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无动于衷，结果错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定时期内曾经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使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巨大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益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时候，却由于其领导人在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的错误，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的良好时机，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消极影响。这两点失误使苏联经济体制中的流弊积重难返，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滑，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革变成了改向，从根本上破坏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迨至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出现负增长，并由此引发不良的连锁反应，达到难以为继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而且波及东欧，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
第二，政治上离心离德、脱离群众，丧失了群众支持的政治基础。
由于民主政治建设滞后，群众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苏共在政治上脱离群众，丧失了执政的群众基础。苏维埃民主制度是列宁亲自缔造的，是独具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理应从根本上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苏维埃制度在建设初期，并不完善。列宁晚年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设想，以发展和完善苏维埃民主制度。不幸的是，这些设想没有得到实现。斯大林执政后，苏联具备了发展和完善苏维埃制度的有利条件。但是，斯大林把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凝固化，没有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党的附属品。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背离了民主政治的一般常理和普遍规律，实际上同社会主义民主也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声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维埃建设仅是在法律条文规定上有所改进，而在现实生活中，苏维埃制度没能发挥其优越作用。苏维埃亦然形同虚设。
苏维埃民主制度经过70余年的发展，在体现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方面成就甚少，劳动人民的代表并不能充分行使群众委托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同时，最高苏维埃也根本没有能力保证人民代表，行使其他的民主权利，仅仅起着“橡皮图章”的作用。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延缓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并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显然，苏维埃制度还没有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政治外壳。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集团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一言堂、个人专断、践踏党章和法律、侵犯人民权利的事件不断发生，20世纪30年代发生肃反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严重脱离了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的民主权利只是写在宪法上，缺乏保障的具体法令和措施。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不举行认真的讨论，不倾听人民呼声。干部实行委任制，形成了只对上负责，对下则欺压群众，日益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群众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群众对执政的苏共产生不满情绪。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改革失败，社会政治危机加剧，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几乎化为乌有，人们对苏共完全失去了信任，苏共因此而丧失执政地位也就不足为奇。
苏联民主发扬不充分，民主体制不健全。人民还不能完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管理与决策。这就不能完全、迅速、有效地监督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所滋生的某些腐败现象，因而还不能充分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还不甚完整和严密，人们的法制观念较差，依法办事的自觉性较低。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责关系不明确，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严重，缺乏完善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以致还不能有效地防止某些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从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依法治国。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机构重叠臃肿现象严重，因而办事的效率比较低，活力比较差。这种种弊端的总病根，则在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和屡禁不止的官僚主义。这是现实体制中的两大顽症。
第三，思想文化建设没有搞好，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造成社会思想混乱，群众理想信念动摇。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优于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互相对立和竞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批判地继承借鉴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来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列宁创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曾经是一个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的党，这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凝聚和思想先导作用。但是在列宁逝世后，苏共的历届领导人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苏共是在沙俄统治的废墟即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情里建设社会主义的，但它在提倡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同时，没有注意肃清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斯大林时期严重的个人崇拜，曾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提倡和赞赏对自己的崇拜，勃列日涅夫则更甚，使党长期笼罩在个人迷信的怪圈之中。与此相随的是党内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完全缺乏与时俱进的风尚。先是长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生搬硬套地用这种错误的理解来剪裁活生生的现实。在实践上出现重大失误以后，自苏共二十大开始又没有及时地用正确的思想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导致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使苏共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肆批判“斯大林主义”，形成否定历史、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所谓“改革新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使苏共的指导思想成为一个既包括马列主义，也包括全人类的价值（尤其是自由、民主、价值观）、人道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学说等思想的大杂烩。同时在广泛“民主”的旗号下放弃正确的思想引导，放任自流，使否定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书籍、报刊和言论到处泛滥，并成为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思想文化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党的精神凝聚力的丧失，思想文化建设的不足和对正确轨道的偏离，影响了人们的视野和是非观念，扭曲了整个社会心理。到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从根本上失去了对党员、群众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号召力。同时，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也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苏共在党的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失误拉开了苏共垮台的序幕并最终把苏共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苏联的政治多元化由此开始，国家的解体由此而来。
