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0年以前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体系建立形成后，成功地排除了考迪略势力对国家政治的干预，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使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了正规化。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保障了墨西哥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确保了工人权利、土地改革、群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等宪法基本内容。革命制度党在成立的初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使它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但是由于长期执政，革命制度党职团部门日益官僚化、集权化。领导人出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通常更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群众的要求与呼声敷衍塞责。同时，政府与制度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个职团组织与政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并且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和工具，不再具备表达与整合群众利益的有效能力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经露出了苗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革命制度党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三个职团部门的离心倾向越发严重，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种种危机，职团结构由于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中国国民党的兴衰也很好地印证了政党执政兴衰的规律。国民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孙中山领导建立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更为现名。此时，“愈挫愈奋”的孙中山已经深刻认识到，要保持国民党的革命性，必须输入“新鲜血液”，从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此过程中，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执政党。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全国形式上基本统一，中国国民党成为全国执政党。但是此时，由于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已经在逐渐丧失。国民党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一方面清剿共产党和革命力量，一方面压制民主势力和群众呼声。尽管国民政府也领导了正面抗战，但由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继续发动内战，其专制独裁未变、社会性质依旧，最终民心尽失，退守台湾，由全国执政党而为地方执政党。蒋氏父子偏安一隅、痛定思痛，曾经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和进行“土地改革”，并提出了台湾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台湾迅速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尽管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冷战”不断，但国民党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李登辉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本土化”和“民主化”，玩弄花样迭出的“台独”政策，造成了国民党的三次大分裂和“宪法”的五次大修订，加之“黑金”问题、政商勾结、精英流失、人心涣散、社会动荡，最终把国民党送上了一条不归路，在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直选中两次败北，丧失了在台湾50年的执政地位，李登辉本人也被撤销了党籍。之后的国民党主席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05年和2008年连战和吴伯雄分别访问大陆。2008年3月22日，中国国民党马英九、萧万长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副总统，重新回到执政党地位。2009年7月26日，马英九当选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上台伊始就提出，今后一定要将国民党打造成“清廉、勤政、爱民”的政党，实现“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承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名言，也是中国国民党近百年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未来启示。
政党的力量在于党员对党的忠诚。但是，当执政党大权在握的情况下，特权和利益驱动会挤压这种忠诚的空间。权力和利益因素挤占的空间越多，起的作用越大，党员对政党的忠诚度越下降。在“一党独大”的这些例子中，政府要员掌握执政党的高层权力，政党的高层担任政府的行政要职。党政人员上的高度重合使得执政党能够通过政府机构获得源源不断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所以政党成员热衷于做官，政府官员、企业精英、知识精英热衷于入党，利益寻求权力的庇护，权力攫取利益的回报。执政党和公权的基础就这样被严重侵蚀。
在现实中，常年独占执政党地位的“老大党”，其实力和影响已经渗透了行政、立法和司法领域的各个环节，建立起了“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和国家政权形态，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绝对支配权。“老大党”利用自身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以及与负责政策执行的官僚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形成了完全以自身为核心的政策决定过程；从而在事实上架空了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的制度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以1998年以前的印尼为例，印尼的政策决定过程是以专业集团的组织机关为基础展开的。一般来说，政策形成要经历政策提出、审议和决定三个基本过程。形式上，这三个过程主要在行政部门、内阁和议会中进行。但在印尼，每一过程都是以专业集团一定的组织机关为基础展开的，不论政策形成在哪一个过程，印尼专业集团都有相应的组织部门负责指导和操作。由于政权掌握在议会多数党手中，而政党又通过政府行使权力。在印尼，执政党居于权力的核心，它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向议会提出包括宪法修正案在内的各种法案，这些法案通常都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在法律实施方面，专业集团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颁布各种政策，推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一党独大”为特点的体制下，执政党与政府的界限通常模糊不清，权力究竟是集中于政党机关还是集中于政府机关；是政府机关听命于政党机关还是政党机关听命于政府机关；是政党组织把持了政府部门而变得强大还是政府因执政党的组织渗透而变得更有力量。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政党就很有可能不但支配行政官员，还支配文官体系，甚至支配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这种将党政混为一起的做法客观上为政党控制行政领导权攫取各种利益大开方便之门。由于“老大党”的触角深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它也就把垄断性的“寻租”的利益带到了各个角落，导致腐败的蔓延。因此腐败现象成为始终困扰“老大党”的顽症。日本、印度、墨西哥、印尼等国无不如此。
