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二婶子，你的好心俺领了，说啥俺也不往前走这一步，这一辈子再苦再难我也要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时我就哭了，“往前走一步”，不就是劝我母亲改嫁吗？我怕失去母亲，我更怕失去家，因此，那一夜我把被子都哭湿了。
母亲用传统的妇道观和天下最为崇高的母爱坚守了她的诺言。后来媒婆又无数次上门，母亲总是用她说过的那句话回答媒婆：“这一辈子再苦再累我也要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把她的两个儿子作为生命的希望守望着，一直守望了四十多个春秋。
8
最惨烈的年景终于熬过去了，后来的日子虽然仍充满着艰辛，但毕竟慢慢好起来了。六零年这一年，在母亲的人生中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几十年后当老人家儿孙满堂，抚今追昔，像很多老人一样回忆往昔的岁月时，我会发现，母亲总是回避这一年，对六零年发生的事情，她总是用长长的一声叹息一掠而过。
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那段岁月不堪回首，那段岁月是她永远的伤痛。中年的父亲突然离去，对母亲不啻晴天霹雳，两个姐姐的匆忙出嫁，对母亲来说充满着说不尽的遗憾。如果说这些对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痛苦，那么最最巨大的痛苦是她亲手把她的骨肉送给了陌生人家。这件事对母亲造成了肝肠寸断、撕裂肺腑的疼痛。打那个漆黑的夜晚，弟弟从她怀抱里离开的瞬间，就把母亲的心掏空了，撕碎了。所以，母亲曾对我们兄姊说过，这是她一生中对孩子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知道，她大半辈子都在自责，尽管后来日子稍好一些，她就不惜违背信义，违背诺言去把小儿子要了回来，但是她仍然一辈子没有原谅自己。这件事，母亲从没有为自己辩解过、开脱过。就当时的年景和家景，她可以为自己找到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但她没有，她甚至没有希望弟弟原谅她，但她还是希望弟弟能够理解她。
母亲不识字，因为她一生没有读书的机会。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文化人，这两个舅舅一个是母亲的哥哥，一个是母亲的弟弟，大舅是高中肆业，二舅读到县级师范。我曾问过大舅，母亲为什么没有读书，大舅实话告诉我，是我的外祖父不同意，外祖父认为，女人不需要读书。因此，我说旧的社会制度、观念强加给母亲很多不公，不让她读书又是一例。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崇尚文化，尊重文化人。母亲常用“知书达理”四个字夸赞有文化的人，也常用“没读过书”来贬损自己无知。小时候，母亲教育儿女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以激励我们好好读书，居然也给我们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
后来我们分别到了读书的年龄，兄弟三个必须读书，这是母亲情真意切、也是不得违抗的决断。那年月，我们每天都在为吃穿发愁，哥哥是老大，他读完初中，不忍母亲为三个儿子操劳而累垮，决意辍学，担当起家庭重担，母亲先是不肯，后来却因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一月余，哥哥每天陪伴在她身边，这上学的事也就自然中断。为此，母亲还痛哭过一场，她认为哥哥是读书的材料，却因家境贫寒没能让他多读几年，她特别伤心。
后来，又遇到文革，文革是不主张读书的年代，但在母亲有力的督导下，我是我们村上十年间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们村上有一个林奶奶，喊奶奶，只是辈份高些，实际年龄在母亲之下。她也有三个儿子，与我兄弟仨年龄相仿，这三条叔叔辈的汉子一个也没有进过校门，林奶奶不以为悲，反以为喜。林奶奶多少次劝导母亲，读书好是好，可不能当饭吃呀，现实点吧，叫孩子们回来干活，一个人养活自己总够了吧。母亲随听之，随笑之，她从未与林奶奶就读书的重要性开展过讨论甚或引发争执，母亲认准了死理：“知书达理”、“艺不压身”！
