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性占的比重不再那么病态地多，我希望有个姑娘跟我一起使用工具建房子，而不是只在边上给我擦汗叫老公。此时，原来的中国趣味纷纷瓦解，这时你才得知，一个帮手是多么重要，若是她不能与你一起把床垫举上车顶并捆住，你就只能自己去举，但你一人很可能真的完不成……当生活质量提升后，你才发现在中国很有能力的人可能在美国都需要帮助，因为那种生活质量会把一个人的力量使到尽头，此时，你可能发现不太像女人的美国式的姑娘才能帮你达成目标，她们与你互为支撑，你很需要与她相互信任与配合，不然就无法达成那质量，也就是说，你无法拥有美式生活。
在中国，你得到一个姑娘后很容易换，因为枯燥的生活内容只是围着钱与性，更年轻更漂亮的具有优势，你能赚钱，她就不需要别的技能。到了美国，生活一下子展开了，林黛玉即使作为一个保姆都会被你无情地辞退，对不起，因为她没有用。而那些自助助人型的女性却显示出美——这里先是需要人，其次才是女人。
当我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蹲在车顶上，忽然对面拿着说明书使劲看的姑娘说懂得了如何使用捆绑装置，那一刻她真是可爱得离谱儿，比在灯影下的床上看到的那个小骚狐狸真是动人好几倍。当我对某件事想不出办法，而对面的姑娘说“我能”的时候，我是真切地感到无法离开她，无论她长成什么样子我都觉得美……
中国好女人超厚道且自我压抑，我至今没听见过一个中国女人像麦当娜那样谈论男人。我见过不少女强人，特别是南方女人，一般嘴上不说男人坏话，但有时会忽然间在语气里或情绪上透出对男人深深的蔑视，她们喝醉后无法想通为何自己能做好的事情男人却做不来，她们被男人的自私与无能搞得极痛苦，却迈不出新的一步。
中国出现优秀剩女在我眼里这是新的一步，虽然不完美，但总算是在向前。这现象最早出现在英国三百年前，当然代价是失去家庭生活，但若那家庭生活带不来乐趣而多是痛苦，那么这些中国女人的抉择仍明智。我以为中国仍在为古代生活批量生产男人，少建设性、好斗、狭獈，还特爱装全能，早都过时了，自己还不信。
我以为在当代，论优秀，中国女人胜中国男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关起门来这事儿怎么也说不准，可往外看一眼便知，发达国家的男人还娶了一些中国女人，但发达国家的外国女人有几个肯嫁中国男人？我觉得用这些刁钻女人的品味检验中国男人的实力较客观，因嫁人对谁都涉及一生的幸福，没有人会在上面开玩笑。
冯俊杰：我的第一感觉是石康这文章真的很逗。崇洋到不止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外国的女人也比较好。不过，中国历史上对优质男性的要求是“礼、乐、射、御、书、数”，拿这个标准去套，如今的男人也没几个兼顾的。对女性的要求“德容言功”，也挺严苛的。我觉得吧，石康其实是把我国男女一起批评。我收集大部分人的看法评价，几乎大半都是女性骂石康，顺带骂中国男人的。
说到底我们还是距离工业文明人太远。有基本的动手能力，掌握一些基础知识，本就是男女共同的必修课。这不是人在青少年时期，九年义务教育就该树立的原则吗？但他好像觉得中国女人不具备这些能力。您觉得中国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女人？
朱文波：事实上是文化和生存土壤定义了不同的性别内涵，在现实中迫使他调整了择偶偏好。我们面临的是无所不在的竞争压力，最佳的伴侣当然是友伴及合作伙伴模式。
而那片土地上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比较彻底，这种深入骨髓的自主性、独立意识和拒绝依附，让大男子主义也没有生存土壤，即使他坚持东方审美趣味，在新环境下可能也将遭遇挫败。
重要的是，美国女性从不将自己列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而我们的文化内核和习俗，并未在农耕文明的传承中发生裂变。
冯俊杰：不过，还有一种社会文化的说法，叫“什么样的男人造就什么样的女人”。中国男的要找的是“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人，这样搜选出来的女人不是“妈咪款”就是“萝莉型”，导致女人不得不迎合。反过来，这两种按需订制的女人又纵容出很典型的中国男人，比如编剧宁财神说：“石康喜欢平等、率性、自力更生的姑娘，挺好。但是，这一款姑娘，对你也有要求。当你带着朋友彻夜看球时，别想有人熬夜替你准备宵夜。当你下了班拿着遥控器往沙发上一躺，对不起，你先把衣服洗了。当女人决定活得像个文明人时，男人还是想活得像地主——所有钱上交，所有家务也请您一并拿去吧！”
朱文波：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女人造就什么样的男人。因为择偶关系的演变，最终与谁配对的决定权永远在女性手上。自然法则是男性犹如孔雀开屏，通过炫耀和展示其所有资源和成就来获得女性择优配对的首肯。
