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在一次森林救火中牺牲了，那是他刚过生日的第二天，一直想成为海军的他，被分配到一个北方的边境哨卡。森林大火是夜里起的，在消防队赶来之前，哨所的官兵集体去灭火。
“他很英勇、诚实，是个好战士，”上尉说，“本来可以撤出的，为了部队上一卡车物资，他再次冲进了火场……”
母亲哭得昏死过去，桌上放着哥哥的遗物，一顶烧焦的军帽，半张相片：瘦小的哥哥脸上露着酒窝，天真地望着我们。我知道，照片烧掉的另一半是那个女孩儿，一个只属于哥哥的，谁也不会知道的秘密。
从这天起，我开始跟“海蜇”学潜水了。而哥哥的那条红领巾，成为新的旗帜，飘扬在我们的小船上。
五
我站在船头，眺望着牡蛎礁。身边的旗杆上飘着哥哥的那条红领巾。
我健美黝黑的身体倒映在海水里，海风吹拂着我的长发，肌肉比当年的哥哥还强壮。
“用力划——”我朝弟弟喊，知道他会对我吆五喝六的习惯很不满，“双手用力均匀，不要让船转圈儿。”
“人家都装上了新马达。”弟弟开始抱怨了，瘦小的胳膊上隆起了一点点肌肉。
“让你划就划，话多！”我头也不回地对他喊。
小船笔直地驶向礁滩。
今天是抓海参的旺季，尽管近两年的过度捕捞，海参的数量锐减，可在牡蛎滩，我们还是可以抓到为数不多的海参。这年头已经没有人愿意冒险潜海了，我今年考上大学了，为了我和弟弟的学费，为了卧病在家的母亲，我决心再努力干一个假期。
几只海鸥从我的头顶飞过，天上满是鱼鳞般的彩云，我站在最高的礁石上，像当年的哥哥那样，戴好潜水镜系好脚蹼，然后像鱼一样跃进水里。我身后的氧气瓶不断冒着泡，我向海底缓缓地游去。
五光十色的鱼从我身边游过，还有几只海星和海马，慢悠悠地在珊瑚旁散步，我很难发现一只海参，在崎岖的珊瑚岩里面，偶尔会发现一两只小小的猎物。
弟弟娴熟地收集着我的战利品，海参、海贝、鲍鱼和海蚌，我们的收获很快就装满了两个大口袋。
“我们走吧，哥，还能赶在集市关门前卖个好价钱。”弟弟朝我喊。
“等等，”我说，“我今天一定要逮一个大个的。”
我再次潜下去的时候用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在一个石隙里找到了今天最大的海参，我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就把它抓住了，然后翻身向海面游去。我露出头的时候，发现头顶脸盆的弟弟正朝着我使劲地喊着，噼里啪啦的冰雹砸在我的脸上和手上，立刻鼓起了血包。
天，渐渐阴沉下来，一道闪电撕裂了浓浓的云层，在瞬间的闪亮下，白花花的浪头席卷着海岸，短短的几分钟内，冰雹覆盖了整个沙滩，大海发出了瘆人的怒吼。
“哥——”近在咫尺，我却好想听到了弟弟隐约的喊声，那声音满是埋怨与恐惧。
“用力划——”我喊道，走向船尾开动了马达。
小船在大海里打着旋儿，我们的身躯和臂膀上砸满了冰渣，巨大的海浪推动着我们的船头，船尾在颠簸中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响声，随着剧烈的震动，我感觉到马达的螺旋桨一定碰在珊瑚礁上了。小船戛然停了下来，我看看那扇粉碎的叶片，将它拆下来扔进了大海。
“哥，怎么办，怎么办啊？”弟弟发了疯一样拽住船帮，大声地哭叫着。
啪——我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脸上，他歇斯底里的号哭声立刻停止了。
“哭什么，眼泪跟马尿似的。”我断喝了一声，“划，跟着我划！”
我和弟弟操起双桨，我喊起了号子。小船调转了船头，哥哥的那条红领巾在暴雨中呼啦啦地舞动着，在乌黑的云层下，在犀利的闪电中，像火苗一样蹿动着，热烈而飘逸。
我们舞动着那双桨，朝着闪电中一片白茫茫的海岸划去。浪花翻卷着，将我们的小船托起，又重重地跌放下来，海水掺杂着冰雹迎着我们的面颊倾盆而下。我们的号子声，时而被汹涌的浪花声、呼啸的雷鸣、狂放的风声所淹没。我们的手臂充满力量，几年如一日的划船磨练，练就了我们一双强壮的臂膀。
渐渐地，我们看见了海岸，那片被这阵暴雨肆虐得不成样子的沙滩。在河流入海的河口，成片的芦苇丛被连根拔起，连同周围的树枝漫天飞舞着。汹涌的浪头冲击着堤岸，发出吓人的响声。我们惊恐地发觉，我们的小船正被另一个方向的浪头推动着，和海岸平行地漂浮着。
