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李逵得到宋江施予的钱财，心中甚是感激。“宋江哥哥不曾与我深交，便借我10两银子，果然是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真是个好哥哥，人家说的不差！结拜这样好性格的兄弟也不枉了！”
宋江凭着区区10两银子就收买了一位好兄弟，得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兄弟情谊。正如金圣叹所言：“以10两银子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从那以后，李逵为感激宋江的知遇之恩，就下了一心一意追随宋江的决心，至死不渝……
宋江仗义疏财的品行在对待武松的态度上表现得也很明显。武松生性暴躁，因犯事在柴进庄上躲了一年多，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宋江深知武松此时的心理，为了给武松解闷，有空就拉着他去喝酒叙谈。当他看到武松身上穿着旧衣服时，立即拿出做衣服的钱递给武松；与武松分手时，宋江不仅亲自为其饯行，还拿出了10两银子给武松当路费，武松被感动得差点泪流满面。宋江对各路英豪如此仁义，当他们奔走江湖时自然会广泛宣传宋江的美名，使他名声远扬。
在与人结交时，他看重的是“义”字，只要是江湖好汉，不论出身高低贵贱都会盛情接纳。宋江冒险暗放晁盖，又是他厚结人缘的突出表现。
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时，听说心腹弟兄晁盖犯了弥天之罪，济州府的官差正要捉拿他归案。这时宋江心想：如果不救自己的心腹弟兄，让他被那些人捕获而去，必将性命难保。
于是，他对前来办案的官差应付道：“这事容易，捉拿晁盖无异于瓮中捉鳖，唾手可得。”把他们拖住后，宋江立刻奔向晁盖所在之处。
此时晁盖正和吴用、公孙胜、刘唐在后园吃酒，听说宋江独自一人飞马而来，料定必有要事，便慌忙出来迎接，并问他为何如此慌忙。
宋江道：“你是我的心腹弟兄，我现在是冒着性命之危来救你的。如今黄泥冈事发了，白胜已被拿下，关在济州大牢里，他出卖了包括你在内的7个人。济州府派人来捉以兄弟为首的7个人，这些差役正好被我碰着，早些知道了此事。我借口推脱说知县已经睡着，让他们暂且在县衙对面的茶坊里等我，并趁此机会飞快报告与你。正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还是快走吧！我回去引他们当厅下了公文，便差人连夜下来。你们不可耽搁，倘有些疏失如何是好？不要抱怨小弟不来救你。”
晁盖听了大吃一惊，道：“贤弟，大恩难报！”
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说，只顾安排走路，我便回去也。”
……
晁盖智取生辰纲，事情败露引来杀身之祸还不知不闻，宋江深知为朋友两肋插刀是站稳江湖的首要条件，于是冒着掉脑袋的生命危险策马向晁盖告密，不能不说情深义重。他正是厚结义缘，为日后当选梁山首领赢得了人心。
宋江不仅以仗义疏财闻名江湖，更以招揽人才、礼贤下士而声闻天下。
宋江在招贤纳士方面所使用的手段，足见其为人处世的高超本领。宋江每擒获敌方将领之后都会亲自为他们松绑，并令左右人员退下，再将这些将领扶到交椅上，低头便拜，说些“请为山寨之主”、“愿让位于将军”之类的话，或者把他们放了。这使这些将领们感动不已，许多重要的将领甘愿为其所用。可见，宋江总是使用柔和的方式结交一些江湖英雄，把先前的恩恩怨怨都化为兄弟之间的情怀。
正是由于宋江厚结人缘才赢得了人心，为后来被推选为寨主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晁盖身负重伤后曾留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管是谁，便是山寨之主。”按照这个遗言，头把交椅应该由卢俊义来坐。此时的宋江靠着极好的群众基础也能厚着脸皮夺得这把交椅，但出乎众兄弟意料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非常诚恳地主动让贤，并讲述了自己不如卢俊义的三方面理由。
正是由于宋江的一再谦让，众兄弟更觉得这寨主之位非他莫属。吴用说：“兄长若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而鲁智深更直接地说：“若兄长还要这许多礼数，洒家们各自散开。”连卢俊义也真心诚意地让宋江做老大。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宋江不仅获得了第一把交椅，而且将自己的谦逊和大度再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
世事纷繁，人心不古，为人处世，举步维艰。拥有好的人缘是成功的前提，建立了广泛的好人缘，使人人都愿意为你所用，办起事来才会无往不利。而要想赢得人缘，其关键是要怀着一颗平常心，厚待周围的每个人。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敬重和推崇，才能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站稳脚跟，呼风唤雨。
