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是欧阳修在庆历新政中一再攻击抨弹的守旧派人物，他们都想借这个机会打击欧阳修。谏官钱明逸投其所好，上书弹劾欧阳修与甥女张氏通奸，而且霸占张氏家产。朝廷委派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重新审核，于是按照钱明逸的劾章和所谓的张氏“口供”定案。不久，朝廷又派遣内侍供官王昭明复核案情。两位宰相之所以推荐王昭明监督查核此案，是因为欧阳修刚刚得罪过王昭明。这次出使河北，朝廷本要欧阳修与王昭明一道出行，欧阳修却羞与为伍，说：“我作为侍从官出使河北，按照朝廷旧例，没有与宦者同行的道理。我感到羞耻！”贾、陈二相想让王昭明对欧阳修实施报复。殊不料，王昭明复核案牍时，大吃一惊，说：“我王昭明侍奉仁宗，仁宗没有三天不念到欧阳修。如今这般定案，显然完全是迎合两位宰相，想加大罪与欧阳修。案情一旦澄清，我可吃罪不起。”苏安世听了，也害怕起来，不得不恢复孙揆当初审讯的案情。奏报朝廷时，他们只是劾奏欧阳修使用张氏遗产购买田地，却登记在欧阳氏门下。两位宰相为此大发雷霆，降黜了苏安世和王昭明，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据此定罪。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罢河北都转运使，以知制诰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
九、再贬滁州
庆历五年（1045）深秋，欧阳修从定州望都县（今属河北）东南的阳城淀畔出发，赶赴贬谪地滁州。船只在河南荥阳北部进入汴河。
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势险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正好悠游山水。
滁南有座丰山，山势一面高峰，三面竹岭。山前竹林中，隐隐流出一股清泉，名叫紫薇泉。初夏，欧阳修踏着小径，找到了丰山紫薇泉的源头。还在山间疏泉筑亭，名为“丰乐亭”，并写了《丰乐亭记》。
丰山偏西，另有一座景致优美的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往游，流连忘返。山间的清风拂去他身上的尘垢，酿泉的流水濯除了他心头的烦恼；山林的逸趣感发了他无拘无束的本性，大自然的神韵唤起他奔腾洋溢的激情。他常常哼着山歌，和当地老人一起漫步，或在山泉的清响中，与宾客们对弈。他用九射格游戏代替酒令为朋友们助兴，自己也陶醉在美酒和山光水色之中，忘记了负谤遭谪的羞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州之长，甚至忘记了刚满四十的年龄，自称为“醉翁”！索性连亭子也叫做“醉翁亭”。在他酒醒之后，又一口气将山间朝暮和四时景色，以及滁人与自己的游乐，挥笔成文，并请人刻于石上，这就是著名的《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所反映的，是欧阳修在滁州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不同于朝堂上下的角逐，也不同于西京幕府里的宴饮，而是暂时摆脱了世俗纷扰的一种恬静生活，是欧阳修用他“与民同乐”的理想彩笔描绘的一幅写生图画。作者的笔触或许不免于夸张，但那种和谐优美的气氛与诗一般的情调，仍给人以轻松、欢乐的享受。而作者自己那受伤的心灵，也由此获得慰藉。
据朱熹说，有人曾买到这篇散文的初稿。其开端原是叙列四方诸山，共数十字，后来修改，统统删去，只剩“环滁皆山也”五字。劈头而起，突兀不凡。朱熹赞叹这番修改，说是“改到妙处”。《醉翁亭记》不但剪裁得体，铺排有序；而且笔墨清隽，语言酣畅。对于滁州四季景致的刻画，又不同于《丰乐亭记》。秦少游说它是赋体，却无丝毫雕琢痕迹。它全篇虽采取同类句法，即前半句叙述或描写，后半句就前半句进行说明；但各句都有变化，不显雷同。它一口气用了二十一个“也”字，虽未免造作，但音美韵长，令人一唱三叹。创意立法，前所未有。如果说，韩愈的文章象澎湃的浪涛和滚滚的潮头，那么，欧阳修这样的散文，便是潋滟的秋波和澄彻的春水，委婉清浅，越发衬托出一种雍容的气度。
《醉翁亭记》在当时已广为流传，一位任太常博士的音乐家沈遵，甚至被它吸引到滁州来。他将自己的观光和体验，回去谱成琴曲，创作了《醉翁吟三叠》，又称《醉翁操》。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十年之后，欧阳修在奉使契丹途中，与沈遵重晤。夜阑酒半，沈遵又再次为他弹奏。后来，欧阳修与梅尧臣一起，为该曲填了词，还写下《赠沈博士歌》。欧、沈死后，庐山一位道教乐师崔闲，又请苏轼重填新词，到处传唱。欧、苏之词尚存，可惜沈遵的琴曲却失传了。
欧阳修在滁州时，也常有一些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古文。他对那些确有才志的后学，总是乐于为他们延誉，使他们“成就美名”（《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在这些后学中，除章生、王向、孙秀才、徐无党和徐无逸兄弟外，还有一位江西秀才曾巩。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他第一次给欧阳修写信，是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庆历新政”期间，他曾将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看。这次来滁州，又将王安石的作品当面呈送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很欣赏，准备将其选入正在编辑的《文林》之中。但是，他发现王安石的思路不够开豁，作文有些机械模仿孟轲与韩愈，还存在着自造生僻词语的毛病。他表示很想见王安石一面，帮助他开阔文路，克服缺点。曾巩后来将欧阳修的意见转告王安石，王安石也完全接受了这些宝贵意见。