我脱下上衣，朝弟弟喊：“使劲儿啊，快到了。”两个人用尽全力地划起桨。小船顶住巨大的海流艰难地朝前挪动着，我们已经精疲力竭。
离海岸还有几十米的时候，小船开始下沉，汹涌的浪花席卷走我们一天的收获，装着海参、海胆、海贝和鲍鱼的袋子瞬间不见了踪影，消失的还有那张新置办的渔网。狂风折断了旗杆，雨水裹挟着浪花带走了那条红领巾。
“哥哥的红领巾。”弟弟伸出手臂，转身要去追，被我一把拽住了，那只折断的旗杆带着一缕红色，在浪花中翻转了几下，没有了踪影。我用力拽着弟弟，跳下了寒冷的海水。
浪花不断拍打在我们的面颊，咸咸苦涩的海水涌进我们的喉咙，眼睛几次被海水灌得无法睁开。我们知道，岸，离得越来越近了。
我朝弟弟大喊了一声，听到了他的回应。我们拼出最后的一点儿力气，双双挥动起手臂，朝着必将抵达的海岸奋力游去……
（选自《儿童文学》2011年9月号上）
二毛子
三三
有段时间，我和铁车对俄苏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一口气读完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地下室手记》《鱼王》《生活的故事》《叶尔绍夫兄弟》《铁木尔和他的伙伴》……这么说吧，我们读完了身边所能读到、所能找到的所有俄苏文学作品。想不到，那些文字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我和铁车的心灵产生了作用：渐渐地，我们开始对那个寒冷、深沉、对苦难坚忍承受的民族产生了一种叫好感的东西。
说实话，一开始，我们俩对他们那种缓慢的叙述节奏可不感冒，可以说不适应极啦，我们会整段整段地跳过那些景物描写，对那些动辄一两页的心理描写也挺腻味。可是慢慢的，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让我们的心逐渐静下来，整个人都沉进书里去。
我们开始在字里行间领略美丽的俄罗斯风光，体会他们用饱蘸人性关怀与思考之笔，向我们展示的另一种生活，并且学会了像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用心灵感觉大自然：它的庄严、圣洁，它暴雨来临前天空的光线变化，一朵小花一夜之间做成的皱褶……最后，我们几乎怀着一种近乎复杂的心情，终于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有哪个国家的作家，能像俄罗斯作家一样，如此荣耀、细致地去描写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一棵草，一朵花，以此表达着对他们俄罗斯母亲的爱恋。
后来，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有一天，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终于没忍住满心的迷惑和忧虑，吭吭哧哧地对铁车说了下面一句话：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那些俄罗斯人，好像比我们，不，我是说比我……更热爱自己的国家？”
铁车像是迎头挨了一棒，他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我，嘴唇都被他咬白了。我估计，这话说到他心上了。
“铁车，你爱我们这个国家吗？”我满怀忧伤地问他。
“当然爱……”只说了这三个字，铁车就哽咽了，泪水盈满了眼眶。
铁车，这个自我九岁时就认识，小学时代的邻居，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文学，也喜欢打架、做恶作剧的男孩，我从未见他哭过，当他站在操场上全校师生面前挨训时，当他从墙头上摔下来磕破了膝盖时，当他一个人守着一座空空的大房子过春节时，他都没有哭过。可是此刻，他哭了。
我也哭了。
我们爱我们的这个国家，可是，这种爱一直深藏在我们身体里，藏得如此之深，让我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你根本没有机会真正地体会它、说出它。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所给予我们的：它唤起了我们对自己祖国的爱。
