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伐蜀北路军连战连捷，击败王昭远所部，夺取剑州的时候，由太子孟玄喆以及侍中李廷珪所率的那一万后蜀援军还在前往绵州的路上，距绵州城尚有五十里。
成都距绵州二百余里，即便因为蜀地道路难行，部队行军的速度比不了中原地区。但对于常年生活在这里的蜀军兵士来说，这样的距离六天时间也足够走完了。更何况此番北上乃是增援，正所谓“救兵如救火”，就算不能一天走上六、七十里地，咬咬牙走五十里也不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以说，如果将帅用心、士卒用命，这支援军是完全有机会在周军围攻剑门之前赶到那里与王昭远汇合，从而增强蜀军实力、坚定将士信心，剑门之战蜀军未必就会输得那么惨。可惜的是，这次带兵增援的一个是只知嬉戏游玩的太子孟玄喆，一个是多年未曾征战，早被朝堂上阿谀奉承的环境、奢靡享乐的风气腐蚀掉雄心壮志，再无当年英勇敢战、横刀立马之气魄的侍中李廷珪。
结果，这两个人在增援的路上，一个日夜与自己的姬妾和那班伶人戏子肆意嬉闹玩耍，一个则陪伴左右，尽显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不但对前方的战事漠不关心，甚至连本部兵马的行军、扎营、后勤补给、粮草供应等需要主帅关注的问题亦是不闻不问、毫不在意。再加上这支援军本就是临时从成都城内招募的青壮组成，缺乏必要的训练，更无作战经验。于是，援军自成都出发时便毫无精兵气象，待到进入乡野，没了士绅百姓的指指点点，其军纪就变得更加涣散。漫说与精悍强劲的周军相比，只怕连一些成了气候的山贼草寇、绿林武装都比不上。若不是其打着官军旗号，估计早就有沿途百姓去向官府报告说有山贼下山、意欲打家劫舍了。
这样的将帅、这样的兵将恐怕连剿匪都不够格，更不要说去和天下第一强军进行对抗了。是以，当从前方败逃下来的蜀军溃兵那里得到剑州已失、王昭远、赵崇韬被擒，其所部三万人马全军覆没的消息后，刚刚抵达绵州的太子孟玄喆和侍中李廷珪便当机立断，决定即刻撤军回成都。
尽管连敌军的人影还没有见到就撤退实非大将风范，但一来孟玄喆也好、李廷珪也罢，都算不得真正的将领，做出这种望风而逃的事情来，并不会有多少心理负担。二来，若孟、李二人真以所率领的这支组建不过数日的新军去和周军对垒，只怕败得会比王昭远所部还要惨，搞不好这万余人会全军覆没、无人幸存。因此，避战撤退对这支新军的兵将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虽然名声不好听，但至少保全了性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避战撤军的命令可能是自成都北上以来，孟玄喆和李廷珪所发出的最有价值，也最正确的一道帅令了。
只可惜，似孟玄喆和李廷珪这般不靠谱的人，从来都不会依照常理办事。不知道是脑子里那根神经搭错了线，还是头天晚上喝酒喝多了还没醒，又或者是怕不战而退，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撤回成都会被主上和满朝文武责难、会被成都的士绅百姓唾骂，所以就在发出避战撤退令的同时，一路上原本只知道一味奉承阿谀的李廷珪突然向孟玄喆主动进谏起来。
李廷珪提出，周军此来路途遥远，加之入蜀道路崎岖难行，其后勤辎重粮草运输极其困难。而蜀地多年未有战事，臣民安居乐业、物阜民丰，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家中都有不少的存粮。这些粮草一旦被周军夺去，势必会大大缓解周军粮草辎重转运之困，于大蜀绝非好事。与其留下这些粮草资敌，倒不如趁周军尚未赶到时一把火烧掉，坚壁清野。届时，周军不能筹粮于蜀地、以战养战，辎重粮草难以为继，其势便不会长久，最后只能罢兵休战，撤出蜀地。如此一来，不但朝廷危局可解，而且若是布置得当，或许还能趁着周军慌乱撤退的机会随后掩杀一番，以报兴州、剑门之仇。
