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史
《高丽史》，记载高丽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朝鲜郑麟趾等修撰，全书共一百三十七卷。郑麟趾，字伯胜，号学易斋，河东人，洪武十九年（1386年）生，李朝太宗朝及第，李朝端宗朝拜相，封河东府院君，世祖朝升领议政参佐翼功臣，世宗朝受命主持编修《高丽史》，上呈《高丽史》时任集贤殿大提学、知经筵春秋馆事兼成均馆大司成。
李氏朝鲜太祖时期即命史臣撰写高丽朝编年史，李太宗朝继之，仍未完成，李世宗又开局编修，但编次不精，多有脱漏。李世宗等认为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能详其始末，于是更令郑麟趾依司马迁《史记》，撰修纪传体《高丽史》，于明景泰二年完成，上呈国王。
该书仿照《史记》、《汉书》和明朝编撰的《元史》体例，采用纪传体。卷首为高丽世系，据黄亮周高丽《实录》及诸家杂记修，全书分有“世家”、“志”、“传”三大列。“世家”共四十六卷（卷一至四十六）。“志”三十九卷，有天文志（卷四十七至五十）、历志（卷五十一至五十二）、五行志（卷五十三至五十五）、地理志（卷五十六至五十八）、礼志（卷五十九至六十九）、乐志（卷七十至七十一）、舆服志（卷七十二）、选举志（卷七十三至七十五）、百官志（卷七十六至七十七）、食货志（卷七十八至八十）、兵志（卷八十一至八十三）、刑法志（卷八十四至八十五）。表二卷（卷八十六至八十七）。列传五十卷，有后妃传（卷八十八至八十九）、宗室传（卷九十至九十一）、诸臣传（卷九十二至一百二十）、良吏传（卷一百二十一）、忠义传（卷一百二十一）、孝友传（卷一百二十一）、烈女传（卷一百二十一）、方技传（卷一百二十二）、宦者传（卷一百二十二）、酷吏传（卷一百二十二）、嬖幸传（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二十四）、奸臣传（卷一百二十五至一百二十六）、叛逆传（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三十七）。
按照《史记》“天子曰纪，诸侯曰世家”的原则，高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以高丽历代王纪为世家，以正名分。凡称陛下、太后、太子、制诏等，撰者认为实为僭逾，但为存其实而仍其旧。“志”依据《元史》体例，条分类聚，志的编撰，参考了《古今详定礼式目编修录》及诸家杂录。“表”依金富轼《三国史记》作年表。“传”按照后妃、宗室、诸臣、良吏传、忠义传、孝友传、烈女传、方技传、宦者传、酷吏传、嬖幸传、奸臣传、叛逆传的顺序排列。对于篡位的辛禑父子，按照《汉书·王莽传》，降为列传，以严僭窃之诛。该书依据《元史》，传、表、志之末皆不作论赞，惟世家附李齐贤等赞。该书力图做到“统纪不紊，年代可稽，事迹务尽其详明，阙谬期就于补正”。
该书虽然强调正邪忠奸，冀望该书“能存笔削之公，揭明鉴于后人，期不没善恶之实”，但仍被后人指为华夷尊卑正闰诸观念未得彰显，如洪汝河针对《高丽史》这些问题又撰《汇纂丽史》，改变《高丽史》不记中国之事，而记中国王朝兴亡之事，改变《高丽史》诸志“逐条列录”的弊端，而“错综成篇”，将“五百年间天文、地理、礼、乐、兵、刑沿革之制咸萃一篇”。针对《高丽史》无《外夷传》，而补作契丹、日本等《传》等（见《汇纂丽史》）。
该书在史料上“采稗官之杂录，发秘府之故藏”，搜集了实录、杂记、诸儒文集等各种资料。当时尚未遭受壬辰倭乱，高丽朝史籍，包括秘府故藏大多存世，《高丽史》得以充分利用官私史籍。因而《高丽史》不仅成为关于高丽历史的部头最大，也是最为系统详实的、最重要的史籍。壬辰倭乱以前所修《舆地胜览》、《文献备考》、《东文选》和现存不多的高丽时期文集等文献，以及后世搜集之文书和碑铭资料等在史料上仍有其原始性，而李朝所修大多数有关高丽历史的典籍都是取材于《高丽史》和上述文献。
