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你是怎样一心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军人的。还在很小的时候你就让我和警卫营的战士们一起起床、跑步，你不顾母亲的反对，撤掉我床上薄薄的褥子让我睡在坚硬的床板上，你说你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睡的。你不许我吃糖果不许我有玩具不许我听音乐，你说这些都是腐蚀意志的东西。你甚至让我趴在雪地里捉麻雀——匍匐在厚厚雪里半个多小时凝神注视着用小棍支在地上的一只箩筐，冻僵的手里握着连接小棍的一根绳子。大地在我的眼前轰然升成一堵巨大的雪墙，一片无边无际翻滚着的白色向我涌来，我觉得我要被淹死了，我根本没有力气游出去我甚至不敢哭，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家里最卑微的东西便是眼泪。我就那样趴着一动不动，我听见你响亮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就像天上的惊雷那样响起来——你说抗美援朝的战士们就是这样做的。我现在还能回忆起那可怕的时刻，我的眼前飘荡着一片雪白，一片雪白之后便是斑斓的彩色，之后便是一片片黑点——这些黑点跳荡不已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在这之后，所有的黑色就连成了一望无际的漆黑。我是怎么爬起来的，是那个好心的警卫员小李扶我起来的吗？当我在一片漆黑中大睁着眼睛像盲人那样张开双臂向前摸索时，小李惊叫着上来扶我，而你的声音，你像天神一样冰冷威严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让他自己走！
有好几个星期我不得不按照医生的嘱咐戴上了墨镜，医生说，再差那么一点点，我就是雪盲了。医生说，让这样小的孩子趴在雪地里真是残忍。我还能回忆起母亲那压抑住的、伤心的哭声。可是她的哭泣有什么用呢？在这个家里您的意志就是一切。您不让我们用洗发膏和香水，你坚决不让我穿新衣服，你甚至坚持让警卫员小李用碱水来擦洗地板，我还记得，母亲为了隐藏一瓶别人送她的香水是怎样和你斗智斗勇。你对母亲最大的让步便是允许她拥有那白色和那些书——也许你知道，这是母亲所能忍受的最起码的底线了。可是当风暴来临时，你便对那些书和白色宣战了。你摧毁了母亲最后的防线。
我想起了你踩在这白色上的脚印。这一天，你从外面开会回来，不知开的什么会，但你的脸色很难看。你命令母亲烧毁她心爱的书籍，母亲流泪了，直到那个时候母亲还没有和你争辩的勇气，可就是这眼泪惹恼了你，你认为眼泪是母亲对你的要挟，你一向这样认为，在你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最最恼火最最沮丧最最不安全的日子里你就更失去了对弱者的同情；你“呼”地站了起来，用手横扫着满房子白色的窗帘和床单：
还有这些白的，都给我统统扯下来！
你让警卫员小李扯，小李不扯。我的父亲，你根本不去想想一个小警卫员为什么能挺起胸膛反对你，你被愤怒冲昏了头，你感到你被所有的人背叛了，而你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背叛。你便亲自动手去扯那些窗帘，那些床单和被褥那张桌布，那些母亲那么小心翼翼爱惜着的洁白，你一把就扯了下来。桌上的花瓶跌落在地，瓷片碎裂花瓣溅落水珠流淌……
我听到了母亲的哭声便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我站在走廊上。我看到那些美丽的白色怎样在你的手中被呻吟着撕裂，颓然无力地落在地上，失去了遮蔽的窗户木框像赤裸裸的暴露的骨骼。而你，你就踩着那白色走了出去，那些柔弱纯洁的白色上有你留下来的鞋印，是那种军用大皮靴的鞋印，边缘是粗壮暴烈断断续续的条纹，中心是一团乌黑，状如兽头。
你那肮脏的大脚印，就那样触目惊心地留在那里。
你踩碎了母亲心中的洁净，踩碎了你在母亲心目中的高尚。你知道吗父亲？
母亲走了，我没有流泪。也许是我太小，也许是你那强有力的手，已经扼杀了我那还没发育起来的泪腺。我的父亲你没有想到，我是在什么时候才学会流泪的吗？在你被关进牛棚的日子里。你没有想到，你的离开给了我多大的自由。我被赶出了那座将军楼，我背着母亲藏起来的一大袋书，和我的好朋友冬子、大尉，我们这些同样没有了父母被赶出来的孩子，来到了一座被废弃的大楼里。我们将门窗堵住将家里带来的毛毯和被子铺在地上，便开始疯狂地没日没夜地读那些书。那些书，母亲冒着你那雷霆般的震怒偷偷留给我的书，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生存的惟一食粮。父亲你怎么也想不到，你的儿子，在你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儿子，是怎样疯狂地读那些书。外面是震耳的喇叭声和喧闹的口号声甚至枪声，而我们，却沉浸在文艺复兴、新大陆、人性、爱情这样的字眼里，沉浸在普希金、托尔斯泰、海涅和杰克？伦敦的世界里。我们整天呆在房子里，吃在这里睡也在这里。我们时而写诗时而讨论，我们讨论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讨论怎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崇高的人生，讨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这样入迷，轮到谁去楼下食堂打饭都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有一次我们的饭票都用完了，便在地板上躺了整整一天。最后是年龄最大的冬子回去为我们做了足够吃三天的米饭和咸菜端了上来。后来有一天我们读到了一首诗，一个被传抄了无数次的手抄本，“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那是冬子从一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那里抄来的，我们被诗中那崇高的献身激情感动不已，当我们听说那孩子和军区大院里另外几名孩子一起长途跋涉加入了缅甸游击队，我们才为自己的离群索居感到羞愧，我们决定投入到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决定离开被关押的父母和这座城市，远走他乡。
