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习结束了。我们几个参加渡江的同学被校长、老师们热情地围拢着。他们给我们擦身体，帮我们换衣服，将热气腾腾的姜糖水递到我们的手里，然后是剥了皮的茶鸡蛋，香甜可口的蛋糕，流着油的包子，塞满了我们的嘴和双手。那些茶鸡蛋、包子、蛋糕可真好吃呀。直到今天，这些都是我平常最爱吃的食物。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学校争了光。一个仅仅一百名学生的乡村小学校也能够派出学生参加县里的大型庆祝活动，对于校长和老师们来说也算是一件开心事了。从此我们得到校长、班主任和老师们更大的宠爱。这件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回北京上中学后，我曾以这件事写了篇作文，题目就叫《横渡汉江》。作文得到老师的好评，并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诵。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完我的作文后问大家怎么样。没想到一位淘气的同学调侃地说：嗨！旱江谁游不过去呀。旱江，没水的江，你丫走过去的吧。全班哄堂大笑。因为我从丹江回北京后，跳了一级，直接上了中学，比同班同学要小一两岁，显得又小又瘦，又是新来的，所以大家没把我放在眼里：幼儿园大班的屁孩子也会写作文，没听说过。
横渡汉江没多久后的一天，江才襄老师把我、元元、陈建义、尤国丰、董京滨叫到办公室，问我们会不会跳水？我们不大明白，就问跳什么水？干吗？老师一听就知道我们不会跳水，于是说不会跳就好。我们更不明白了，不会跳怎么还叫好？江老师说湖北省跳水集训队到均县来挑学员，县体委让各个学校推荐会游泳的学生去县里面试。所以嘛，带你们到县里的游泳池练习练习，然后去参加面试。没过几天，江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一个不知哪个单位的游泳池，让我们练习跳水。江才襄老师教给我们跳水的大致要领，然后就让我们反复练习。我们只当玩儿，来来回回地练。对于孩子们来说，或者是对我来说，只要不上课就开心。不久，省跳水队的教练来了，许许多多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那个游泳池。
各个学校的学生按照县里的安排陆续上场参加面试。我们在江老师带领下等待上场。这时候，来了几位不知哪个学校的年轻女老师，大家闲着没事，便聊起天儿来。一位女老师听说我们是跃进门小学的，立刻来了精神，凑过来说听说跃进门小学有个教数学的男老师叫江才襄，长得挺好看的，问我们认不认识？问他来没来？我们一起看江老师。江老师马上说江才襄他没来。然后说那个人不怎么样，挺招人讨厌的。那位女老师说不对吧，听说那个江老师挺好的，人蛮精神的。江老师说，是吗？没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啊。那位女老师大概觉得江老师的回答有些问题，于是反复打量江老师，突然说，你就是江老师吧？江老师看都没看那位女老师说，怎么可能呢？江老师是教数学的。哪像我一个教体育的，没出息！然后看着我们，眨眨眼睛说，是吧？我们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吹吹唱唱地说，他不是江老师。江老师是教数学的，不管体育，没来。江老师特让人讨厌，谁都不喜欢他。江老师有对象了，一个特漂亮的女的，老到他宿舍去，一去半天不出来。还有好几个女的也老去看他。还顺嘴乱七八糟地胡说一通。说得那位女老师只翻白眼，说得江老师直皱眉头。我们心里偷偷地乐。
然后轮到我们上场表演跳水。我铆足了劲儿按照事先江老师教的要领，按照跳水队教练的要求，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认真地跳。跳完以后，几位教练和江老师低声说了很久的话，然后去考察下一个学校推荐的学生。回家的路上，江老师告诉我们，几位教练说，几个男生条件不错，就是个子矮点儿，再高点儿就好了。两个女生身高身段都很好，条件不错。我甚为失望，深恨自己怎么就不长高点儿呢？没多久，学校通知国丰和滨滨，湖北省跳水集训队选中了她们，希望她们到省里参加跳水集训。后来，她们没去。因为大人们认为一是跳水太苦；二是万一户口落在了湖北，从此回不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她们的父母不让她们去，我父亲也不同意她们去。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让她们去？父亲说，去什么去？小姑娘跳什么水？晒得黑不溜秋很好看吗？万一闪了腰，一辈子没好日子过。
Δ林彪事件
1971年秋的一天，誓死跟着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和英明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我们，接到通知，在老师的带领下，队伍整齐、歌声震天地来到工程局中学大礼堂，等候传达中央文件。通知里严厉地规定不准请假，不准迟到，不准记录，要一个不漏地传达到每一个人。石头、红砖、红瓦盖成的工程局中学大礼堂高大宽敞，巨型窗户上的玻璃闪闪发光，主席台上的大灯雪亮，一个考究的讲坛神气地矗立在主席台上，很是气派。从土气到家的跃进门小学的土瓦房教室来的孩子们看到如此气派的大礼堂羡慕不已。我们在大礼堂的舞台上席地而坐。那天开会前很是反常，不像以往的大会那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喇叭里大放语录歌曲、革命音乐、口号声此起彼伏，什么都没有。开会前的气氛特别凝重，来之前就宣布了纪律，不准走动，不准说话，不准交头接耳，上厕所必须请假等等。