欧阳修贬往滁州时，梅尧臣曾寄给他一首长诗，诗中说：“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宛陵文集》卷二十六《寄滁州欧阳永叔》）梅尧臣这时年近五十，诗名虽愈来愈高，生活却仍然穷困不堪。对于自己的诗稿，他也往往不大收拾。其中一部分作品，还是妻兄之子代他整理成十卷，请欧阳修作序。欧阳修在这篇序言中，阐述了他关于诗歌的重要理论：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
这是欧阳修认识上的又一进步：穷困的生活和苦难的遭遇，不仅是许多诗人共同的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源泉。他指出，并不是作诗能让人贫苦，而是艰难的境遇使诗人的抱负不得施展，于是，便不能不将内心蕴藏的情感，设法用最准确和巧妙的语言表达出来。他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的卓越评断。这就把过去被颠倒了的因果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而也在关于社会实践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问题上，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穷而后工”论是欧阳修继白居易之后，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欧阳修这一时期的诗歌，如《题滁州醉翁亭》、《谢判官幽谷种花》、《答吕公著见赠》、《游琅琊山》、《班春亭》等，也大都具有新的特色：一方面吸收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将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另一方面，又在保持韩诗雄伟气魄的同时，避免了韩愈用语险怪的缺点，形成了平易晓畅、洒脱清新的风格。可以这样说，他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其实并不仅仅是从梅尧臣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这中间，显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内。假如要说“庐陵事业起夷陵”的话，那么，夷陵的确也只是一个开始；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获得成功的主观条件，是在他“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的长期逆境里逐渐积蓄起来的。而当某些客观条件也接近成熟的时候，这一运动的高潮便快要到来了。
十、移镇扬州
庆历八年（1048）二月二十二日，欧阳修到达扬州上任。
扬州是江淮名镇，大运河纵贯南北，并与长江在南部边境相交叉，自古以来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枢纽。它又是当时淮南路大都督府所在地，滁州只是它辖境中的一个州郡。欧阳修经历两年多贬谪生活以后，能够迅速量移扬州，这是朝廷对他的恩遇。对此，他感激涕零。
欧阳修来到扬州，接替张奎的职务，继承的却是韩琦的政治措施。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庆历七年（1047）五月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接着又改知成德军（今河北真定）。
闲暇之日，他便到竹西亭、昆丘台、蒙谷和大明寺等处游览，观赏无双亭上那天下无双的琼花，品尝美泉亭著名的井泉水味，写下《答许发运见寄》诗和《大明水记》。在大明寺侧，他撤去废屋，辟建阔爽的新堂。这新堂据蜀冈，临邗江，左右竹树相间。凭栏南眺，江左诸峰都好象拱列檐下，宛然与楹廊齐肩。他将这新堂题名为“平山堂”。
入夏，欧阳修携客来平山堂纳凉，赏荷啸咏，竟夕而返。他还在堂前亲植柳树，人称“欧公柳”。
欧阳修在扬州不到一年，发了眼病。后来经年不愈，终成宿疾。他年方四十三岁，已经是鬓须皆白，眼目昏暗；加以慈母垂老，羸病厌厌，便请准移调小郡颍州（今安徽阜阳），作知州事。
颍州旧称汝阴，在颍水与淮河之间。这里不仅民淳讼简，物产丰美，土厚水甘，气候温和；境内的西湖更是风景绝胜，甚至可与杭州的西湖相竞。欧阳修到颍州的第二天，就来到西湖之滨，一边种瑞莲和黄杨，一边想好一首诗，准备寄给友人：“平湖十顷碧琉璃，四面清阴乍合时。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啼禽似与游人语，明月闲撑野随。每到最佳堪乐处，却思君共把芳卮。”（《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寄淮南转运吕度支、发运许主客》）他在晏殊开修的西溪上架了三座小桥。这些桥使他忆起扬州，而他甚至觉得西湖的碧波比扬州的山水更美：“菡香清画舸浮，使君不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但可惜眼病常常苦恼着他，使他不能尽兴领略这绮丽风光：“行揩眼眵旋看物，坐见楼阁先愁登。”（《伏日赠徐焦二生》）
