迫最重的农民阶级意识。但作品提出的“替天行道”、坚持社会正义的主张，并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文化，因而作品的进步性也是有局限性的。相反，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启蒙运动文学，集中表现新兴剥削阶级即新兴资产阶级意识，这些文学运动及其作品，提倡“人道”、“人权”，反对“神道”、“神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封建与蒙昧，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宗教、文化进行了全面抨击，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思想文化，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的全面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因而代表了彼时期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作品的进步程度要比我国封建社会的历次文学运动和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作品进步得多。显见，文学的进步性并不取决于阶级性，而是取决于人民性，即取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文学批评看，把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归结为阶级性，很容易使文学批评以对作家的阶级分析取代对作品的内容分析，以强调作品的阶级意识抹杀作品的人民意识，进而使文学批评和文学实践出现种种偏颇。如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派、列夫派、拉普派都曾受文学“阶级性”的影响，把过去的作家几乎都看成剥削阶级的奴仆和辩护士，文学作品中的任何艺术形象都被看成是作家的阶级存在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于是，普希金被说成是尼古拉一世的走狗和上流社会的假绅士，果戈理的创作具有破产了的小地主的素质，托尔斯泰的创作已经是陈旧的文献，应该尽快送进历史博物馆，往古的一切优秀文学遗产都被一笔勾销。这种批评方法也曾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发生过很大影响。如“文革”时期，受到革命导师多次赞扬的过去时代的作家被说成是“剥削阶级的辩护士”、“资本主义的吹鼓手”、“欺骗劳动人民”。这种批评方法势必使无产阶级文学自身失却与往古文学的历史联系，失却对一切优秀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难免出现一些如当年梁实秋所说的“烟囱啊”、“汽笛呀”、“机轮呀”之类的劣质品，并使自身处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难堪地步。又如对优美的山水诗、咏物诗，一些批评家硬要以阶级性的尺度，把作品的思想情感说成阶级倾向，似乎剥削阶级喜欢如画的山水，人民群众不喜欢美好的河山；似乎人们的情感差别只存在阶级差别，不存在别的差别。对山水诗、咏物诗之类作品进行生硬的阶级分析，自然不会有好的实践效果。
作品倾向的阶级观点更不符合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新特点。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旧的地主资产阶级不复存在，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尽管还存在极少数腐败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阶级。显然，不能把反映新时期新生活的作品倾向性仍然归结为阶级性。尽管在新时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仍有人对社会生活进行阶级分析，提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业主阶级、公务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等阶级概念，但这些阶级或阶层都属于人民范畴，相互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我们通常说的阶级矛盾根本不同。因而不应当庸俗地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阶级观点，把新文学的思想倾向性归结为表现工人意识、农民意识、小业主意识、公务员意识、知识分子意识之类的阶级性。当然，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漠视文学作品思想倾向的差别。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旧的社会痕迹还存在，旧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还存在，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各种因素还存在。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使作品的思想倾向必然表现出是否反映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否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利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能归结为是否具有人民性或者人民性的浓烈程度，不能归结为阶级性。
总之，文学倾向的阶级性实质是指人民性，而且，强调人民性比强调阶级性更有利于文学实践的健康发展。对此，周恩来同志曾做过精辟论述。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大前提，大家都是承认的。对于我们来说，阶级性也就是人民性。”“讲阶级性、人民性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联系起来。人民，这是指绝大多数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绝大多数；在封建社会，广大农民是绝大多数；同情奴隶解放，同情农奴，刻画出‘卑贱者’的形象，这就是人民性，也就是当时的阶级性。在今天，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但无产阶级又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工农联盟是要长期存在下去，最后使农民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所以今天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人民性。”我们应深刻领会周恩来同志对文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深刻认识文学的人民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确立与时俱进的文学观点。
二、文学的人民性与党性
为了使文学创作坚持正确的思想倾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文学理论的权威观点从文学的阶级性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然而，这一理论观点指导下的文学实践却多次出现“左”的偏向，即生硬地配合某一局部的、暂时的斗争任务，简单地宣传某一具体运动或具体的政策。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文学成为宣传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实践注意纠正了这些偏向，却又出现新的偏向，即脱离政治，取消党性原则的自由化偏向。个别作家把文学创作看成为自己赚钱的个人事业，竭力迎合极少数读者的低级趣味，大写特写色情、凶杀、惊险之类思想情趣不健康的作品，使文学出现颓废倾向。所以，为使文学实践避免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偏向，始终坚持正确的倾向，我们应重新认识文学的党性原则。
一是重新认识坚持党性原则的必要性。
文学的党性原则最初是列宁针对一些作家把文学作为个人或小集团赚钱的个人事业的倾向而提出的。列宁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之后，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列宁的思想，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显见，文学党性原则的提出旨在使作家把个人的事业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统一起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一般规律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达，反过来又对社会生活起重大作用，它不仅具有娱乐、认识和教益作用，还能够表现人们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正因为如此，阶级社会中，各阶级都要求文学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如我国封建统治阶级要求“诗”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明确提出文学应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运动，成为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的武器。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正是对文学为政治服务客观规律的具体运用。为了充分发挥文学的价值功能，新时期的文学仍然应遵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以文学反映生活的独特方式为党的事业服务，使文学创作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作家的社会责任看，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作品的思想情趣必然影响读者。思想情趣进步的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它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奋发进步的精神。思想情趣颓废的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如恣意描写色情、凶杀和其他丑恶现象，渲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情趣的作品，必然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因此，为了使文学作品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作家应该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标准，严肃对待自己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正如当年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所说：“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为了“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作家们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把自己的“个人事业”与社会主义总的事业统一起来。
二是深刻认识文学党性原则的深层内涵。
所谓党性就是党的阶级性，它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的综合体现，它的核心是维护和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文学的党性原则，顾名思义，就是一般的党性原则，即党的阶级性原则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关于一般的党性原则，我们党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并且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换言之，我们党的党性或阶级性是人民性，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因而，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人民性原则，即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表达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要求和利益，也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分析生活，正确地、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有力地揭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黑暗、落后势力，歌颂人民群众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培养人民群众的高尚情操，满足人民群众精神上的多方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都对文学党性原则的深层内涵作过精辟的、充分的论述。列宁早在1905年就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必须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思想，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从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的、最高的利益的角度，强调了文艺的“二为”服务方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与时俱进，执政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核心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文学作品应表达人民的心声，具有人民性。显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关于文学党性原则的论述，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人民性原则。极“左”时期文学实践发生的偏向，根本的问题正在于抽掉了文学党性原则中的人民性原则这一最本质的东西，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变成了生硬地去配合某一局部的、暂时的斗争任务，简单地去宣传某一具体运动或具体政策，进而使文学异变成为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服务。
三是以新的视角认识坚持党性原则的方式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