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麻城歧亭杏花村，我们就会联想到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歧亭杏花村与苏东坡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纽带人物，如果没有这个人物，歧亭杏花村就会与苏学士失之交臂，就不会产生麻城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这一段文坛佳话。这个人物就是当年隐居歧亭杏花村的“龙丘居士”、“方山子”陈季常。
遐迩闻名的《方山子传》
在《苏东坡全集》、《古文观止》这些典籍里，我们可以读到一篇脍炙人口的人物传记，这就是苏东坡为友人陈季常撰写的《方山子传》。传曰：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歧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歧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歧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古文观止》下册）这篇传记意思是说，方山子年轻时，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间有侠义的人都很推崇他。成年以后，便改变了以往的志向，刻苦读书，想以此在当世建立一番功业。但是始终得不到赏识。晚年便隐居在光州、黄州之间的一个名叫歧亭的地方。他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粗茶淡饭，不和世人来往。他抛弃了车马，毁掉了原来的帽子、衣服，步行来往。山里的人没有谁认识他。见他戴着方形而高高突起的帽子，就说：“这岂不是古代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便叫他为方山子。
苏轼被贬来黄州时，路过歧亭，恰巧遇见了他。苏轼惊奇地说：“这不是我的老朋友陈季常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方山子也惊奇地询问苏轼到这里来的原因。当苏轼把原因告诉他后，他先是低头沉思，然后抬起头来笑，请苏轼到他家去住宿。他家四壁萧条，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的老婆、子女、仆人都很安心满意。
方山子年轻时，纵饮任性，喜欢击剑，挥金如土。十九年前，苏轼在歧山，曾见方山子率领两个骑士，挂着两袋箭，到西山去游玩。前面有一只鹊儿飞起，方山子叫骑士追上去射它，射不着。方山子策马冲向前去，一箭便射中了。因此，两人便在马上谈论起用兵之术和古今成败的道理，他自认为是一时的英雄豪杰。如今过了多少年了，他那精悍的神气尚流露在眉宇之间。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有功勋的家庭，应该可以做官。如果他一直在官场里做事，现在已经显赫有名了。他的老家在洛阳，园林屋子雄伟富丽，和公侯的人家一样。在河北还有田园，每年可得到绸缎上千匹，也足以享受富裕快乐了。可是对于这些他统统抛弃不要，独自来到深山穷谷里，如果他无一得之乐，能这样做吗？
最后，苏轼感叹道：“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许多才能卓异的人，常常假装癫狂，浑身污浊，但是我无从见到他们，方山子也许见过他们吧？”
凡是熟知苏东坡诗文作品及其生平的人，都知道他生前是很少为人写传记的。在存世的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500多篇各类文章中，收录进《苏东坡全集》里的人物传记仅仅只有11篇，而《陈公弼传》、《方山子传》列其首，足见陈季常父子受到了苏东坡特别的青睐。作为一代文化巨匠，在苏东坡66年人生旅程中，他结识的朋友遍及天下，数不胜数，然而能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从富贵交到患难交到莫逆交者，都非季常莫属，这正应了“相交满天下，相知能几人”这句老话。
《古文观止》在《方山子传》后附评点说：“前幅自其少而壮而晚，一一顺叙出来。中间‘独念方山子’一转，由后追前，写得十分豪纵，并不见与前重复，笔墨高绝。末言舍富贵而甘隐遁，为有得而然，乃可称为真隐人。”作为今天的麻城人，我们为苏东坡能留下《方山子传》这篇珍贵的文字而感到格外的荣幸，也为苏陈之交中那份流露于传外的真情而深深感动。
苏东坡与陈季常父子的交往渊源
按《方山子传》中提到的“余谪居于黄”、“前十有九年，余在歧山，见方山子……”等语推断，这篇传记应是苏东坡在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所撰。因为，宋嘉祐六年（1061年）十二月十四日，苏东坡到陕西凤翔府任签判，时任凤翔太守为宋选，字子才，郑州荥阳人。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太守，继任者即是陈季常的父亲陈希亮。