苏共丧失了群众支持的思想基础。苏共蜕化变质，首先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尤其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提出和实行“公开性”“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整个社会思想陷入极端混乱，群众的理想信念严重动摇，群众与党的联系被瓦解，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崩溃。1991年6月，美国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全部是掌握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结果表明：全部被调查者中，只有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的则占了76.7%。当时就有专家撰文指出：苏共官僚们最关心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了维护党政官僚的利益。事实上，最热衷资本主义化的正是党政官僚。
第四，党自身的建设没有搞好，蜕化变质，在群众中失去了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组织基础。
列宁曾经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之一就在于脱离群众。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党群关系发生裂变，苏联当权的“人民公仆”蜕化变质，党内开始形成一个保护特殊集团和高级领导人享有各种特权的制度。特权和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党的领导人在群众中威信扫地。瓦·博尔金（曾任苏共中央内务部长，是参与“8·19”事件的重要人员）在其《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曾经强大的党的核心正在衰亡，整个肌体正在坏死。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1991年10月9日苏联《工人论坛报》一篇文章认为：“苏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成立起来的，宣布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然而它日益脱离了这个阶级，失去了对工人的政治影响力”。1991年苏联《自鸣钟报》文章写道：难道真有人不明白，用采取过高工资和享受各种特权的办法，攫取人民劳动成果——这种形式不正是苏共政权垮台和受到蔑视的原因吗？可以说，苏共和苏联真正的掘墓人，正是苏共和其自己培植的官僚高薪特权集团。搞党内腐败，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脱离群众，必然亡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三、苏共执政失败的后续反思
苏共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失掉民心、脱离群众的教训值得今天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持久地深入反思。
在苏联解体前，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的民意调查非常明确地显示出，在群众看来，苏共不代表工人，也不代表全体人民，甚至不代表全体党员，只代表执政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在这种情形下，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人民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苏共垮台这样一个现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苏共在很长时期里代表了苏联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得到人民的高度信赖，因此激发了人民汹涌澎湃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夺取并巩固了政权，打败了外敌入侵，建设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执政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忽略了人民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党风方面，党内特权和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这样日积月累，人民对党的意见和积怨便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以至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苏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如果说苏联共产党丧失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最初的原因在于党执政的绩效不明显，特别是由于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出现的种种失误，使党不能很好地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不能有效地履行执政为民的根本职能。那么，到了执政的后期，执政党成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谋取私利的工具，逐渐偏离了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失去了自我更新和自我矫正的机会和能力。苏共到后来已经蜕变为少数当权者的党、既得利益集团的党，谁都无法凭借这样一个党来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由于苏共内部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还培养了一群党内的“蛀虫”，拥有一定职权的各级官员通过非法手段聚敛钱财，极力阻挠触动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更为可怕的是，这些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为了“漂白”他们非法攫取的巨额财富，最后甚至不惜用推翻苏共的执政地位来使他们侵吞的社会财富合法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的所谓“新权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早期发展起来的黑市“倒爷”，而是苏共执政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正是苏共党内存在的顽固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秩序来为自己大肆攫取非法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加之他们操纵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这就使党的执政价值取向根本不可能指向群众。
苏共的悲剧从反面说明，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不能坚定不移地领导人民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及时地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那就会逐步丧失政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必然遭到群众的抛弃，最终将会亡党乃至亡国。
能不能得到最大多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就是群众利益预期得到满足的程度，而这种利益预期离不开正确的执政理念，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执政实践。群众对执政党的支持程度，是一个客观的、动态的、开放的过程，群众对党的支持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时期党在执政实践中能够做到执政为民，切实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另一个时期也有可能会因为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或者因为自身建设存在的缺陷损害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就会出现群众同执政党离心离德的局面，最终失去最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也就会被群众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