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弗洛伊德
一个文明人与周围的朋友和睦相处时，是不会把朋友与死亡联系起来的。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会避免这一话题。当然，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敏感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打垮了。于是，死亡的特殊理由——事故、疾病、感染、衰老，渐渐升为主要位置。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一起事故同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的信息令我们更不安。我们对死者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敬意一样。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隐恶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在墓碑上，只写下对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想当然的。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崇敬更为可贵，即使生者也不及。
文明人这种勿以为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爱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这种行为表明，我们似乎也像古老的部落人一样，心爱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须跟着死去。
对待死亡的不同方式和心情直接关系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游戏之中，对生活孤注一掷，生活就会显得贫乏、毫无意义，平淡而肤浅。这正像热恋中的一对美国人，从一开始双方就知道，一切都会十分顺畅。这样的方式与欧洲大陆式的谈情说爱刚好形成对照。一对男女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必须考虑这之后的职责和任务。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我们不敢从事诸如在空中飞行、远征到他国、实验爆炸物等等带有危险性的工作。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总之，我们宁愿受伤或遇到其他损害也绝不愿想到死亡，当然为了逃避死亡，我们也同时逃避了其他一些东西。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除了我谈论着我，在我的话语中有一点争辩；你掩饰着你，在你的隐匿中有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