在中国，基本上是男性单边主宰了话语权，所谓“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择偶要求，要是在美国，必然招致众多女权意识强烈的各阶层女士的质疑和辩论，必然要强调男士的各种义务。而在中国，鲜见女性群体的有价值的持续的舆论氛围，像李银河、洪晃、章诒和、木子美等个体，虽具榜样作用，但和整个文化相比，她们的声音微弱而零星。
男性文化从精神上确定了女性的依附性质和取悦男性的择偶策略。我们美化女性温柔的同时，骨子里还是在强调顺从。
我们通过各种选秀，引导和暗示女性的花瓶功能，并且假借女性之口塑造出所谓幸福和婚姻成功之道，而这一切丝毫不显突兀和别扭，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所以宁财神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男人在文明人和地主的的选择间，狡猾而实惠，而绝大多数女士也乐于这种默契的交换。在西方，女士们可能在你交完钱后追问一句，衣服我可以洗，但你得想办法让我快乐，并且让我觉得受尊重。
冯俊杰：我们再把话说回来。有人说石康骨子里就是两个字：实用。实用有其生理和心理上的合理性吗？实用本身有错吗？我看大家纠结的并不是性别战争，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社会生活方式演变了，但我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美国就算有很多铁姑娘，不也同时还有女士优先的良好文化氛围？
朱文波：实用是迫选的。在一个给他带来更多竞争压力的环境下，合作伙伴式的两性关系反而是利己的选择，必然更倚重平等和共享这些要素。从关系稳定性来说，合作伙伴关系更纯粹依赖感情，当依恋不在，因为没有其他利益的纠葛，分手更容易。他在享受关系的同时，我相信不得不牺牲很多原来习以为常的男权骄傲。有趣的是这种模式并不属于美国特产，是一种自然选择中的优化后果。国内很多在都市打拼的男士，在经济基础困难的时候，不也偏向这样的伴侣吗？
美国并不出产铁姑娘，相反特别依赖性别差距，因为差距才能彰显性别优势，更乐见性别诱惑。铁姑娘印象不过是性别定义的宽窄，造成对行为理解上的偏差。性别功能越少，当然地位越低，假如对女性而言极致的标准为生育，那么个体除了性本身，还剩下什么？
女士优先不意味着将女性视为弱势群体，它的文化精髓是将女性视为更值得尊重和体恤的性别，因为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承担更多负荷，属于要顾及事业和家庭的双车道并行。中国女性将女士优先理解为弱势群体需要被照顾的标签，这才会招致境遇上的尴尬和挫败感，因为照顾权在别人手上，人家何时收回，你能指望道德的力量吗？所以说女性如何赢得男性的尊重才是需要思考的命题。
二婚找个什么人——“再婚辅导”不可或缺
核心认识：“二婚并不一定带来成熟理性。我们看到一些人带着固执的弱点走进一段段恋爱甚至婚姻，这些弱点显示了原来家庭中的不幸经历，或者个人对建立和睦关系的技能完全茫然。鉴于现今离婚再婚的比例如此之高，认真寻求再婚辅导应当成为当事人的共识，这对把握幸福和营造和谐家庭特别具有实质意义。”
典型事件：“虽然人不新，但心很新。很久没结婚了，上次结婚是12年前。”周立波与胡洁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婚礼时这样调侃。随着离婚率的升高，二婚成为一种新的婚姻形式。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二婚是四个家庭一干老少一票人马的大事。每个人都悬在这条线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难怪有人感慨：二婚这么难！（据凤凰网）
冯俊杰：二婚很难，但也有阳光的例子给我们鼓舞。一部长篇室内剧《家有儿女》为所有二婚有孩的家庭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二婚男的幽默大气，二婚女的宽容智慧，让二婚家庭得以解放思想，充满欢笑，看到美好的未来。我想有一个关键疑惑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那就是，二婚男是否更懂感情？
朱文波：这个问题有高度个人特质的答案，不可能以此概括为再婚男士的必然属性。二婚男是否更懂感情，这涉及他对婚姻的态度、对再婚对象的吸引力和依恋程度、结婚动机、对前次婚姻失败的原因解释、个人成长环境形成的人格影响，等等。单纯化地假定再婚男士可能更懂婚姻，更懂得珍惜婚姻，这失之于单纯或简单。一个重要的预测标准是他对自己在婚配市场中的择偶价值如何确认，说白了，一个条件优越的钻石王老五会面对更多的机会和追求者，其情感投入和专注度都由女方的吸引力或不可替代性来决定。
冯俊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不少女性非常关心二婚男是否有经济基础。我觉得幻想别太高。
朱文波：是啊，这个答案很容易在具体对象中得到确认。如果对此抱有乐观期待的认知，说明了预期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离婚的理由各种各样，事实上，经济条件不好的男士更易招致女方的离婚，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失业率上升导致离婚率上升是最显著的相关联系。
