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青年时代进剧团演过戏，在《皖江报》当过总编辑。在他极度彷徨、百无聊赖之际，是诚挚的友谊给了他温暖和希望。
看了东野大伯、耕仁伯父的相片，使我想起了父亲那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青年时代的趣闻，让我在含泪的微笑中，又发出了敬佩之情。这些极富浪漫情节的故事，是和东野大伯、耕仁伯父、张楚萍先生紧密系在一起的。他们三人和父亲的关系，正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在父亲极度彷徨，百无聊赖之际，是他们给了他诚挚的友谊，温暖他，安慰他，帮助他，使父亲有了自信，看到了希望。他们是父亲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们和父亲共同“挖掘出了张恨水才华”！
东野大伯是我二祖父的长子，也是曾祖的长孙，长父亲六七岁，他们的童少年时期是一起渡过的，他对父亲的帮助、教育很大。父亲对他也相当敬爱，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和东野大伯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东野大伯民国初年在上海警察局当区长，觉得父亲天资过人，这样在农村荒废下去太可惜了，于是让父亲到上海去求学，祖母为了父亲的学业和前途，筹措了一笔钱，父亲于1913年的春天，到了上海。父亲初次来到上海，他无心游览十里洋场的繁华，借住在东野大伯的浦东六里桥衙中，闷头读书，准备考学。此时，恰逢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在上海招生，父亲原来在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习，便高兴地去报考，榜发，高高得中，满心喜悦地去上学了。
蒙藏垦殖学校设在苏州阊门外盛宣怀的家祠里，环境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校长由著名的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先生兼任。父亲在苏州，因为穷，不能像同学们那样悠哉悠哉去狮子林、虎丘、寒山寺探幽访胜，更不能去听评弹、上茶社、吃小吃，他只能将心中的若闷，诉之于诗文，父亲的文笔，使垦殖学校的不少同学倾倒。他们劝父亲改走文学这条路，早作良图，父亲那时穷得一文不名，能作什么“良图”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旖旎风光，使他深深喜欢上了这座江南水城，他漫步小桥流水，了解文风民情，陶醉在苏州特有的江南风韵中，并且学会了莺声呖呖的“吴侬软语”，使他在书中刻画江由人上时，能说一口道地的吴语。
在苏州，还有一件影响父亲一生的事情，由此种下文字因缘，那就是他的第一次投稿。父亲虽然清贫，但积习难改，每个月总要节衣缩食地省下两角钱，买一期《小说月报》看。他偶然在杂志的封底看到该社征求稿件的启事，并声明每千字3元。这个诱惑对他太大了，一方面是性相近，喜欢文学，人人都说他有文才，不妨试试；另一方面是穷，他需要钱。于是趁着学校闹风潮停课之际，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写起应征小说来。父亲穷三日之功，写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旧新娘》，文言的，有3000字，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另一篇是《桃花劫》，白话的，约4000字，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就悄悄地邮寄到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他并没有幻想到会选中，因为在当时，他认为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的，都是了不起的大文豪，一个17岁的毛头小辈，怎能侧身其中呢？事出意外，四五天后，在父亲寝室的书桌上，放着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父亲在大吃一惊之下，有些忐忑不安，想着一定是退稿信，又盼着不是，于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来看，不是退稿信，居然是主编恽铁樵先生所写的亲笔信，字迹很工整，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父亲高兴得几乎发了狂，一个一文不名的无名后辈，居然可以和大文豪在一起发表文章，这本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境，一下子成为了事实，真是心花怒放。他实在遏止不住心头的高兴，告诉了要好的同学，同学也为他高兴，父亲此后还和恽铁樵先生通过两封信。但是，且慢高兴，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一直等了10年，直到恽先生离开了《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这是父亲的第一次投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作品的第一次流产”。