而一路上向来我行我素、恣意妄为的孟玄喆，这一次却不知是想搏一个从善如流、虚心纳谏的名声，还是同样存了给自己畏敌避战之举进行遮掩的目的，对李廷珪的建议不但全盘接受，而且还自作聪明的加上了一条，下令在焚毁粮草的同时，连百姓们的房屋、官府衙署等等建筑也一并烧掉，以焦土政策来迟滞周军的攻势。不给其留下一粒粮、一间屋，要让其在无粮可食、无屋可居的同时，还得时刻防备着那些失去粮食和居所的本地蜀人去夺他们的粮食、去抢他们的帐篷。
随着撤退和烧屋毁粮的命令下达，后蜀援军匆匆拔营起寨。与此同时，绵州城内及自绵州到成都北面门户汉州的一路上亦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房焚粮毁、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怨声载道，沿途许多城池州县、集镇村庄接连化为一片片焦土，宛如人间炼狱。
正所谓“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孟玄喆和李廷珪如此倒行逆施，非但没能阻挡住周军的兵锋，反而将自己的士绅百姓激怒。于是，很快便有一些集镇、村庄将青壮组织起来护镇、护村，与前来烧屋毁粮的官军对抗，保卫自己的家园；很快亦有一些州县的官员和守将下令严守城池，宁可事后向朝廷请罪、接受处罚，也要拒绝经过的这支所谓朝廷官军进入城内；此外，还有一些家园被毁、衣食无着的百姓则怒而北上，前去投靠正汹汹而来的周军，或为周军带路、或要求从军入伍，以便向那些令自己家破人亡的凶徒复仇——后蜀这支援军面对周军胆怯畏战、不敢抵抗，面对手无寸铁的蜀地百姓却毫不手软，一点也不吝惜手中的钢刀，自绵州一路下来有众多百姓成为了其刀下冤魂。
对于蜀地士绅百姓的主动投效，伐蜀北路军自然是求之不得。在经过一番甄别与审核之后，一部分熟悉山川地理、州县道路的蜀人被安排到先锋部队担任向导，以补充周军地图的缺失和错误；一部分身体强壮、孔武有力的则在经过简单的训练后，被分发给武器，编为两个“保安军”特别独立团，参与周军的行动，充当伐蜀急先锋。此外，为了防止因为饥荒而出现流民潮，影响治安、影响地方稳定，唐潮和穆特尔在派遣部分“保安军”协助本地官府维持治安与秩序的同时，还拿出一部分军粮和帐篷分发给本地官府，让他们来赈济已无粮可吃、无房可住的本地士绅百姓，帮他们度过最难捱的一段时间——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孟玄喆和李廷珪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们施行“烧屋毁粮”、“焦土抗周”的目的。可问题是，周军用来赈济本地士绅百姓的粮草和帐篷全都来自于对蜀地和蜀军的缴获，并未对周军本身的供应造成任何影响。不知道孟、李二人及后蜀君臣知道这一真相后会作何感想。
更为重要的是，孟玄喆与李廷珪的诸般恶行还令后蜀君臣彻底失掉了民心。如果说周军伐蜀之初，蜀地士绅百姓多数还心向后蜀朝廷，还会帮着蜀军与周军对抗，还会敌视侵入自己家园、抢夺本国土地的“外人”。那么，通过之前周军连战连胜、蜀军连战连败所表现出来的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以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孟玄喆和李廷珪等人“烧屋毁粮”“焦土抗周”的恶劣行径之后，蜀地士绅百姓对后蜀皇帝、对后蜀文臣武将、对整个后蜀朝廷已经极度失望。即便那些没有直接深受其害的士绅百姓们可能不会像绵州等地的百姓们那样直接投靠周军、为周军服务甚至转过身来与蜀军作战，却也不再继续信任和支持自家的朝廷和军队，而是抱着坐壁上观甚至是乐见其成的态度，等着看后蜀政权在这场必败的战争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正是在这样的民心向背的转变之下，暂时驻扎绵州进行休整，并帮助当地百姓度过难关的伐蜀北路军与暂时驻扎遂州进行休整的伐蜀东路军通过信使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按照当初的计划，约定双方于建隆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两军会师、合攻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