好为人师是浅薄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果自认为有所得而好为人师，则不免落入浅薄的俗套。所以，我们应切忌自命不凡，觉得自己学有所得就到处指指点点、卖弄学问。
一个凡事都爱讲大道理的老山羊正悠闲地在河边散步，它看见一只大鸟在河边饮水，便说：“你只顾在这里喝水，却完全不知道提高警惕，如果狐狸过来，你的小命就丢了。”然后，它又严肃地讲了许多道理。大鸟笑着表示接受，但老山羊一走开，大鸟就对身边的蚂蚁说：“依仗自己胡子长就冒充懂道理，去年，它的孩子还不是在这里让狼给吃了吗？”
老山羊的“好为人师”也许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它却无形中触犯了别人人性里的“自我”。如果凡事喜欢指指点点、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只会遭来别人的恶意相向。
钱钟书说过：“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会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会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好为人师就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是不谦虚的表现。
孔子之所以被人尊称为圣人，不仅是因为他确实博学多识，更因为他谦虚求学，不知为不知。
孔子到东方游学，看见两个孩子争辩不已，就问他们争辩的原因。一个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升起的时候离人近，但是到正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孩子则说：“他说得不对。太阳刚升起时离人远，而到中午时距人近。”
第一个孩子说：“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像车篷般大，到了正午看起来就像盘子一样，这不是远的东西看起来小而近的看起来大的道理吗？”另一个孩子也有自己的理由，他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很清凉，到了中午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热，这不是越近感觉越热而越远感觉越凉的道理吗？”
两个小孩的话都有自己的道理，连博学多识的孔子也不能判断谁对谁错。两个孩子笑着对孔子说：“谁说你智慧多呢？”
人没有无所不知的，因此才应该抱着谦虚的态度治学求问，而好为人师就犯了治学的大忌。
授业解惑本是一件谦虚谨慎的事情，却有很多人夸夸其谈，大肆渲染个人心得，甚至对别人的成果抱以冷淡的态度或者给予人身攻击，实在有违师道。
钟弱翁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贬低那里榜额上的字画，并想办法把这些字画除掉，重新起名书写以显示自己的才学。但是这个人的书法确实不怎么样，所到之处的人无不为之烦恼。
有一次，他路过庐陵的一个山中寺庙，看到一座很壮丽的阁楼。钟弱翁就和众人过去观看，发现阁楼上有个榜文，上面书写着“定惠之阁”四个大字，旁边题字人的名字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时候，钟弱翁就很得意地说榜文中有错误，还叫寺庙中的一个僧人拿来梯子取下榜文细看。可是当他擦拭后仔细一看，却发现是鲁国的颜真卿书写的。钟弱翁看了一下四周，说：“像这样的字画为什么不刻到石碑上呢？”于是，下令把这个榜文上的字刻到石碑上。周围的人都把这件事当做一个笑柄来说。
钟弱翁一直以师者自居，处处炫耀和卖弄，完全没有谦虚求学的态度，不仅害人更害己。
真正的师者，既诲人不倦，又不以师自居，而好为人师者根本不属于师者之列，只是自作聪明的典型而已。今人应该适当地减少“自作聪明”的表现，多一些谦虚谨慎，这也是做学问所必需的。
与精明人共事，一定要低调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虽寡言少语，却八面玲珑，说话得体，处事圆滑，为人低调，虽然也会讨好人、奉承人，却采取“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她这种低调的态度不失为一种韬光养晦、保全自我的处世哲学。正是因为懂得这种生存法则，她才比任性逞强的林黛玉更被人接受。
有些时候，聪明完全派不上用场，甚至会弄巧成拙。林黛玉的聪明不用多言，她的才气在《红楼梦》中是无人可及的，但她却恃才傲物，个性太过张扬，又为人坦诚直白，完全不懂得掩饰自己。如此这般怎能不遭人嫉恨，不遭人暗算呢？相比之下，薛宝钗却讨得众人的喜欢，事事都很顺利。
低调做人才是跨进成功之门的钥匙。低调做人也往往是赢取对手的方式，可使自己不断走向强盛。宁可有为而示无为，万不可无为示有为，本来糊涂反装聪明，只会弄巧成拙。
东汉末年，黄巾军揭竿起义，队伍日益壮大。当时，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围困在都昌城中无法突围，只好下令太史慈带兵突围，请皇叔刘备前来援助。