稿子虽然没能发表，但恽先生的亲笔信对他的鼓励和影响巨大，可以说，引导他走向了文学生涯，父亲对恽先生是怀着知過之感的。还有一件事，也须特别说明，就是在这次投稿中父亲署名是“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东野大伯对父亲还有个重大的影响，那就是介绍父亲到“文明进化团”去演戏，这真是开玩笑，他怎么会演戏呢？然而历史有时就是会开玩笑。民国初年，许多留学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喜欢演新戏（早期的话剧）和组织剧团，东野大伯在1914年左右，已经是响当当的“红角”了，他的艺名“张颠颠”在江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以后他又改名“张愚公”，是剧团的台柱。
1913年7月，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蒙藏垦殖学校也因而解散了，父亲再次失学，东野看父亲飘流不定，就把他介绍到“文明进化团”。该团的主持人是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先生和陈大悲先生，李先生欢迎父亲去，倒并不一定要父亲演戏，知道他文笔好，可以帮着搞宣传，写说明书，月薪初步定为30元，这是有名无实的，根本拿不到钱，不过剧团的伙食相当好，不必为每日三餐发愁了，生活也相当丰富，以后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刘半侬、徐半梅、黄秋士、钱化佛等，他们很投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父执，都值得介绍，他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建树。刘半侬先生，后来把“侬”字的“人”去掉，由半个我成了半个农，是著名语言学者、文学教授，后来同住在北京，时相往来，父亲1931年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时，曾经邀请刘先生任教，刘先生称父亲为“大小说家”，并在对学生的演说中说父亲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由于刘先生的介绍，父亲又认识了他的令弟刘天华先生，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过：“我的月琴，是刘天华教的。”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早期话剧，不演戏后，寓居上海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徐卓呆是也。说起卓呆二字，也是很滑稽的，这是徐先生的游戏之作，他是苏州人，在吴语中半和卓发音是相同的，呆又是“梅”字古写“槑”的一半，徐卓呆即徐半梅，哪里是卓而又呆，分明是聪而且慧，他的作品有《乐李阿毛外传》、《何必当初》等。
陈大悲先生，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父亲在北京《世界日报》同事，以后又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学习话剧的艺术学校，名称似乎是“爱美戏剧专科学校”，因手边无资料，记忆以及，不免有误，这个学校为北京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话剧人才。
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最后又致力于绘画，成为著名画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一生主要画佛。
黄秋士先生是当时名噪大江南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夭亡。
父亲在“文明进化团”时，他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落花梦》中一个生角，大家还相当满意，就是觉得他说话太快，有些慌张，又是一口江西加安徽口音的“官话”，观众听不大懂，后来居然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小生主角。父亲在剧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也是“玩票”的性质，但由于剧团的流动性质，使他有机会到各处走动，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喜欢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又往往喜欢用小动作来提示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舞台生活，他自己曾公开地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无独有偶，据说英国的狄更斯也有此习惯，在外国作家中，父亲最喜欢狄更斯，这真是有趣的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有言：“张恨水也可能是中国的狄更斯。”夏先生真是父亲的文学知己。
父亲对李君磐先生一直以师事之，执弟子礼甚恭，尽管他离开了戏剧界，还时常写信问候李先生，直至抗日胜利后，还和李先生不断音信往来。1956年，老片重演，北京各影院上演《夜半歌声》，父亲高兴地让我去买票，说是片中演经理的是他己经逝世的老师李君磐先生，可以通过电影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