我说母亲是伟大的，就读书这件事来说，母亲的远见卓识一点也不亚于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有时我甚至想啊，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提出“科教兴国”或“教育先行”之类的口号，与母亲的读书做人的思想简直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母亲到了晚年，我把她接到城里住了一段，虽然老眼昏花，她却提出要认几个字，我说您这是何苦。她说，过去在乡下，厕所不分男女，城里人多，有男有女，不认字就出洋相。过去认钱认大小，认颜色，现在票子印大了，印多了，颜色也变了，不认几个字连钱都花不出去。于是我就给母亲一笔一划地讲，一撇一捺地写，但是母亲的眼昏花得厉害，手也颤抖得握不住笔，就唉叹起来。后来母亲勉强认识了几个字，但她不是从字的笔划结构上认识的，她是从象形上把握的，她说这“女”字好认，不就是盘腿坐着纺棉花的婆婆吗？我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我的鼻子又发起酸来。娘啊娘，您这一生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八九十岁高龄了，认了一个字，却悟出了一个理：女人即是坐着纺棉花的婆婆！
母亲在城里住不惯，来城两次加起来才一年多时间。过去，不止一次听她沉重地说过，我太累了，要是能歇息几天多好啊。
是的，母亲真的太累了，她从十几岁进赵家开始，就像一架机器开足马力工作着，半个多世纪了，这架机器没有保养，没有大修，总是不停地高速运转着。能歇歇自己的身子成了母亲一生的奢望。进城之后，我告诉她，您就在这儿住着，咱啥也不干了，就是歇着、养着。母亲答应着，说行啊，好啊，中啊，可就是住不惯。她说这楼房好是好，可住在楼里，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人，天天飘着不踏实，心也不踏实。时间一长，就闷出病来了，说啥要回乡下，无奈，把她送回老家，到了老家病就好了。家里儿孙们围着，街坊姐妹们聊着，看看圈里的猪，窝里的鸡，亲切，舒坦，母亲就笑了。不用她说，我也看得出来，在乡下，老人家身心都踏实，后来，我也就不再动员她进城了。心随她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可能就是她晚年的幸福。
9
母亲在，母亲就是家；母亲活着，我会想家。顺境，心中有快乐，快乐时会想家；逆境，心中郁闷，郁闷时也会想家。想家就是想念母亲，母亲是我心灵的慰藉。在外闯荡几十年，人生早已华发两鬓，在上司面前，我是下级，要顺着，要从着；在部属面前，我是头儿，要有威严，有作派；在妻子面前，我是顶天立地大丈夫，要行得端，做得正；在女儿面前，我是严爱之父，横着也好，竖着也罢，都要有爹的样子。总之，在外面工作着，生活着，得挺着，板着，绷着，陪着，谨慎着，不能有半点造次，不能越雷池半步，不能随便地抒发自己的胸臆。但在母亲面前，则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儿子就是儿子，是母亲心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母亲若谷的胸怀有着天大的包容性，儿子有多少缺点毛病，在母亲面前一切都可以释然。儿子急也好，躁也好，烦也好，懒也好，冷也好，热也好，在母亲温和而又慈祥的目光里，这心立马就能归于平静和顺达了，这是母爱的力量。
母爱的力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的。
母爱是永恒的。
母亲八十岁之后，我知道母亲的生命已进入尾声。
人这一生，顺也好逆也罢，幸福也好，苦难也罢，总有谢幕的时候。因此，无论工作再忙，我每年至少也要回家探望一两次，在老人家身边呆上几天。沐浴在母亲慈爱的目光里，聆听母亲唠叨着生活往事和琐事，感受到了人生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八十四岁那年，母亲告诉我她的心里总是有忐忑不安之感，仿佛要发生什么。“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母亲虽不迷信，但这句民间俗语她是知道的。她还说过，有时什么事没有，眼皮突然狂跳起来，有时候，却会突然心里发慌、发闷。
我劝母亲，迷信不可信，什么七十三、八十四，心中有便有，心中无便无，不要自己吓自己。
但是这一年的腊月，还是出事了。
