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6日，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中国访问。在这次访问中，蒙哥马利访问了更多的地方，会见了更多的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9月9日，蒙哥马利离开北京前往包头、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等地访问，参观了许多工厂、农村和学校，游览了一些著名风景区，于9月20日回到北京。在访问期间，蒙哥马利不仅受到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而且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陈毅副总理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并陪同他参观故宫。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他，国家主席刘少奇于22日接见了他。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23和24两日在武汉两次接见了他。通过这些访问与会见，蒙哥马利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全中国人民是坚强团结的，他们12年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提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这就是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我一向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蒙哥马利关于中国的见解，大多阐述在为报纸写的文章和他的《三个大陆》那本书中，比他要把苏联吸收进基督世界的看法要有趣得多。从1960年起，他一贯坚持认为，台湾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实在是荒谬之至。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引起台湾报纸的一场反击，把他的看法说成是“一个遭到挫折而又被完全遗忘的人的悲嚎”。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分析中，蒙哥马利明显表现出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他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同残酷无情、侵略成性的蒋介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物。蒙哥马利承认，毛泽东可能对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死负有责任，但他说，中国的权力之争总是与这种屠杀紧密相连的，而受西方国家庇护的蒋介石则可能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访问中国，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蒙哥马利得出的结论在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当时却是超时代的。
蒙哥马利最常访问的国家是南非，他喜欢那里的天气和那里的人。他赞同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结果，下议院不可避免地对他提出质询。每次他从南非回来，总是逢人便讲不要干预南非的事情，让它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1961年他在德班对听众说：
“如果这个国家北部的黑人联合起来，如果他们能找到领袖人物，并威胁南非白人的安全，我本人将前来拔刀相助。”
蒙哥马利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只有遍布全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拯救这个世界。他在《三个大陆》中描绘了这种梦想。这种梦想的基础，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其他民族的能力。他认为，班图人生性懒惰，黑人太落后，没有白人的帮助他们难以生存。由于他如此地贬低黑人的能力，他在南非白人中颇得人心便不足为奇了。1965年11月，南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但他去那里访问并没有引起什么使人为难的事情。他只喜欢那里的气候，和南非的朋友。他在1954年给朋友T·E·B·豪沃思的信中写道：“我总是在想，为了适当而有效地治理这个世界，有必要造就一批杰出人物……”显然，他认为南非白人社会满足了这一简单的要求。
1962年，蒙哥马利在加拿大乘火车到处旅游，并且还访问了一些中美洲国家。他对在加拿大的旅行没作什么评论，后来的评论也不过是“加拿大的男孩太胖，他们需要更多的锻炼”之类的东西。在中美洲，倒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危地马拉和英国就英属洪都拉斯的部分领土发生了争执。蒙哥马利在危地马拉深受欢迎。危地马拉报纸把蒙哥马利说成是“访问我们国家的第一个英国绅士”。在他离开后，伊迪戈拉斯总统宣布说，蒙哥马利已经表示要在危地马拉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调解。在英国大使在场的情况下，蒙哥马利和伊迪戈拉斯讨论了争议中的领土问题。伊迪戈拉斯请蒙哥马利，而不是英国大使，把他们的讨论报告转送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但这遭到了蒙哥马利的拒绝。实际上，英国不愿意就争议领土的前景进行讨论，蒙哥马利引发了一个外交部在当时不愿意提起的问题，简直是帮了倒忙。
蒙哥马利最后一次重要的海外之行，是1967年去埃及。当时他已79岁。这次访问是1966年12月宣布的，翌年5月进行。英国政府对此不怎么高兴，因为中东的政治形势非常微妙。蒙哥马利私下安排了这次访问，他想旧地重游。
这次访问显然具有历史意义。《星期天泰晤士报》派来了随行摄影师，并负责支付蒙哥马利的开销。当蒙哥马利一行到达赫利奥波利斯时，机场上彩旗飞舞，管乐齐鸣，蒙哥马利受到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同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总参谋长举行了会谈。同往常一样，他相信这样就能使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他甚至让英国代办用密码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说明埃及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说纳赛尔总统只准备同工党政府的某位大臣进行谈判。
蒙哥马利在埃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沙漠中游览旧战场中度过的。他的时间表安排得非常紧，每天早上6点起床，随后就爬上直升机，观看那片土地最美丽的景色。随后，直升机在预定的地点降落。他们一行站在沙漠中，蒙哥马利一边对照他过去用过的地图和作战计划，一边把在场的人员用作标记，分布在沙漠中。他在埃及深受欢迎，部分原因是他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苏伊士作战行动。尽管蒙哥马利在这次访问中进行了这些充满生气的活动，但他的老态再也无法掩盖。蒙哥马利自己就说，这次旅行缩短了他1年的寿命。实际上，这是蒙哥马利进行的最后一次访问，这使得英国外交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蒙哥马利与手下一起研究地图。