不久，大会主持宣布开会，但很奇怪，宣布开会以后，却没有带领大家朗读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直接进入主题，说：大家安静！安静！现在开始开会。由县革委会领导宣读中央文件。现在宣布会场纪律。我当时就想：嘿！丫怎么不读毛主席语录呀？什么意思？自从“文革”开始以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会、学习、上课等集体活动前，都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后来大约是在九大以后，读完毛主席语录，又加了一段林副主席语录。不做这件事，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对林副主席不忠，那可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从1968年一上小学开始，就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按照这一程序上课、学习和生活。
我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听县革委会领导大声宣读中央文件：中央某某号文件，《关于林彪反党叛国集团……》，浑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冲到脑子里，天旋地转，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真实，一切都恍惚起来。没听错吧！昨天，就是在昨天，我们还在课堂上声情并茂、慷慨激昂地在老师的带领下朗读课本上的《平型关大捷》，为英明神武的林副统帅的指挥若定而倾倒。而现在，林副主席，林彪副统帅，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反党叛国！这可能吗？这是真的吗？
我突然想起，就是在昨天下午的劳动课时，同学们说起平型关大捷，大家正在为八路军英雄们的勇敢无畏而热烈讨论的时候，忽然一位同学有些神秘地说，以后不会再学《平型关大捷》了。我们全体愣怔了一下之后，追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神秘地笑笑，说，你们看着好了。我说的没错。全体同学一起愤怒：你丫胡说八道。你丫反革命。你丫汉奸！再说！再胡说！抽你丫的。那位同学淡然一笑，谁也不理，拿着铁锹埋头劳动了。
林彪林立果父子搞571工程纪要，妄图刺杀毛主席，篡党夺权，反党叛国，最后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遗臭万年。听着均县革委会领导宣读着中央文件，我浑身毛骨悚然，无名的恐惧袭遍全身。怎么又出了个反党反革命集团呀？上次是刘邓，下次是谁呀？中央文件宣读完毕。领导要求大家回去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并迅速、彻底地将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痕迹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不留一丝痕迹，一个月之内全面检查。
大会结束了，全体与会人员秩序井然、鸦雀无声、脚步杂乱地陆续走出会场，四散而去。放学回家，去食堂打回饭菜后，等候父亲回来。那时我母亲因为病重已经带着我二哥和妹妹回北京治病去了，我被母亲留下来陪伴和照顾父亲。父亲那天晚上回来的很晚。等着父亲回家的时候，我又拿起那本我最爱看的《辽沈战役回忆录》，几百页厚厚的书。这本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每当看到塔山英雄团、黑山英雄团的勇士们与国民党中央军血战的场景时，我都热血沸腾，泪洒胸襟。就是今天我在写这段简短的文字时依然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读着读着，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一切，又深深地为书中的英雄们所吸引。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回来了，问我看什么呢？我默默地递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书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太晚了，不吃饭了，早点休息吧。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房门，再也没有出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但是后来，这书还是永远地消失了。