由于高丽长期处于中国藩属地位，特别是宋代处于宋、辽或宋、金的夹缝之中，元代又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强力压迫，其国家安危与同中国的关系密不可分，因而高丽也就对事关其国家利益的事，不分巨细，皆予以极大的关注，留下了很多中国史籍中没有的记载。在中国与高丽关系史史料方面，《高丽史》较中国辽、宋、金、元史籍记载更为详细。例如，《高丽史》留下了宋朝商人前往高丽贸易的活动记载一百余次，能够统计的人数达四千余人，其记载的详细和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宋朝史籍。正如金渭显在《〈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凡例”中所说：“《高丽史》中所收高丽与宋、辽、金、元、明各朝往来诏文，多为各朝正史所未录，颇具史料价值。”从中国与高丽关系史的角度看，更为可贵的是，《高丽史》详细的记载了高丽对中国（包括辽、宋、金、元）的认识、反应和政策，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中国历史的高丽视角，有助于更完整地考察两国的历史。
三国史记
《三国史记》，韩国三国时期纪传体断代史，记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历史，高丽仁宗命金富轼主持撰修，全书共五十卷。该书是高丽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成果，也是县存关于三国时期最系统的史籍。金富轼，高丽肃宗、仁宗使名臣，高丽肃宗时登第，历任安西大都护府司录参军、直翰林院、右司谏、中书舍人、宝文阁待制、礼部侍郎、御史大夫、户部尚书、平章事等职。曾帅兵平定内乱，是高丽出将入相的难得人才。宋徽宗时，曾出使宋朝，参加了宋朝科举考试并及第。金富轼与其兄弟金富佾、金富仪皆以才学名于当时。
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虽曾各有史官记事，因历次战乱，典籍皆散佚，无可考。如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所言：“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金富轼修撰该书，新罗旧史尚有部分遗传存，高句丽和百济仅有古记可资参考。但因“新罗氏、高句丽氏、百济氏，开基鼎峙，能以礼通于中国”，故《后汉书》、《唐书》等书有所记载。所以该书主要取材于《三国志》、《资治通鉴》、《南史》、《北史》、《隋书》、《唐书》等中国史籍，辅以韩国古代古记文字。有的史事甚至取材于宋代，如洪灌传就引用了宋徽宗崇宁年间，高丽使节赴宋，与宋朝官员谈论洪灌书法一事。
该书在体例上，仿照中国纪传体史书，设本纪、年表、志和列传。卷第一至卷第十二为“新罗本纪”，记载新罗五十六王，九百九十二年历史传承；卷第十三至卷第二十二为“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二十八王，七百零五年历史传承；卷第二十三至卷第二十八为“百济本纪”，记载百济三十一王，六百七十八年历史传承。卷第二十九至卷第三十一为年表。“年表”将中国和新罗、高句丽、百济四国历史对照排列，按年系事，记载四国年代更替和重要史事。卷第三十二至卷第四十为志。“志”分祭祀、乐、车服、屋舍、地理、职官等六门。卷第四十一至五十为列传，共立八十五人列传（含附传）。“列传”虽将同类人物置于一卷，如新罗名儒崔致远、薛聪同列一卷，新罗后期分裂割据者弓裔、甄萱同为一卷，但并未明确分类，如卷第四十八既记载向得熊、圣觉菁等以孝行著名者，也记载武将勿稽子事迹、擅书法之洪灌等人同列一卷，该卷还收录记载了孝女知恩、列女薛氏事迹。