蒙哥马利喜欢这些毫无害处的短途游览。他坚信他能以提供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作出一些贡献。在很少得到英国政府鼓励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地就许多国际关系问题，向英国政府提供了咨询意见。作为一个非常关心西方团结的人，他却奇怪地反对与欧洲结成任何联盟。在60年代初期，他是阻挠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知名人士。1959年他甚至在普利茅斯说，在英吉利海峡修建海底隧道是危险的，不符合英国的战略需要。
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许多人对他的战略思想的尊重开始烟消云散。读者很快就发现，他的思想前后不一致，充满自相矛盾。1961年2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对《领导艺术之路》一书的评论。评论者写道：
这本书不过是一堆陈词滥调和高级将领鼓舞士气的老生常谈。
这种评论，典型地反映了读者对他的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蒙哥马利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尽管常常是混乱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其基础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冲突和战争，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减轻其影响。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出发，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总是着眼于从实际上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德价值观念。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考察国际事务的基础，它使蒙哥马利得出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见解。
蒙哥马利很早就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重要性，便是他严格的实用主义方法带来的直接结果。同样，这种方法也使他确信，虽然美国是欧洲的保护伞，但北美洲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可能引发世界大战。蒙哥马利强烈地谴责杜勒斯和肯尼迪时代的讨伐政治。他认为，美国人的态度总是很可能引起问题。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承认中国的存在，那就更可能引起问题。他还担心美国许多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珍珠港”情结。他认为，美国人非常害怕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不能想像在一种长期互相敌对的形势下，这种威胁总有一天可能会消除。由于这种原因，美国人便把战略思想建立在对任何攻击都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基础之上。这种推理使蒙哥马利比许多观察家更早地谴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1965年，他告诉《每日快讯》的勒内·麦克科尔说，美国应该撤出东南亚，因为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不能停止在一个小国的边界上。
“世界有一半的人都是共产主义者，他（指林顿·约翰逊）打算同所有这些人做斗争吗？”1968年7月，蒙哥马利以略微不同的理由，再次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他写道：
“美国违反了战争的第二条规则，即不要用陆军在亚洲大陆作战。第一条规则是不要向莫斯科进军。这两条规则是我自己制定的。”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过分自信，但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他的一些公开评论却没有那么深刻。1958年10月，在正式退休后不到一个月，蒙哥马利对北约进行了一次猛烈攻击。在向皇家联合军种协会作演讲时，他把北约说成是一个“复杂、笨重、人浮于事”的机构，并以其特有的形象化语言指出，世界可能出现一场“全面核竞赛”。英国政府和北约组织中反对蒙哥马利的人，马上抓住他的这些话大做文章，结果引起很大的政治反响。国防大臣邓肯·桑兹把整个11月份的时间都花在了平息这个事件上。
丘吉尔抵达北非视察英军
1962年还发生了另一次引人注目的争吵。那年3月，蒙哥马利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谈论德国问题。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与他分析国际关系的实用主义方法完全一致。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都不允许一个统一的德国属于另一个阵营，在东西方紧张关系解决以前，就不可能考虑德国的统一问题。因此，蒙哥马利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承认东德。但问题是，西德政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于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蒙哥马利说：
“阿登纳博士需要一剂除草剂。他已是风烛残年，过分敏感，很小的剂量就能解决问题。”他告诉参加会议的军官，对他的讲话保密。但他却不能担保这种话不传出去。他这番话的结果之一，是他收到德国右翼极端分子给他的一封信。除了惯常的咒骂外，那封信还说，“你是英国最可怜的家伙。必须尽快把你干掉，你将很快被干掉。”政治家的反应不那么强烈，但同样持反对态度。
退休后的清闲生活，使蒙哥马利对历史产生了兴趣。不过，他对历史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撰写《回忆录》、《战争史》和一些广播、电视演讲稿上。1958年底，蒙哥马利开始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回忆二战战役的系列节目。从一开始，他就非常喜欢在看不见的观众面前演讲。节目导演布里斯多尔发现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一点儿不紧张，一点儿不结巴，语言简明、精练。实际上，每次录音结束后，蒙哥马利总是尽可能久地坐在闷热的录音室里，聊天、喝茶。他对整个录音制作过程十分感兴趣，到第一套系列节目结束时，他已成为录制广播节目的大师。对于一个决心在公共事务中度过余生的人来说，广播电视自然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舞台。蒙哥马利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他对他的第一套系列节目评论说，那是“我是这个行业的新手时”制作的。此外，蒙哥马利还录制了1959年同爱德·默罗的讲话，和1966年伯纳德·莱文对他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