黄巾军的围困如同铁桶一般，突围谈何容易？太史慈计上心来，他骑马提弓出了城，后面跟着几个人拿着箭靶。外面的黄巾军见状大骇，严阵以待，准备厮杀。但是太史慈只到城下的堑壕内支起箭靶并往来骑射，过了一阵就又回城了。
过了几天，太史慈又出城射箭，围城的黄巾军这次明显放松了警惕，只有少数人严阵以待。如此这般又过了几天，围城的黄巾军便习惯了太史慈的这种行为。一天早上，太史慈照例出城射箭，他突然跃马扬鞭，冲出了重围。等黄巾军反应过来时，太史慈已经跑远了。就这样，太史慈顺利搬来了救兵，解了围城之困。
太史慈正是先低调处事，隐藏自己的意图，等待好时机就全力以赴，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才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低调行事就如同穿了一层保护衣，在精明人面前，聪明也许会招来危险，那就不如把自己隐藏起来，将这种危险降到最低。善于隐藏自己、低调行事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运用，这种方法古往今来屡试不爽。
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不合时宜地过分张扬、卖弄，那么不管多么优秀，都难免会遭到明枪暗箭的攻击。所以在处于被动的境地时，一定要学会藏锋敛迹、装憨卖傻，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对方攻击的靶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一片树林里，如果有哪棵树长得太高而突出于其他的树木，大风刮过来必定最容易摧毁这棵树。同样，一个人在人群里太过出风头，必将遭到外部势力的发难。所以，真正的聪明人不会总在别人面前随便地“卖弄”，以免自己的聪明变得“廉价”，甚至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官拜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有一天，苏东坡拜见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在午睡，书童便将苏东坡迎入东书房等候。苏轼闲坐无事，见砚下有一方素笺，素笺上是一首咏菊诗的草稿，只写了开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苏东坡一时兴起，遂提起笔来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写完后才自觉擅自续诗的做法是不礼貌的，于是悄然溜走。
王安石醒来以后看到这两句诗，心里很不满意，便想教训一下这个平素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苏东坡，于是奏请皇帝，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转眼便已是深秋。一日忽然起了大风，苏东坡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飞落，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续诗的往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不由地对友人道：“小弟被贬，只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谁知是我的错。正所谓经一事长一智，切不可轻易讥笑人。”
苏东坡这个诗词歌赋都有佳作传世的一代才子，只因为恃才傲物、口出妄言，前后三次被王安石教训。人总会有因为稍有才气而洋洋自得的时候，但一个人读不尽天下的书，参不尽天下的理，所以“宁可懵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懵懂”。
隋唐才子薛道衡13岁时就能讲《左氏春秋传》，隋高祖时便做了内史侍郎。薛道衡不仅善于作文，而且善于谋事，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的人。
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薛道衡虽聪明过人，却为人迂阔，恃才傲物，不懂谋身之道。隋文帝曾经多次对他“诫之以迂诞”，但薛道衡就是不改。
隋文帝开皇年间，薛道衡因受株连被流放岭南。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当时正任扬州总管，想借机拉拢他，便派人传话要薛道衡取道扬州去岭南，并准备启奏文帝把他留在身边。薛道衡却因为看不惯杨广的为人，取道江陵而去，使杨广怀恨在心。大业五年，薛道衡被召进京。当时已是自负才气的隋炀帝杨广在位，薛道衡却为了显示自己的才气，呈上了《高祖文皇帝颂》，文中对死去的文帝极尽赞美之词。炀帝看了很不高兴，但还是隐忍不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朋友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他也不听。最终被杨广找到机会，安了一个“悖逆”的罪名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