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红酒绿之际，让十七八女孩儿曼声演唱相思小调，才是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回归到艳情创作上来，才有歌词创作的一次又一次高潮。范仲淹艳情之作虽少，然沉挚真切，婉丽动人，对词坛产生深刻影响。赵宋王朝从决策上和经济上鼓励大臣享乐，鼓励大臣多养“歌儿舞女”自娱，范仲淹是宋代比较早的将这种生活情态写入歌词的作家。范仲淹的作为能够起到一种典范的作用。范仲淹的道德人品，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比较一致的极高的评价，好友韩琦评价范仲淹说：“竭忠尽瘁，知无不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这是范仲淹身后人们对他的定评。以范仲淹这样一位道德领袖人物，写作婉丽缠绵的艳情词，必定会极大地改变时人的文学创作观念。由此，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以下所举例子中，就有范仲淹。且言“以范公而不能免”，可见范仲淹此类创作给时人的示范意义。于是，宋人在不知不觉中会将偎红倚翠的风流生活和深情委婉的艳情小曲作为生活常态接受，在文学创作领域放宽对艳情词的道德评判，或者根本不予道德评判。文学创作观念的改变，才是歌词创作走向再度繁荣的深层原因。因此，范仲淹在词史上不仅是一位承前启后过渡性的重要作家，而且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为宋词创作的繁盛导夫先路。
北宋词重归花前月下，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有其时代的必然性。简言之，宋代帝王自“杯酒释兵权”后，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太祖、太宗两朝，各地的割据政权基本上被消灭；真宗朝又与契丹订立和平盟约，北宋社会从此进入内外无事的太平发展时期。至仁宗年间，赵宋帝王所倡导的生活享乐也渐成风气，宋人开始享受生活。社会风尚的转变为歌词创作带来新的契机，这方面原因我曾有另文详细讨论，此处不赘。
第二节北宋词初祖——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幼孤，7岁能文，乡里号为“神童”。真宗景德元年（1004）14岁时张知白以神童荐入试，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次年召试中书，迁太常寺奉礼郎。真宗卒，晏殊建言太后刘氏垂帘听政，得太后欢心，天圣三年（1025）35岁时自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自此进入二府。二年后因论事忤太后旨，出知宋州，改应天府。明道元年（1032）再入二府，为参知政事。康定元年（1040）迁知枢密院事。庆历三年（1043）拜相。次年九月罢相，出知颍州、陈州、许州、河南府等，封临淄公。以疾归京师，至和二年（1055）卒，谥元献，世称晏元献。有《珠玉词》三卷，存词130余首，几乎都是短小的令词。
作者以“珠玉”名其词集是恰如其分的。“珠玉”，就其形体而言，似乎接近渺小了，但因它有一种耀眼的辉光，结果却显得很大，并由此而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晏殊《珠玉词》的性质就有些与此相近。晏殊词既没有关乎家国兴亡之重大题材，又没有心系黎民疾苦的深长叹惋。他的词大部分是描写男欢女爱、轻歌曼舞的生活；或写春愁秋恨，离情相思；或感叹人生短暂，时不再来。然而，却闪耀出一种诗意的生命之光，从这一角度来看，《珠玉词》是充实的。
一、生命在日常生活中闪现光彩
人的生命只有短暂一次，它展现在生与死的途程之中。由于人生短暂而且必有一死，面对生死这一二律背反，前人早已有过精辟的见解。陶渊明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这是一种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主动精神。西方一位浪漫主义美学家，面对日益物欲化的人生，具体提出：“人，诗意地栖居于世界”这样的口号。这是一种占有生活，把握生命的审美观照。
早在九百多年前，当时只有七岁的晏殊就已经被乡里目之为“神童”了，他思维的敏感、感受的细腻已可想而知。随着年齿与阅历的增长，词人对于生命的思考，似乎已经兼有这两个重要方面。他的《珠玉词》，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就是对生命价值进行“诗意”思考的最高结晶，很多词篇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他的《浣溪沙》就是在较深层次上对人生、对生命进行“诗意”的探讨，并由此而广为人知：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这是一首生命的哀歌，它是从光阴流逝这一角度来写的。虽然这是古诗词中屡见不鲜的主题，但因作品的内涵丰厚，构思新颖，属对工巧，终于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开头两句，似乎只重描述而没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其实这两句用笔极重。因为“新词”不止“一曲”，“酒”也不止“一杯”，这一系列具有特征的动作，正好说明作者在深层次上痛感生命于不知觉之间的消失。“去年天气旧亭台”，是从客观事物之不变者这一角度来写的。季节如昨，亭台依旧，但其中的潜台词却是：物是人非，人生几何？作者以有限的生命来体察无穷的宇宙，把人生放到时空这一广大范畴中来进行思考，于是，这首词便具有某种厚重的哲理韵味了。“夕阳西下几时回”，是承上所作的补笔。字面上，它写的是“夕阳”万古常新，去而复“回”，然而作者恰恰是从人们视而不见的“变”字这一角度来补充的。因为在“几时回”这一设问之中，已包含有今日的“夕阳”已非昨日的“夕阳”之意在内，暗示着“夕阳”纵然美好，但毕竟要“西下”，要落去。譬诸人生，一去便永无回归之日。可见，上片三句貌似淡淡写来，其中却蕴涵着时间永恒而人生短暂的深长叹惋。
下片通过最有特征的具体事物和生活细节来深化上片勾画的意境：“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人们心中所有却是笔底所无的一种“诗意”的感受。这两句分别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无可奈何”，是作者的感受和感叹；“花落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作者面对“花落去”这一现实，止不住产生一种惋惜之情。然而，作者对此既然无能为力，便只能徒唤“无可奈何”了。下句“似曾相识”，也是作者的感受和感叹。燕子秋去春来，不违时节。每当新春来临，它们便差池剪羽，贴地争飞，呢喃对语，由于体态相同，往来飘忽，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们确否是旧巢双燕，故在“相识”之前冠以“似曾”二字。“燕归来”，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花落去”与“燕归来”这二者每交替一次，便过了一年，而人生正是在这无穷的交替之中逐渐衰老直至死亡。旧的面孔已经永远消失，新的面孔又出现在你的面前。