苏陈两家都是眉州人氏，且数代世交。论辈分，陈希亮比苏老泉还长一辈。当年，陈太守在府廨后花园修筑了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东坡作记。稿子写成后，陈太守没有改动任何一个字，就吩咐刻到碑石上去，并慨然说道：“吾视苏明允（苏轼之父苏洵的字），犹子也；轼，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东坡谪居黄州，陈季常就请求他为其父陈希亮撰写传记，苏东坡在传记中写道：“公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苏东坡全集》第4426页）季常之父为人刚劲，面相严冷，说话砍筋断骨，指责别人的过错，常常不留情面，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致使很多下属吓得不敢仰视他。苏轼当时的职务，相当现在地方政府的秘书长，所以他与陈希亮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但苏轼当年二十七八岁，少年气盛，不会耍官场的板眼，做事勇于负责，意见不同便要据理力争。这一来，上下级之间闹了很多矛盾。
比如，同僚称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听到后，当面呵斥别人说：“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这使苏轼很难堪。
陈太守颇有官架子，有一回同僚谒见，大家在客厅久等，太守大人迟迟不见人影，弄得有人当厅打起瞌睡来，苏东坡心有不平，便作《客位假寐》诗讽刺太守大人：“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唯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平日苏轼写公文，陈太守总要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这使以文章自负的苏签判觉得很失脸面。当陈太守求他写《凌虚台记》时，苏轼乘机大泼冷水，他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田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文章最后还狠狠挖苦说：“夫台犹不足恃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古文观止》下册）当然，陈太守大人大量，不改一字，将《凌虚台记》全部刻在石头上，说明他对苏轼的才学是欣赏的，只是“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这才有苏轼栽了许多跟斗后，终于体会到了陈太守的良苦之心，才会“已而悔之”。
陈太守有四个儿子，老四就是陈慥季常。按《方山子传》中的记述，当年苏轼第一次见到陈季常在歧山之中。当时陈季常正带着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个年龄相当的青年，一见如故，彼此高谈用兵打仗及古今成败之事，谈得非常合拍。在陈慥自己的心中，自认为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一世豪士”；在苏轼眼里，这个不乐仕进，使酒好剑，挥金如土的太守公子哥儿，有一种超然洒脱的豪侠气概，而这正是苏东坡所欣赏和喜爱的性格类型。于是两人由相识、相交到相知，最终成为莫逆之交，并为后世麻城歧亭杏花村留下千古佳话。
年后的人生幸遇
苏东坡与陈季常在事隔十九年之后，再次邂逅相逢了。
《方山子传》中所记“余谪于黄，过歧亭，适见焉”，而《歧亭五首》诗序则对这次幸遇记载得更为详细：“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歧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
常言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苏东坡与陈季常不正是一对君子式的千古知己么？你看，苏东坡在凤翔任上与季常一别后，于治平三年（1006）二月得任殿中丞直史馆，供职京都；熙宁三年（1070）三月，苏东坡被命为编排官，负责贡举方面的朝廷事务；后来，苏轼因“以小官横议国是”，被改任为开封府推官；熙宁四年（1071）七月，出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出任密州太守；熙宁十年（1077）出任徐州太守；元丰二年（1079）四月出任湖州太守。尽管苏东坡官场沉浮不定，但毕竟有职有权，而陈季常从来不找上门去讨点什么好处。
元丰二年，苏东坡到任湖州仅两个月零八天，即因“乌台诗案”而坐罪下狱。这场牢狱之灾从当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零十二天。
余秋雨先生曾评价苏东坡，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文化名人”。他的可爱，一部分源自他奇瑰豪放的诗文，更主要是源自他率真洒脱坦荡恣肆的性格。陈季常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他无时不在关注着老友的命运与行踪，倘若不然，为什么当苏学士谪贬途中，陈季常会“北迎二十五里”呢？