就像有人吃了蛋，还想了解一下产下蛋的那只鸡。读完那些作品，我们会忍不住地对写出这本书的作家，以及他身后的那个国家，他所历经的年代感兴趣。我和铁车又找来他们的传记，以及与之相关的史料来读。如果该作品拍成电影，我们会怀着对原著的喜爱和敬意，再看一遍电影。
这些日子，我们满脑子都是那个神秘的国度：伏尔加河、红场、托尔斯泰、十二月党人、伏特加、基辅、卫国战争、卓雅和舒拉、“我冻得直哆嗦，我多想缄口不言，但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一闭上眼睛，我的脑海里就闪过广袤无边的覆盖着茫茫积雪的草原，茂密的白桦树林，列宁的小胡子，目光坚毅的普京……总之，对俄苏文学着迷的那段时间，由于爱屋及乌，跟这个民族有关的一切，我们都想了解一下，都会多看两眼。
所以那天，当我们在街上看到二毛子的时候，我们怎么也管不住自己的脚，身不由己地向他走去。
二毛子是一个俄罗斯混血儿，在西街百货商场门口占了个巴掌大的摊，卖童袜。他长得很漂亮，鼻梁挺直，眼窝凹陷，一头微微卷曲的黑头发。看上去，他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十三四岁，但要比我们长得高，而且瘦，神色忧郁。大家都管他叫二毛子，据说，他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苏联解体后来中国的那批俄罗斯人，在酒吧拉小提琴，与一个中国的女学生相爱。这些，是人们在二毛子身上的一张纸片上看到的。他被人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捡到，捡他的人成了他的养父，一个烧锅炉的。二毛子只读完小学，就早早地辍了学，跟着摆摊卖炒栗子的养母，做了一名小商贩。
他们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有几次，我和铁车站在桥上，看着他和他的养母，一个瘦弱，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推着小推车走进天桥底下一座低矮的房子里。隔着老远的距离，就能闻到从那屋里飘出来的刺鼻的蜂窝煤的气味，而从桥上望过去，会看到他们那个猫额角般大小的院子，里面堆满了各种破烂，像贫穷一样拥挤。
我和铁车在二毛子的摊子前停下来。
摊子是租的商场门口一个旮旯，巴掌般大小，只能容下一桌一凳，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童袜，二毛子坐在桌后的一张小凳上，转个身都难。摊子虽小，但比流动小贩的肚皮店铺高级多啦。
我和铁车在袜摊前走过来、走过去，装作看上面摆放的袜子。我们一边看，一边时不时地飞快地瞟一眼二毛子。透过那张苍白的略带点忧郁的漂亮面孔，舒拉、伊万、鲍里亚等俄罗斯少年形象一一闪过我们的脑海。我们这俩分不清现实和梦幻的傻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生活面前碰壁。假如这也可以称得上是生活的话。
二毛子怀疑地看了我们几眼，我和铁车这个年龄的人出现在童袜摊前，对那些婴幼儿的袜子看了又看，还老腻歪着不走，确实行迹有些可疑。为了打消他的这种疑虑，也为了照顾他的生意，我花3块钱买了一双印有海绵宝宝图案的婴儿袜。铁车凑上来，像个坏小子似的看着我笑，低声问我买给谁穿。边说，边将它套到自己的大拇指上，还好，刚好容得下他的大拇指。“自己呗！”我说，把袜子从他的嬉戏把玩中夺过来，塞进包里。我准备买回去用它当书签。
现在，铁车吹起了口哨。《三套车》，这首好听的俄罗斯歌曲，在我小时候，曾作为摇篮曲每晚陪伴我进入梦乡。爷爷那低沉浑厚的男低音唱这首歌更好听。当然，铁车吹得也不错。他曾在校联欢会上以这曲《三套车》获得全校最多的喝彩声，所有女生的手都拍疼了。
再看二毛子，他好像没有听到似的，仍然缩着个脖子，双肘支在膝盖上，瞧着几步开外川流不息的大街。也许，他从没听过这首歌，这也难说。如果不是铁车在校联欢会上吹了这首歌，大家传唱开来，班上好多同学都没听过。