张楚萍先生，是我们的本家，虽然大不了父亲几岁，却长他一辈。楚萍先生才气横溢，能诗能文，洒脱不羁，自称“疯子”，其性孤僻，多不近人情，其实是有志难酬，又为封建婚姻所困，所谓“社会家庭皆不见容”，转为把一腔忧愤，嬉笑癫狂，游戏人间。曾有一鸦片烟店的店主，名“钱有南”，请楚萍先生代撰一联，他不假思索，挥笔而就，联曰：“有土何须分南北，无钱莫吃这东西。”短短十四个字，把店主的姓名、职业、性格全部嵌入联中，天衣无缝，浑然工整，谑而不虐，店主人看了哭笑不得。楚萍先生为了逃婚，到上海求学，其父恨他不听话，断绝经济来源。他写诗一首讽父曰：“留得南村几亩田，年年纳税到官前；人生有产须当卖，寸土何曾到九泉。”1918年，楚萍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英租界被捕，判刑7年，其妻闻知，把自己陪嫁田产全部卖掉，为其交款疏通，将7年改为5年，楚萍先生知道后，十分感动，决心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他身体孱弱，第四年便死狱中，一个不羁之才，就这样被旧社会吞噬了！父亲对他夫妻的遭遇深表同情，曾无限痛惜地说：“封建婚姻，诚杀人之道也！”父亲为了緬怀楚萍先生，曾于1933年9月1日在上海《金刚钻》月刊创刊号发表《怪诗人张楚萍传》一文。
郝耕仁伯伯，安徽怀宁石牌人，长父亲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在上海父亲和他相识，他不遗余力提携父亲，父亲视他为良师益友，两家成为通家之好。耕仁伯父是“五四”时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为传播新思想做出了贡献，为人狂荡不羁，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笔名大颠。
1917年的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倜傥不羁的耕仁伯父，约父亲一同出游，两人在安庆会面，到了上海，耕仁伯父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父亲问他何故，他说要学《老残游记》中的老残，一路卖药，专走乡间小路，边看山水，边察民情，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直至北京。这个计划太浪漫了，让人怦然心动。耕仁伯父是老新闻记者，阅世丰富，他说行，父亲还有什么顾虑？于是便完全依他主张，收拾两只小提箱药品，便出发了。
他们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安步当车，由仙女庙到邵伯镇。邵伯镇位于运河之滨，是个繁华的水陆码头。跨过运河，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这本来是一个人烟杂凑，热闹繁华的市镇，他们原想在此卖药、买药，考察一下世风民情，然而发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种惶惶不安的神色，人流中，还夹杂着背枪的丘八。回到旅店，店主人告诉他们，对面房间住进了镇保安团的人。前面有战事发生，随时能把他们两个当做敌方探子抓起来，劝他们赶紧离开，可是他们除了药，没有回去的路费怎么办呢？可是店主人看他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怕惹祸上门，就一再催他们走，他们只好把药减价卖给西药店，打道而回，浪迹燕赵，观览北京的壮举，自然是“老残梦断”了。
次日傍晚，他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船前往湖口。这次半途而废的流浪史，对父亲影响巨大，事隔30年后，他在《写作生涯冋忆》说：
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付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总共只有几十枚铜元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
这次旅行，使父亲长了许多见识，而对耕仁伯父乐天知命的态度，又极其钦佩。这些对他的成长，是影响很大的。一直到晚年，他还常和我们说起这一节流浪小史，说到兴奋处，会嘿嘿地笑起来。
1919年的初春，耕仁伯父要去广州参加革命政府，举荐父亲接替他芜湖《皖江报》总编辑的职务，父亲顾虑自己没有经验，又年轻，不知是否能够胜任，耕仁伯父写信鼓励他：“他们信得过我，自然也信得过我推荐的人。”于是父亲凑了三元川资，到芜湖《皖江报》走马上任，当了总编辑，那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一干就是30年，是耕仁伯父指引他走向新闻与文学之路。
父亲曾撰文述及他在《皖江报》和耕仁伯父的一则趣事。因为编报，所以常常要工作到深夜。耕仁伯父到编辑部找父亲，看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顺手拿过纸笔，在编辑桌上填了半阕《丑奴儿》嘲谑父亲：
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
父亲看了立即于纸角答了半阕：
一刀一笔一糨糊，写了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
两人相视大笑。
1940年3月21日，父亲在重庆《新民报》发表《京郝耕仁》一文，对老友的病故，惘然若失者竟日，对他的人品道德，无限敬佩，而对耕仁伯父最后给他信中的“少壮革命，垂老投荒”8个字，则被深深打动！
父亲除了为郝耕仁、张楚萍二位故友写传与悼文外，还把他们写进小说《八十一梦》中。在《天堂之游》一梦里，写“我”到了天堂，看见的都是兽面人身的贪官奸商，偶见两个九天司命的言官——灶神，却是刚正不阿，不肯同流合污，这两位灶神恰是“我”的故友，郝三（耕仁）和张楚萍，在杯酒叙旧中，得知“我”攀交了新任督办天蓬元帅猪八戒时，使都悄然而去，不失交友之道的留下打油诗规劝“我”：
交友怜君去友猪，天堂路上可归欤？
故人便是前车鉴，莫学前车更不如！
父亲说，这样写，是为老友虽失志于人间，却要让他们得意于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