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在与父亲聊天时也聊到过林彪事件。父亲说，那天全国一起宣读这份中央文件。在文化部丹江分校开会传达中央文件之前，主持会议的父亲像往常一样打开毛主席语录翻找着当天要念的语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总部派来宣读中央文件的干部淡淡地说今天就不念了吧。父亲说那怎么行，还是念的好。念完毛主席语录，本来还是要念林副主席语录的，找来找去一时没找着合适的，也就没念。然后父亲就请总部来的干部宣读中央文件。一听题目，父亲暗自一身冷汗，幸好没念林彪的语录，否则弄不好就成为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宁左勿右是那个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的集体选择。我问父亲那本《辽沈战役回忆录》哪里去了？父亲说上交了。那是校部发给领导干部读的，丹江分校就那么几本，能不上交吗？藏在家里不交，万一有人举报，定你个私藏林彪反党集团黑材料，一家子没好日子过。你还敢往房梁上藏。不怕给你老子惹祸。
林彪事件震撼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震撼了我的幼小的心灵。
Δ春晚联欢会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报纸上广播里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历史性伟大胜利，还说时代列车继续滚滚向前。我们的日子还一如既往地一天天地过。1972年的春节又快到了。那时的日子很艰苦，物质的匮乏在其次，心中的苦闷、精神的压抑、前途的渺茫、专业的荒废才是大人们最担忧的，但这些只能在心里想，却不能对人言。用度日如年去描写当时丹江分校大人们的心境绝不为过。但孩子们不大懂。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回北京。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地方秘密讨论回北京的向往。除此之外大概就是盼着过年过节了。因为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有新的衣服鞋帽、糖果花生、肉蛋禽鱼、新鲜菜肴，还会有文艺表演和电影放映。而年夜饭后的新春联欢会则是整个过节的高潮。
不管政治环境多么压抑，物质生活多么艰苦，在年三十联欢晚会上，大人们都会穿戴整齐，在会场上正襟而坐。而孩子们则焕然一新，衣服兜里更是揣满花生瓜子和糖果，在会场内外向所有的大人们请安问好。请安问好是礼貌，以图来年的吉祥和好运。
我在丹江度过两个春节，参加过两次分校春节联欢会的表演。为了演好节目，让春节联欢会更有些欢乐的气氛，母亲亲自用元元的小提琴和不知谁的二胡给我们伴奏。我只看到母亲在演出前自己在家里反复练琴，然后就与我们一起练习配合。演出后，有一次去元元家玩儿，元元的父亲由衷地说，晓捷，你妈妈真聪明，琴拉的不错。我回去向母亲汇报，母亲哈哈一笑说，万叔叔给面子。我哪里会拉什么琴。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从来没有练习过小提琴和二胡，只是上学时苦练过风琴。那时节纯属赶鸭子上架，在那么多文化界的名流泰斗面前，母亲居然拉得那么镇定，那么从容，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专注，没有过硬的心态和超人的天赋是根本做不到的。我母亲只上到初中，却是一笔好字，一手好琴，一把好算盘，学什么像什么，拿得起放得下，真正地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当年世家大小姐练就的本领那可真不是吹的。“文革”结束，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我才逐渐知道“文革”遗祸有多深。我除了运气好，有些吃苦耐劳外，一切本领全在母亲之下。母亲永远是我心中的泰斗和太阳。
Δ金家被盗
丹江分校的日子表面是平静的。但是有一天，这种表面的平静突然变成了紧张、不安和神秘。神情严肃的公安人员频繁出现在分校附近。而分校所有的人都被要求详细书写这几天的行踪。所有人的眼中都闪耀着警惕的眼神，目光如炬地紧盯着每一个在校区穿过的陌生人。我们很快知道了原委：金家被盗。
金家的主人就是金人，中国著名的苏联文学翻译大师。金家好像住在四排二层小楼的第三排的西侧一层。因为丹江分校三面环山，又有小河阻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来往的外人很少。那时的人们又对自己很有些道德要求，视偷盗为天下最无耻的行径之一。所以尽管分校的大人们嘴上说得热闹，要提高警惕，时刻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云云，可实际上，丹江分校很有些夜不闭户的意思，很多人出去都不锁门。于是有人乘虚而入，盗走了金家的东西。
被盗走的东西有哪些，我并不清楚。只记得查来查去，后来没了声音，最后好像不了了之了。因为没多久，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金人老先生去世。大人们都很悲伤。分校举行了很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很多人失声痛哭。当时因为小，我不太明白大人们为什么那么悲伤。现在我已过50岁，经历了绝大数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的人生的跌宕起伏，所以我完全懂了当时大人们的心中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