在离开这座大楼的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拉开被堵住的窗户。我望见了外面的夜空。我望见了满天的星星。我似乎是第一次惊讶地看到了我生活多年的这座城市的上空，还有这么多星星。我的心突然像被蜇了一下，一股我不熟悉的温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的泪水流了下来。我哭起来，我的哭声很快便从啜泣变成了痛哭。冬子和大尉走了过来，一开始他们劝我，但后来他们也哭了。我们没有告诉对方自己为什么哭，也没有问对方为什么哭，我们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哭，但我们就是哭了，而且哭得那么感动那么尽情那么百感交集，像是把来到这世上十几年来积攒的泪水都流了出来。在这个夜晚，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这几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孩子，就这样抱头痛哭，头挨着头胳膊搂着胳膊手拉着手，带着感激，带着悲哀，带着欣喜。
雪地
1
那些孩子说：让童耘耘读，她的学习好。循着这个声音我走下讲台，向教室后面走去。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双眼睛，那样一双眼睛。这个和我有着一面之交的女孩就这样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在一间乱糟糟的教室里，尘土飞旋人声嘈杂，到处散发着孩子们特有的、小鸡娃子骚烘烘的气味。
她从课桌上抬起头来。她生着像小黑羊羔那样的鬈发。她的眼睛很大，黑黑的瞳仁亮晶晶的，眼睫毛很长但眼皮又是单的，这就给人一种单纯而青涩的感觉，就像一枚形状姣好的果子还没有成熟。我觉得这眼睛还会变，确切地说这单眼皮将会变成双眼皮，因折叠而产生的阴影将会加重这眼睛的色彩和睫毛的浓度，那时候，这双眼睛就是一双非常惊人的美目了。不过在教室里的这一天我看到的还是一双孩子的眼睛，一双紧张、惊恐的眼睛，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将我的心触动了。那是孤独和落落寡合，就是这神情让我想到了自己。
我猜她就是这个样子。那天晚上在雪地里在黑暗中，当我看到她那寂寞的姿态，当我听到她的声音时，我便猜到她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没有想到，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在明亮的光线中，她的模样就这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尖尖的瓜子脸儿高高的额头，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至少现在不是，但你却能在上百个女孩子中一眼就把她看出来。她太与众不同了。而且这种与众不同还让我感到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了她一张报纸问她能不能给大家读，她点点头。当她站起来时我发现她并不矮，在同龄的女孩子中是比较高的了，她的姿态让我想到一棵细弱而单薄正在拔节的小树。
她熟悉的声音响起来了，我再次想到了那个播音员的话：佩玉。
她的朗读流畅得惊人，不仅没有错别字没有一般孩子的磕磕巴巴而且语气也掌握得非常之好，该停顿的地方停顿该加重的地方加重，可以说她已经完全在阅读中掌握了文章的意思。我意识到这孩子的阅读肯定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时期学校教育的课本进程，在当时，在这个荒僻的小镇，这是很不寻常的。
我将她留了下来。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要把她留下来。为了给那首诗找一个合适的词吗？那只是一个临时想到的借口，在张嘴的前一分钟我还根本想不到有这样一个借口。为了对辅导员的工作有所帮助吗？真是笑话，我对这个临时差事还没有认真到这个程度。那我为什么要留下她？是因为她的声音让我想到了玉石，想到了童年那些经历吗？还是因为她那孤独的神情让我想到了自己？我不知道。也许冬子说的对，我只是太寂寞了吧。