兄长给我打电话，说母亲的右胯骨骨折了。我问怎么回事，哥哥说事情非常简单，夜里母亲起床，坐在床沿上用脚寻自己的鞋，可能起猛了，头有点晕，鞋没探着，人从床沿滑下来，身子压在右腿上，就骨折了。兄长还告诉我，医院认为，母亲年纪大了，不动切开手术，提出要在母亲小腿骨上横穿一钢条，通过牵引复位。
我不懂医，表示尊重院方意见。
我带着女儿从宜昌赶到临颍县医院，是手术的第二天。看到母亲受大刑般被捆绑在钢丝床上，心头像被塞了一坨铅一样立刻沉下来。
寒冬，中原气温异常的冷，病房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门后的湿拖把都冻成了冰坨坨。母亲背驼如弓，但她仰面直直地躺着，腰和大腿上裹着厚厚的石膏。母亲的右小腿骨里，横穿了一根筷子粗的钢条，钢条的两端栓着两根钢索，钢索挂着滑轮，滑轮下方垂挂着足有十公斤重的铁坨。
用手摸摸母亲的手，凉的，摸摸她的脚，凉的，摸摸腿，也是凉的。再摸摸箍在母亲身上的石膏，是冰冷潮湿的。两床被子虽然也厚实，却被架空着盖在老人家身上，哪里能抵风御寒？！
八十四岁高龄，风烛残年之躯，哪里经得住这般的折磨，这受的是什么罪呀！母亲虽然表情痛苦，但没有流泪。我心疼老娘，心中宛如刀绞，竟抑制不住胸中悲情，一时间泪如泉涌。女儿那年十一岁，看见奶奶如此惨状，惊吓得小身子抖动不已，见我泪流满面，就憋不住哭起来。一时间病房里的亲人们都抹起了眼泪。反倒是母亲安慰了我们，她说：“七十三、八十四，娘的命中注定有这一劫。这一劫过了，娘还有洪福哩。”
母亲的坦然和坚强止住了儿孙们的哭泣。我们开始商量如何改善病房里的条件，让母亲保暖，增加营养，让一生受苦的母亲度过这一劫难。
李新已经转业了回到临颍县农业银行工作，喊来几个战友一起找院长说情，在母亲的病房里安装了一个带管道的煤炉子，加了两张床允许家人陪护，在干部病房订了一份营养餐。我们兄弟姐妹不分昼夜轮流着守候在母亲身旁，不停地给她搓手，捏脚，揉腰。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也都轮流着到医院看望奶奶姥姥，让母亲身边一刻也不离亲人，我想用亲情温暖老人的心，让她在亲情的快乐中减轻痛苦，战胜病魔。
我在母亲的身边守了整整五个日夜，因为单位征兵工作到了定兵送兵的关键阶段，我得与母亲告别。
但是每次别离对母亲都是一次精神打击，这一次不例外。母亲似乎掌握了我的规律，她总能在我的言行上发现我要归队的迹象，我没开口她先说了，“孩子，回部队吧，娘知道你忙。”我与母亲抚别的瞬间，母亲突然拽住我的手，潸然泪下，哽咽着说：“这次见了，不知还能不能再见着。”我心里“咯噔”一下，然后就劝她，不是说好了的吗，过了八十四这个“节巴”，还能活过一百岁哩。母亲就笑了，她也幽默了一次，说：“活一百岁，不成人精了。”
母亲虽然没有活到一百岁，却也活到九十有三，是高寿了。
我佩服母亲生命力的顽强，八十四岁那次骨折，医生都怀疑她还能走路，但出院后不到半年，她拄着拐杖，居然又能行走了，而且，一直走到人生最后一刻。
10
母亲的死没有任何征兆。
秋收后，农活忙过了，大姐把母亲接到她们家里住一段，想服侍老人家，尽孝心。才住了半月，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据说这一跤摔得不重，就是脚下打滑一屁股坐下去了，但就是这一跤促成了母亲生命的终结。摔跤的当天夜里，她就开始发热，三天后演变成高烧，请来医生会诊，打消炎、止烧针，剂量很大，但无效果，第六天，母亲便与世长辞了。
这六天时间，家兄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头一次是出现高烧，第二次是母亲开始说胡话念叨在外工作的我，第三次便是报丧。
母亲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同事朋友劝我，说老人家高寿，没有受罪，没有痛苦地安静而去，应属白喜事，节哀顺便吧。
高寿是实，可以告慰后人，但心中寄托我精神世界的高山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感到了空前的茫然。
我赶回千里之外的家乡为母亲送行，但在众人嘈杂的形式主义横行的丧事繁办过程中，我被各种“丧规”左右着，我居然没有哭出来。但是，当母亲的肉体和她的灵魂连同红漆桐木厚棺缓缓放进父亲与母亲合葬的墓坑时，当乡里乡亲像看大戏一样曲终人散时，我的悲痛终于迸发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母亲住过的那间屋子里，我关上门，一个人毫不掩饰地、毫无节制地痛哭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