伴随着权力膨胀，政治上的腐败成为一党集权统治的大敌，逐步侵蚀和瓦解着政党的执政基础。尽管各国的这些老党大党都曾千方百计采取不同的措施试图铲除腐败的根基，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最终成功者寥寥。印尼的苏哈托在国内的政治统治一向以铁的手腕而著称，当年为了能够使印尼专业集团长久占据执政地位，苏哈托一直以来通过强硬的手段压制各种社会反对力量，以巩固专业集团的执政根基。1971年，苏哈托先是对印尼的政党进行了合并，将原有的9大党派合并为两大党派，而对于共产党及其他较小的政党则索性将其消灭。1975年，“潘查希拉”被确定为印尼唯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苏哈托又借助印尼武装部队和印尼公务员协会的力量先后压制了“50人集团”“印尼觉醒会”等专业集团内的不同派别，果断地把东帝汶等地区的分裂势力打压下去。可以说，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苏哈托在他执政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制造国家恐怖主义。表面上看，分裂的势力在他手中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恰恰是苏哈托的恐怖统治成为印尼后来长期混乱的重要根源。他的政权制造了恐怖，培育了仇恨，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爆发并通过暴力方式推翻现有的统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苏哈托家族成为国家经济崩溃的祸首。1998年5月，印尼全国发生了反对苏哈托的暴乱，苏哈托被迫辞职。在他垮台后“透明国际”公布了世界腐败领导人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印尼这位前总统和执政党党魁苏哈托，他在职的1967年至1998年间，共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95美元。由于苏哈托执政期间长期压制不同的政见，因而在社会上没有形成有一定影响和能力的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所以，一时间在政权崩溃后出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真空，由此引发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国民党在台湾当政期间，经营了数千亿元新台币的党营事业，由七大控股公司与其转投资的“党资”企业构成，涉及金融、电子、石化、综合、能源、科技、文化媒体、建筑、保险、海外事业等众多领域，财力十分雄厚，被喻为国民党的“金山银库”，在国民党“党国一体”的一党威权统治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公私不分，党营事业在岛内与其他财团结盟，夺取商机，内里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严重，成为国民党党内贪污腐败的祸根。其黑金政治的种种劣迹，引起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也埋下其垮台的祸根。
一些政党在长期执政中感觉到危机四伏的时候，也会推出较新的策略。譬如，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政策主张，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并将新的社会力量吸纳整合到执政党的体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满足社会局部利益的要求，但在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日益做大的情况下，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表面统一的政党一旦被权力和利益腐蚀后，已经不是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追求上的统一的整体了，而更像一个利益驱使下的“企业集团”，所有的改革都是建立在承认既得利益集团合法性的基础上，需要得到“股东们”的同意，新的社会成员的进入很快成为新的“小股民”或“大股东”。试图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改革家只能把自己推下台。当年，职团结构使墨西哥官方党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众性组织。从1929年卡列斯建立国民革命党（革命制度党的前身）以来，墨西哥官方党的组织结构几经调整，不断地将社会中的新兴政治势力吸纳入执政党范围，使得其组织结构持续膨胀。革命制度党的做法造成了执政党内部山头林立，矛盾重重。其中人民部同农民部、工人部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农民部与工人部也有深刻的分歧。军队也一直想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却受到了人民部、农民部和工人部的一致反对，所以军人部几次成立尔后又遭到解散。像革命制度党这样不断地吸纳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执政党，实际上是承认并容许了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在党内的存在，并且可以公开地就各自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墨西哥官方党政策制定是在人民部、农民部、工人部等派别之间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而形成的，使执政党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各个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腐败猖獗。
由此可见，尽管执政党在最初取得政权的方式千差万别，但是执政党要想长期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获得来自群众的源源不断的支持，执政党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制度和机制，这种制度和机制能够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群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保证群众对政党的控制，保证政党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控制，保证群众意志和利益得到顺畅表达与整合。这是政党对执政方式探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如果缺乏这样的体制，不管主观上在这方面有多么强烈的愿望，执政党还是无法反映群众的要求，群众对政党的代表性也会产生怀疑，执政党和群众之间就会逐渐产生矛盾、发生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最终损害到党群关系和执政基础。许多国家老党大党不能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党独大”条件下长期执政，使得自身形成封闭式的政党组织结构，集权与腐败之势蔓延。政治上占有垄断地位，长时间处于一种保守和封闭的状态之中，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特权和利益，久而久之，内部逐渐失去监督的动力和压力，外部难以形成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很容易在党内形成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会愈演愈烈。长此以往，执政党逐渐地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腐败成风，最终积重难返，党将不党，被群众所抛弃。
第四节 当代执政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最近2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政党的发展呈现如下显著特点，不均衡性突出、整合能力下降、治理功能面临转型、发展轨迹清晰。与此同时，不少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这些国家的政党在政治上普遍感受到国内、国际的多重压力，面临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动，受制因素增多，行动能力受到局限，出现了多种社会综合征。
一、当代世界政党的发展态势
当前世界政党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发达国家政党及政党体制的成熟性、稳定性和法治化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稳定性普遍较差，基础薄弱，发展机制不健全。亚非一些国家强人治党突出，武力干预政治普遍，人亡党息的风险较高；政党之间的无序竞争时常导致政治动荡，少数国家甚至出现逢选必乱。另外，一批主流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下降，越来越难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有的国家大选选情胜负难料，大党难以独自组阁，小党作用凸显。2010年大选后，英国出现了30多年来首个“无多数议会”，澳大利亚产生了70年来首个“悬浮议会”，匈牙利前执政党社会党只获得不到1/6议席、维持了近20年的“左右均势”被打破。这些都可能对政局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增加了这些国家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此外，政党的社会治理功能面临深刻转型。当今，政党对经济社会的掌控能力减弱的同时，又面临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政党必须超越以往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治理理念和政策，在全球视野下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效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