冯俊杰：也有人从事业角度考虑，二婚男士是否变得更有责任感？二婚男士是否对事业有帮助？
朱文波：这也和个人对婚姻内的角色理解有关，和第一个问题有很多重叠的内涵。先排除其他的影响因素，假设一个男人来自父母控制欲较强的家庭，这个男人也许一辈子都是个男孩，习惯于亲密关系中的依赖或者任性地逃避，责任无从谈起。一个性格冲动的男性，也许会更多地满足自我情感需要，在解决冲突和抉择时，更多地会倾向于冒险。
事业方面，这取决于个体的整体能力的均衡，或者某项突出的专长。年龄未必带来成熟，否则成年人都将不会有麻烦。有婚姻经历也不意味着有必然的实践培训课程，总体上来说，再婚的离婚率偏高倒是说明一些问题，即有些人的确不擅处理家庭问题，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对有些人来说是条平行线，要做到水乳交融，需要潜心学习并且认识到这是必要的义务。
冯俊杰：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后妈难当。女人怎么与带着孩子的二婚男人相处？
朱文波：这是绝大多数后妈的感慨，但婚前多数女性对此的认识不会那么深刻。有几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过高估计自己的亲近能力，以为孩子很容易哄。
一个高度依赖养育的小生命，对任何不可控的生存资源的流失都注定是高度敏感的，这是生物性决定的本能，当然包括情感的依赖，而你对关系的介入意味着他可能面临风险。在人类漫长的进化中，这些孩子的命运是遭遇抛弃和虐待，死亡率极高，生存下来的都是靠顽强的生命力和智慧，所以我们的大脑中遗传了这样的处置机制，具有固定的心理反应模式。
迄今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依然没有改变太多的事实，而且左右邻居或者社会对后亲虐待高度敏感和关注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属性的特征。孩子不跟你用道理说话，只用自己的体验来感知。大人的一次失误可能需要付出超出想象的努力才能重新建立与孩子之间的所谓信任关系。
其次，教育的尺度，视为己出的愿望和管教方式，都考验后妈的智慧和耐心，也注定影响她和丈夫的相处方式和情感表达。
当再婚夫妻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关系会更加复杂和难以驾驭。鉴于现今离婚后又再婚的比例如此之高，认真寻求再婚辅导应当成为当事人的共识，这对把握幸福、营造和谐家庭特别具有实质意义。
冯俊杰：对于二婚，是否有可以评估的标准呢？
朱文波：并非只针对二婚。我们看到一些人带着固执的弱点走进一段段恋爱甚至婚姻，这些弱点显示了原来家庭中的不幸经历，或者个人对建立和睦关系的技能完全茫然。对于未来可能的失败婚姻，两个人关系的早期是可以获得预测的，这些评估的标准主要体现在：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社交技能差或者对婚姻功能的紊乱态度。
这样一组固执的弱点一旦和突发事件联系起来，就会发生相互作用，有些人会应付得很好，有些人没能成功。生活的琐碎都可以形成压力体验，导致夫妻关系不稳定或离婚。童年的经历对此有很强的影响力，涉及对某些压力的容忍程度。
冯俊杰：二婚的结束带给人的心理后果是否与第一次婚姻结束有区别？
朱文波：二婚的结束给人带来的心理后果要比第一次婚姻结束更强烈和持久。一是婚姻的成本，包括经济和情感的投入，二是个人对未来的期望会严重受损。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多数人会通过合理化的调整，哪怕痛苦，最终也会将自己协调起来。但屡次的挫败给这些人带来极低的幸福感，婚姻失败的广泛影响力在于它会渗透至几乎生活的所有领域，个人的焦虑、沮丧、困惑和敌意会经常性地影响个人的人际关系，比如突如其来的狂怒，对重新开始的恋爱过度警觉，对另一半要么零容忍，要么特别疏离和回避冲突，这些都给相处带来负面的隐患。
冯俊杰：二婚结束，可能再迎接三婚，可能抱定不婚但有同居相处的伴侣，对此您怎么看待呢？
朱文波：选择何种方式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实际状况和生活态度，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婚姻涉及太多生活因素，而同居关系对弱势者来说，可能面临的分手隐患就是权益不受法律保障。
对女性而言，年龄和再婚优势是紧密联系的，这点要慎重考虑。另外，同居关系会给当事人带来心理错觉，就是身份的模糊和约束力是很弱的，这关系到彼此责任是否那么确定，对别的异性的可选择性，都需要有清晰的心理准备。
外遇常常另有玄机——解决“出轨”不能机械类比
核心认识：不要简单化地类比旁人的出轨或婚外情，否则可能导致不当的应对而错失弥合的机会。有的人由于离经叛道的性格导致重复出轨，有的人因为冲动而追求有趣和新鲜，有的人因为金钱、特殊经历或者偶然的酒精作用也会偶发性地出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