她规矩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样子有些拘谨，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就像我是她的一位老师。我问，她答，所有问题她都十分信任地回答了我，她的学校，她的年龄，她的家庭，她从哪个城市来。她提到了一座城市，在来兵团之前我曾在那里的警卫团呆过一年，使我明白我为什么觉得她有些眼熟了，我想起了一次全市规模的学习毛著讲演大会上一位站在讲台上的小个子鬈发女孩，那么这就是她了，没想到两年的时间里她已经长这么大了。她的朗诵也许就是登台做报告练出来的，但她声音的美丽却是天生的。我甚至觉得这女孩说不定能唱歌而且是很好的美声女高音，当然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关于那首词的问题就这样随口提了出来，提的时候我没抱任何希望，要知道在这个年代向这样一个女孩子提出这样专业的问题似乎是太难了。我看着她读着我递给她的那首诗，脸上满是和年龄不相称的专注和认真，小嘴微微噘了起来像一只低着头的小鸟，我真不忍心了，我担心她答不上来感到难堪，我甚至准备告诉她不要答了，但是，她却抬起头来，说出了一个让我吃惊的词。她说用“甚嚣尘上”这个词好吗？
我没有想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满意答复。我假装平静地问她怎么知道“甚嚣尘上”这个词，她说她从爸爸的学习材料里读到的，知道它出自《左传》。我又问她都读了哪些书？答案是：那些让她似懂非懂的批林批孔的学习材料，还有《哥达纲领批判》，还有《马克思传》，还有《反杜林论》，不过比起正文来她更喜欢注释，因为那里有人名还有故事。
这个只能从学习材料的注释里读故事的女孩子让我百感交集。她说起书本的神态也让我感动。黑黑的眼睛全然没有了紧张和惊恐，一道生动的光芒在那里流溢，娓娓动人的语气中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就像一个人谈论自己心爱的东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她们是同一类人，是那种躲在窗帘背后读书的女孩子们，她们眼里闪烁着的光芒不属于这个世界，她们和我有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有人和我这样谈论书了啊。过了一会儿我说：
我有一些书，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借给你。
在那个空荡荡的楼道里，我按亮了楼道的灯。我看到这个小小的女孩子离我很近地走着。她的身材是那样娇小，她那卷曲的小头发我一览无余。我想起了母亲的话，母亲一直想再生一个女孩来给我做伴，她说：你要是有个妹妹就好了。
这个名叫耘耘的女孩子，比我小八岁。
2
萧自杀后，兵团总部给他远在北京的亲属发去了电报，但没有收到回音。在做出将萧就地掩埋的决定后，如何处理他留下的那一大箱子书籍，则颇费了一番商议。有人提出将它们作为反面教材留在机关，但如何制止这些毒草的流毒扩散又成了问题，于是最后的决定是：把它们归还家属。几个月后一位自称是萧父亲的警卫员的军人从北京赶来托运了那些书籍，人们没有让他去看那座土色尚新的坟茔而是让他看了一份文件，有关共产党员现役军人萧自杀的文件，在文件末尾是这样的结论：
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在这位警卫员尚未到兵团的时候，萧的书籍被暂放在宣传干事刘章的房间里。
宣传干事刘章是兵团机关里和萧接触最多的人。机关宣传处刚成立，他们是惟一最早调入的两个干事。刘章是来自基层连队的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靠着天生的悟性和勤奋在军区的机关报《人民军人》中发了几个头条，兵团一成立便作为有名的笔杆子被调到了宣传处。刘章刚到兵团不久萧也到了。刘章见到萧的第一眼便认定自己碰到了一个“有背景”的人。他很容易便从人事部门了解到萧来自北京部队，但为何从北京来到大西北并且到了兵团这个不毛之地又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知道到兵团来的干部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过去的运动中“站错队”而被“流放”到兵团的，这些人多半来自大城市年龄也偏大，在人数上他们占了兵团总部的大多数；还有一种人，则是属于“掺沙子”掺进来的优秀分子，多半出身农家来自最基层连队，凭着努力奋斗摇身一变为兵团总部的一名干部。他将自己归为第二类，可是萧属于哪一类他便不明白了。从萧的年龄军龄看他不像是在部队里经历过那场运动因而不属“流放”之列；可他为什么不留在北京而要来到这个戈壁荒漠呢？他会不会是肩负着什么特殊的使命在某种特殊的背景下来兵团做短暂的停留，之后便会远走高飞呢？
这年春节，上级大军区的司令员带着几个参谋和警卫驱车上千里来到黄羊堡兵团总部慰问官兵，兵团大院的所有干部和战士们一清早便在办公大楼下面列队等候。刘章正好站在萧的旁边。刘章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级别的“首长”，对这位身经百战大名鼎鼎的首长早已心向往之，那警卫林立前呼后拥的场面难免让他耳红心跳，然而他看到萧的神色是那么平静。他看到那位大腹便便的司令员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说着同志们辛苦了这样的客套话越走越近，当走到萧面前时，陪同的那位干部对着司令员的耳朵小声说了句什么，司令员“哦”了一声便停了下来。身材矮小的司令员用锐利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站得笔挺的青年军人，握住他的手使劲摇了摇又拍了拍他的胳膊，低声说：
问你父亲好。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让刘章听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