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五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人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200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干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大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成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过程简述如下：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幼，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鹰，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党人郭泰、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剪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