历史便是在这种新旧交替之中默默向前延伸。面对这一现实，作者便止不住要在铺满落花的小径上徘徊沉思了。作者对上面的问题和思考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艺术框架，让读者跟随作者一起去徘徊思考而已。正因为框架宏阔，评家对此词的解释也多有出入，但具体坐实又缺少根据，故仍以通过惜春来抒写关于生命的思考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思考这种解释为佳。这从与下片首二句相关的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中也可看得出来。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载：晏殊“召（王琪）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不管这一则故事是否可信，但从中仍可看出，这两句是“倚声家”的特殊追求，目的是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形象来补充“夕阳西下”一句的内涵，它准确地捕捉了生活中的“诗意”。有了这一对句，全词便由此而诗意盎然，光彩照人。“花”红、“燕”紫，色彩斑斓，形成对比。“落去”“归来”，变化强烈，动感鲜明。词人充分运用并发挥了律诗中间两联讲究平仄粘对的艺术技巧，读之悦耳，听之悦耳，恰当不过地增强了词之所应有的特殊韵味。前人对此已早有发现。张宗橚在《词林记事》卷三中说：
元献尚有《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中三句与此词同，只易一字。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情臻缠绵，音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
这段话充分说明词中“燕归来”一联，比之纳入诗中更为和谐匀称。王士祯《花草蒙拾》也说：“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这里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可见词中并没有表明词人长期苦思冥索的对句是为了伤逝悼亡。这两句写的是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思考，其中虽然也可以包括有伤逝悼亡的意蕴在内，但却难以指实为某一具体人物。“燕归来”一句所透露出的某种乐观情绪，似也与悼亡有一定距离。
晏殊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无法挽回流逝的时光，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岁月的脚步匆匆离去。宦海风波中，晏殊也免不了有沉浮得失。在官场平庸无聊的应酬中，敏感的诗人当然会时时痛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无意义消耗。这就是词人在舒适生活环境中也不能避免的“闲愁”，是摆脱不了的一种淡淡的哀伤。所以，在《珠玉词》中有特别多的对岁月无情的感触，《破阵子》说：“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不停。”《鹊踏枝》说：“门外落花随水逝，相看莫惜尊前醉。”《清平乐》说：“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春去秋来，往事知何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木兰花》说：“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踏莎行》说：“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渔家傲》说：“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拂霓裳》说：“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面对广袤的时空，个体的渺小感自然产生。万般无奈之下，词人便频频借助“饮酒”来摆脱愁绪的缠绕。
《珠玉词》还有一些伤逝悼亡的作品，这类作品也多与生命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如《木兰花》：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张宗橚在《词林纪事》卷三中说：“东坡诗‘尊前点检几人非’，与此词结句同意。往事关心，人生如梦，每读一过，不禁惘然。”张氏的“惘然”，就在于“当时共我赏花人”两句，既有具体所指，同时又能在生命意识上引起读者的某种共鸣。因为歌词本身已含有伤逝悼亡的情绪在内，并非读者的引申发挥。所以，这首词与前引《浣溪沙》是有所不同的。另一首《木兰花》，其悼亡之情就更为具体了：“玉楼朱阁横金锁，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朝云聚散真无那，百岁相看能几个。别来将为不牵情，万转千回思想过。”悼亡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词中表达了作者对待已逝亲人的真挚缠绵的情感态度，是一种诗意的升华。
二、灵感在季节变化里荡动涟漪
人，若想“诗意地栖居”于这个“世界”是十分不易的。虽然人类自称是万物之灵，但在永恒的时间与有限的生命这一二律背反之中，人类（特别是古代人）的挣扎与努力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连应付小小季节变化都要付出某种代价。正因为如此，季节变化在诗人心灵中引起的反应，便显得分外敏感。对此，前人在理论上曾有许多概括。“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话讲的就是四季变化在人的心灵上所引起的激荡。钟嵘说的更为具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之感诸诗者也。”（《诗品序》）他认为，四季的变化最容易激发诗人的灵感，并由此而写出好的诗篇，美化这“诗意”的世界。晏殊的《珠玉词》对春、秋二季的变化，反映尤其敏感强烈。正如陆机《文赋》所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如《采桑子》：
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拆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须知一盏花前酒，占得韶光。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
春风吹拂，繁花似锦，双双紫燕，衔泥筑巢，一切都充满了活跃生机。多愁善感的词人又怎能不痛感新春的短暂与青春的可贵？于是便产生了“莫话匆忙”与“占得韶光”这一“人定胜天”的情绪飞跃与主动追求。虽然这一追求十分有限，但其精神却闪耀着光彩，并在读者心底荡起某种情感的涟漪。再看另首《采桑子》：“阳和二月芳菲遍，暖景溶溶。戏蝶游蜂，深入千花粉艳中。”词人从另一侧面描画二月新春的美艳，于是又产生了使青春永驻的遐想：“何人解系天边日，占取春风。免使繁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