这年二月，东京饥民暴动，西线辽夏开战。欧阳修被升为礼部郎中。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他在秋暑中溯颍水，过陈州，到商丘赴任。途中写信给朋友说：自从过了界沟，地土卑薄，桑柘萧条，才越发觉得颍州真是一片乐土，令人眷念呵！此后，他写了十馀篇“思颍诗”，并约梅尧臣将来一同退居颍州：“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寄圣俞》）
从贬滁、守扬、知颍，直到留守南京，近十年间，他的朋友尹洙、苏舜钦、范仲淹等，都相继物故。欧阳修怀着悲痛，为他们写了墓志和祭文。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欧阳修的母亲郑氏病逝。他服丧返颍，次年又扶柩回吉州归葬。
欧阳修这一时期在诗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有《喜雨》、《送张洞推官赴永兴经略司》、《寄生槐》、《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鹦鹉螺》、《食糟民》、《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等。《食糟民》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也表现了诗人的不安心理：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如沸汤，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罂与瓶，惟恐不得尝。官沽味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言可闻达力可施。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民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官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糯米，役人酿酒，又以酤酒专卖博取厚利。升斗计较，秋毫不遗。官吏们整日饮酒作乐，把酒糟弃置于破屋。种糯米的农民在冬春之际断炊，连稀粥也喝不上，只好找官府讨买酒渣充饥。官吏们把酒糟散卖给农民，还自以为办了好事。他们的行为和他们所学的仁义，不啻相去十万八千里！欧阳修用对比的手法，揭露了官府对百姓的剥削和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以有力的鞭挞。全诗有叙事，有抒情，有议论，有自责。七言、五言、三言相间，又连换七、八韵。显得真切而生动，平易而深刻。在欧诗中，这是具有较高现实主义价值的佳作。
十一、重返朝廷
至和元年（1054）五月，欧阳修丧服期满，朝廷立即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他本来打算等待秋凉以后进京，由于朝廷一再敦促，只得冒着烈日酷暑启程。船过陈州（今河南淮阳），镇安军节度使程琳殷勤款留欧阳修一家，连续几天为他们接风洗尘，然后才给放行。抵达汴京，已是六月一日。
上朝觐见的时候，仁宗看到阔别十载的欧阳修，简直不敢相认。当年风华正茂的庆历谏臣，如今须发斑白，两鬓苍苍。他不由得恻然动心，询问欧阳修在外几年，今年多大年纪，显得格外关怀备至。
七月十三日，根据仁宗的旨意，朝廷授欧阳修权判流内铨。流内铨是吏部的官署。判流内铨一般以御史知杂以上的官员充任，它的职责是掌管文官从初仕到幕职州县官的铨选、差遣、考察等事务，具有一定实权。这时候，朝廷上下官员，大都是反对庆历新政才上台的。他们忌恨欧阳修重新得到进用，更担心欧阳修等人一旦被重用，将危及他们的仕途。因此，他们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排斥欧阳修的政治势力。
有人伪造欧阳修的一份奏疏，内容是请求仁宗淘汰那些依仗恩宠、谋求私利的宦官。这份伪造的奏折在京师广为流传，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宦官们对欧阳修咬牙切齿，他们暗中勾结朝臣，多方搜寻欧阳修过失，伺机打击报复。
不久，一个叫杨永德的宦官终于找到了一个把柄，向欧阳修发起了一场攻击。事情是这样的：翰林学士胡宿是欧阳修的好友，他的儿子胡宗尧按例由吏部铨选，改任京官，仁宗批示说：此人曾经犯法，只准“循资”。所谓“循资”，指任官自下而上顺次递升，依格铨授，不得逾越。几年前，胡宗尧在常州推官任上，因为知州擅自将官船借人，胡宗尧受到牵连，也挨受处分。在仁宗召问时，欧阳修指出：胡宗尧当年只是受长官连累，罪责不大，而且事隔多年，根据考任条例，可以调任京官。宦官及欧阳修的政敌们群起而攻，指责欧阳修徇私枉法，庇护朋友的儿子，侵犯皇帝的权力。七月二十七日，朝廷罢免欧阳修的判流内铨，让他出知同州（今陕西大荔）。
欧阳修出守同州的消息传到宣城，梅尧臣还在家里守丧。他不胜感慨，寄赠一首诗歌，题目为《闻永叔出守同州寄之》：
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无非唯唯臣，独以至公持国法，岂将孤直犯龙鳞。茱萸欲把人留楚，苜蓿方枯马入秦，访古寻碑可销日，秋风原上足麒麟。他批评仁宗身边尽是唯唯喏喏的佞臣，容不下正直敢言的欧阳修。宽慰老朋友出守陕西，访寻古代金石碑铭，足以安闲消磨时日。
朝廷许多正直臣僚，纷纷挺身而出，请求挽留欧阳修。因胡宗尧案由判吏部南曹改官同知太常礼院的吴充，上疏替欧阳修辩说。他说：“欧阳修因为忠诚正直，所以擢拔为皇帝侍从，不应该因谗言而放逐。如果皇上认为我是出于私情而论救欧阳修，那么，我愿意与他一道受贬谪。”奏疏上呈后，没有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