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与说明
这是我离开黄羊堡五年后发生的事情。
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走进分配给我的那间宿舍，我便看见迎面那张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确切说，是在这桌子上架着一把椅子，椅子上架着一把小凳，小凳上铺着一张白纸，白纸上放着一样东西。
这是一尊领袖的塑像。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里，这种领袖像曾充斥着人们所能看到的各个地方，大到耸立在城市广场的纪念碑，小到小学生胸前拇指大的纪念章，甚至每家每户的床头桌柜的摆设。我还记得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人们往我家窗户上喷涂这种领袖像的情景。把刻好图案的纸版蒙住玻璃，用喷枪将红色的油漆喷在暴露的部分，把纸版拿下来，一张领袖的面孔就留在了玻璃上。最有意思的是，在我的记忆中，那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喷涂领袖像的人竟是我的一位语文老师，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她挪动着肥胖的身体爬上爬下长凳时沉重地喘着气，十分吃力，而就是这个老太太，给我们家所在的那栋大楼的所有住户的窗户上都喷上了这种领袖像。这件事让我至今迷惑不解，怀疑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是谁，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完成她明显不能胜任的工作？如果是自愿来的，那么，这老太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来，学校要求每个学生的课桌上都要有一尊领袖像，而且必须自己亲手制作，我的父亲就用同样的方法给我做了一个，所不同的是胶水代替了油漆，再在胶水上洒一层剪成粉末的红绒线，于是这张红绒粘就的领袖像成了我小学的第一次手工作业。
一方面是遍地皆是满目充斥，另一方面又要求绝对崇敬和奉若神明，这两者几乎是矛盾的，难以调和的，但在当时，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统一。任何对领袖像的疏忽和怠慢都被看成是对领袖本人的不敬和怠慢，问题的严重足可以葬送一个人的一生。
但时间终于改变了某些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领袖终于被带到了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他的一面是一个严重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另一面却成了一个可以轻松的开开玩笑。在最后几年里，那用成千上万吨制造飞机的优质铝制造出的纪念章，那成千上万座摆在各处的塑像，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我猜测着这一过程。我仿佛看到了这尊塑像的主人在关门离去时诡秘的微笑。是的，那微笑必定很诡秘。
但也可能这塑像并不是他的。也许在他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也看到了这尊塑像。也许他也曾像我一样不知所措。也许这问题本身，这一半是玩笑一半是问题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很可能。为什么不呢？这样想着，我豁然开朗，小心地将塑像用报纸包了起来。
四年后，当我毕了业，终于要离开宿舍时，我将这尊塑像取了出来。像当年房间的主人所做的那样，把他摆在桌子上，正对着门的方向，然后关门离去。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写下了黄羊堡的故事。
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多是真实的，但又是不真实的——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它们。在黄羊堡的五年中，确实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这些事是不是我小说中的萧，或者六六，或者兰琴和耘耘所为，我不能肯定。我将人物和事件做了错位和移植，对一些悬而未决的疑团做了想入非非的假定和猜想，因此，我小说中的现实，和实际生活中的现实，肯定有很大不同。
需要交代的是：生活中，那个爬上屋顶并被一颗警卫员的子弹击中的男孩，仍然活着。不仅活着，而且现在已经成了某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在我们的城市中你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军队大院的孩子，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父辈的人际资源在做着各种事情，进出于高档轿车和高级宾馆，忙于应付响个不停的手机。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仪表堂堂的男人，是如何向他的小蜜或者女友，解释他腹部的那道鲜红的伤口？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得承认，这个男孩，比小说中的六六，要幸运得多。
海鹰确有其人。也许是因为过于自信，他高考落了榜（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根本就不屑于去答那样弱智的试卷），也没有当上国防部长；但他仍然干出了让我们每个人刮目相看的事情——他成了一名明星。二十五岁时，海鹰利用自己某城区税务局局长的便利条件，和一名当时在全国走红的女歌星合演了一部反映税务体制改革的电视剧，编剧、导演、制片、策划甚至男一号全部由他一人担纲；虽然这部电视剧仅仅在该省电视台放映了一次，但从此海鹰仍然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演艺之路。我写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海鹰的督促。他说，本来应该由他亲自动手，但由于他实在太忙（他目前正在“新马泰”“发展”），便只能遗憾地由我代劳了。他说他能预感到我那不够老练的文笔注定会与他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但这总比没有人写要强。他还决定亲自导演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但他对自己在片中扮演什么角色举棋不定。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你想想看，如果哪一天海鹰要在这影片中扮演萧甚至六六甚至兰琴的父亲黄守明，那会是什么样子？
兰琴的原型是黄羊堡农场一名农工的女儿。这个女孩我并不认识，但我听说了她的故事，其中便有她为临终的母亲端水那一幕。传说那个满怀怨愤的母亲并没有打翻那碗水（她太柔弱，已经没有了力气），她只是静静地望着那碗水断了气。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和我写下来的哪一个更好，它们似乎有着不同的氛围和感觉。这个女孩和她父亲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在那里，她将一团血肉模糊的弃婴生在了厕所的茅坑里，这样，便导致了她的父亲被起诉被送进监狱。必须说明，这个父亲不是黄守明。
我们这个故事中最主要的虚构来自于萧和耘耘。真实的萧是一个严肃而忧郁的青年军人，他的出身、他的风度和行为举止和我的描述非常相像，但他的死因却和耘耘没有任何关系。他自杀于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的自杀是兵团大院中非常轰动的事件，但至今，这一事件的真实原因似乎无人知晓。很多年后我在一本有关“文革”中地下文学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萧，这个在兵团大院中独往独来、落落寡合的军人，原来是个诗人。
也许正是为了对这个青年诗人的死因做出解释，我虚构了耘耘这个人物。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故事中几个母亲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她们自身的不幸成了孩子不幸的根源。这可能基于我作为一名母亲对自己的自责和反省，以及对我们成长往事的满怀遗憾的眷恋——正如艾略特的发问：什么树根在抓紧？什么树枝／在从这堆乱石块里长出？
我回答：那便是我们的童年。
故事已经结束，解释也许多余。我不知道，在我的解释中，是否也有虚构。
2001.3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