该书对重要史事撰有史论，主要是以中国礼乐制度论述新罗、高句丽和百济史事。如新罗王赫居世与南解次次雄王位交替，即位后立即改元一事，撰者以此论人君即位逾年称元之制。《张保皋传》中引杜牧和宋祁之言论张保皋能先国家之忧。记载孝行人物一卷中，“论”转引宋祁《新唐书》所收韩愈论孝道之言论等。这些史论反映了高丽时期的史学观念和政治思想。
宋史筌
《宋史筌》，又名《御定宋史筌》，是朝鲜国王李算亲自主持，在元脱脱《宋史》基础上增删修撰的宋朝断代史，历时二十余年，1791年成书，共一百四十八卷，计本纪一卷、志四十七卷、世家二卷、列传九十一卷。
朝鲜修撰《宋史筌》的原因，一是认为元朝所修《宋史》“潦率无据”，于诸史中“为最无可征”，特别是没有反映正统之义、笔削之法，以“作史工拙，专在笔削，今不笔削，又何论其法乎？”该书“成之难者，念之深，念之深者，推之久。以我朝之尚于宋者，而久而靡已”；二是出于对宋朝的推崇。如李算及其臣下所说“宋有天下，风气之美，文献之盛，与本朝不远而近”，“我朝治法，专尚有宋”。这也是摆脱元朝统治，朝鲜国肃清“胡”制，申明文化上的中华传统的一个表现。因而李算在东宫时手自删定，即位后，又令往时宾僚诸臣校雠修订。
如该书书名所示，《宋史筌》之“筌”为捕鱼之竹器，谓删修《宋史》，弃粗取精，如漉水取鱼。该书主要是在元脱脱《宋史》基础上进行删订和调整，主要体现朝鲜时代的华夷正统史观，即重华轻夷，尊重皇室，崇尚理学，先儒学后吏治。该书按本纪、志、世家、公主、（理学）五贤、列传编次。取消《宋史》置于诸王世家之前的宰辅表，改变《宋史》不立杜太后本纪的做法，该书取太祖本纪有关杜太后之记载，编杜太后本纪，并专立后妃本纪，在本纪中立端宗、末帝纪。该书“志”共有天文、五行、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十五志。“世家”专列诸王世系及事迹。“列传”有公主、五贤、大臣、外戚、儒林、文苑、循吏、忠义、孝义、列女、隐逸、卓行、遗民、艺术、宦者、佞幸、奸臣、叛臣、外国、诸蛮、九氏、周三臣等二十二类，较《宋史》增加了遗民、周三臣，改“道学传”为“五贤传”，并提前于公主之后，同时将“外戚传”提前至大臣传后。《宋史》将五代及宋处诸国列为世家，而《宋史筌》列为“九氏传”，改“方技传”为“艺术传”，基于正统“大宋未亡之前，岂可容各立史也”。《宋史筌》指责元朝将辽、金与宋并立。该书“尊二帝而抑三虏”，列辽、金、蒙古三传，置之西夏之列，总名外国传。为弘扬理学，褒贬忠奸，将周张二程和朱熹另立五贤列传，增立“逸民传”，将韩通、李重进、李筠等三人主作为周之忠臣单独列传，为表彰为宋尽忠者，收集不臣于元朝者之事迹，列《遗民传》。在《叛臣传》中增加了方腊、徐文、郭药师、李成等十人，列高俅入佞幸传等。
该书的目的和特点，如该书序言所说：“言乎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国而已。实亡宋史与中国之史也。史筌之作，纪二帝，传三虏，表五贤，收遗民，此其大纲。”“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国之史也。”“揭二帝之年号，尊正统也。传三虏之僭伪，黜夷狄也。配后妃于本纪，一名位也。次宗室于世家重敦亲也。补遗民于列传，与贞洁也。外三忠于原史，标不臣也。他如右学术，则右儒林之序，统异端则变方技之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