与友相交，不在春风得意的顺境里逢迎巴结，而在贬谪潦倒的困顿中倾注真情远足迎接，季常真是人中君子。陈苏这一幸遇铸成了千年的感动，也令歧亭杏花村浸润了千古友情的诗魂。
悲凉寂寞的谪黄苦旅
苏东坡在御使台狱囚禁了一百多天，出狱的时候，已经是年尽岁除，转日便是元丰三年正月初一。
虽然脱却囚牢，但是他获得的人生自由却是有限的。贬谪黄州，诏令“本州安置”，就像今天法纪限制居住，是不能擅离州境的。按当时规定，被贬谪的罪官，必须奉诏即行，不得逗留京都。对苏轼更是裁令苛刻：由御使台差役转押前往。此行所任虽是官阶极低的黄州团练副使，但还附加规定：“不得签书公事”，说明所得到的仅是一个空壳牌子。
在这万家团圆欢聚的日子，苏轼却不得不远赴流放之地——黄州，他的心境可想而知。在长子苏迈的陪同下，在差役的押送下，苏轼先在陈州祭奠了老友、表兄文同，并在侄女婿、文同之子文逸民家苦等六天后晤见了弟弟苏辙。正月十八在蔡州遇上大雪，当天过新息（今河南息县东），顺道寻访曾任过黄州通判的世交前辈任师中（伋）不遇，于是渡过淮河，傍晚投宿加禄镇。
回想一路艰辛，感念未来命运，苏东坡心中的悲凉油然而生，因而写下《过淮》诗一首：
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度千山赤。麇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便应与吾语，何止寄衰疾。（《苏东坡全集》第225页）正月十九，苏轼过光山县，顺道游览了光黄胜迹——净居寺。二十日度过关山进入麻城春风岭，但见岭上梅花盛开，山间溪流回绕，苏轼触景生情，吟下《梅花二首》：
其一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砾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其二
何人把酒问清幽，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苏东坡全集》第936页）
此诗诗题亦作《正月二十过关山作》。《齐安拾遗》云：“关山歧亭路，有春风岭，东坡有《梅花诗》”，即指此诗。又绍圣元年（1094）苏轼谪惠州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自注云：“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句。”即指此二首。
进入麻城县境留下的历史疑团
根据《梅花诗》相关注解揭示的信息，苏东坡是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越过春风岭的。而按《歧亭五首》自序交待，苏东坡至歧亭“为留五日”后再往黄州，途中夜宿禅智寺，二月初一正式抵达黄州。依此倒推，苏东坡应是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五日抵达歧亭杏花村陈慥处。那么，春风岭到底在什么地方？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这四天里，苏东坡究竟是在哪儿逗留的？
康熙《麻城县志》载：“春风岭，一曰东界岭，一曰大安山岭。按《一统志》，在麻城县，岭上多梅花。宋苏轼自新息渡淮由此岭有诗，则二处皆自黄走新息道也。”（第19页）“大安山，西距县二十五里，中有古刹。山椒名梅侯，俗呼梅花脑。留（疑为‘由’字）刹北下岭有石级，名百丈阶。自县西七里岗至此逾白沙关，为宋达汴京道。”（第18页至19页）如果春风岭是指东界岭，那么，东界岭在什么地方？查地方志发现，有两个地名叫东界岭。一处是位于麻东南的东界岭：“大崎山南距县五十里，为黄冈县界。自八叠山而凤凰崖而东界岭至此……”（康熙《麻城县志》第18页）。一处是“柏塔河，一名界河，流至县南为县前河。水有二源，一出河南商城县之西界岭至两路口街东径皂角冲、朱金冲南流，……抵洪家河，会于柏塔河；一出光山县之东界岭，经黄土关南流为乘马岗河……出为柏塔河”（民国《麻城县志》第17页）。
当年，苏东坡渡淮后进入麻城若是到达麻东南的东界岭（属今麻城市盐田河镇），最少要走两天时间，且这个东界岭位于麻（城）罗（田）边界，离麻城当时的县城至少80华里。也就是苏东坡要调头回走到县城再折向西南去歧亭。显然这是不合情理的行走路线。那么，他经过的“春风岭”就应该是“光山县之东界岭”，或者是“大安山岭”了。
又按《梅花诗》中“幸有清溪三百曲”句，“春风岭”应是鄂豫交界、江淮分流之处，且属麻城所辖。从“春风岭”往南流经麻城北部的垂水（举水的上源支流），溪流纵横，千回百折，诗意虽是概指，但形象真实地描绘出了麻北山地的状貌。
再按苏东坡《春风岭》诗中，有“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句（见《麻城县志》民国二十四年版·前编17页），说明春风岭应在鄂豫交界处。那么从春风岭到麻城县城至少有一天以上的行程，则苏东坡是元丰三年（1080）正月二十一日后到麻城县城。
又按苏东坡尺牍《与蔡景繁14首》之七（见苏东坡全集3866页）提到“前日亲见许少张暴卒……其弟麻城令尤贫……”之语，可知当时的麻城县令姓许，而苏东坡与许县令是熟识的。那么从正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苏东坡应当在麻城县城逗留了一至二日，期间应当会见过许县令，《万松亭》诗就应当是在这期间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