铁车不气馁，他换了一首歌，《山楂树》美妙的旋律像股清澈的泉水从铁车嘴里流淌出来。我不会唱，但我的歌词本上抄过这首歌。我有一本歌词本，小羊皮的封面，上面抄录了三百多首歌。有时间我再说说它。这首歌的歌词很好，有一种很美的意境，令人心生向往：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外灯火辉煌。
铁车的口哨吹得真不错，他是我见过的吹口哨吹得最好的人。当他吹的时候，他的手插在裤兜里，眼睛若无其事地扫过袜摊，尽量使自己不露出可笑的期待的神情。
二毛子仍是毫无反应，连姿势都没变！他望着熙熙攘攘的大街，整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一面墙一样坚硬，无动于衷。
铁车歇了嘴，他有些懊恼，眼睛斜睨着二毛子。他本想用歌声引起二毛子心灵的共鸣，现在看来，他失败了：除了唤起了我们自己心底里的，那些被俄罗斯文学作品熏染上的乡愁，别无所获。
铁车收起了口哨，并不气馁，他可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也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条路走不通，他会换另一条。铁车低头望着那些袜子，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暗自思量着，当他再次抬起头来，一抹微笑在嘴角闪过。他向我转过头来，开始同我探讨起读过的那些俄罗斯作品来。
我心里好笑，却很乐意配合他。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关键是，好多时候，在好多问题上，我们的想法总是不谋而合。比如说现在。有人说我们俩像双胞胎，不只一个人这样说。而且要命的是，我们俩自己也这么觉得。
我们聊开了，从托尔斯泰说到他的孙女托尔斯泰娅，从拉斯普京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到那位挺身营救他却身陷牢狱悲惨丧命的好心人。我们谈论拉斯普京笔下的那个逃兵，说到他理所当然的注定的结局……站在二毛子的摊子前，我们说啊，说啊，就像以前从来没有机会说，现在终于逮住一个机会。当我们谈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是在望着对方，而是望着第三方：旁边那个始终一言不发的人。我们看着他，用眼神，用敞开的整个心灵邀请他，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可是那个沉默者不为所动，他缩着肩，两肘放在桌子上，一门心思地想着心事，或者什么都没想，只是那么望着大街发呆。偶尔，二毛子会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瞥一眼我们，对我们的邀请却置若罔闻。显然，他被我们那过于急切的态度，想讨好他、跟他交流的愿望弄糊涂了，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好不容易，我们中的一个人巧妙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但他只是慵懒地将散淡的目光稍稍投向我们，在我和铁车脸上停留一小会儿，随即又转开去，投向那阳光普照的永恒的大街。
最后，铁车终于忍不住了，他走过去，站在二毛子面前，用身体结结实实地挡住了他的视线，一改刚才幼稚、可笑的那一套，径直对他说：“知道吗，今天普京总统参观了我们的少林寺。”
二毛子好像是刚从睡梦中被人惊醒，他愣了一下神，直起身来，像是出于礼貌，随口问了一句：“哦，谁？”
“普京呀。”
“普京是谁？”他嘟哝了一句。声音粗糙而沙哑，仿佛不是他的，不是发自这个英俊的少年口中。或者，他在那座低矮的房子里，在这条难看的嘈杂的大街上把嗓子喊哑了。
我和铁车都愣了一下。难道，眼前这个人，对他血脉相承的祖先一无所知？我脑子里很快冒出一个念头：这小子在捉弄我们呢。他一直在装傻。
“他是俄罗斯历史上唯一一个克格勃出身的总统。挺帅，对吧？”铁军一再“提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