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的好学生很多，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史力文。况且大多数学生是到过中国留学以后更加热爱学中文的，所以，学期结束，我随后就把史力文的话题淡忘了。只是我也开始注意到，学生中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很普遍——越是对中文、中国和中国文化投注心力情感的学生，带着越多浪漫的心理预期，就越是容易形成心理落差，受到“中国”真实面相的伤害。我想，真实的中国（包括任何国家），不是为任何“美好想象”而设的。进入一种异质的语言文化，很像进入一个婚姻的“围城”，“因陌生而相恋，因了解而分开”，“在外面的想攻进去，在里面的想冲出来”，毋宁说，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一种无奈，也是人性的共同弱点所致吧？这么想着，我也就没太把它放在心上。
第二年夏天。史力文还是请我写的推荐信，再一次申请到了“莱特暑期奖学金”去中国进修中文。我知道，除了他内心里其实无法割舍中文以外，还加上一个具体原因——他以前告诉过我的“暑期恐慌症”：因为母亲还关在监狱里，寄养家庭已对他关上大门，他实际上一到暑假就变得无家可归，利用漫长的假期到中国去学中文，正好成为他一种“回家”的方式。只是，我却对他这种“回家”的寄托，存有暗暗的担心。我告诉过他，他去年上的那个xxx中文项目是个特例，只是被你倒霉地撞上了。北京、南京、上海其他许多暑期中文项目，都比它强多了，你尽可以放心选修。大三那年开学，史力文第二次从中国留学回来，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带着一口滑溜的、充满卷舌音的京片子，向我讲述他在中国的各种经历见闻（有正面的、负面的，好玩的、不好玩的），最后，当他向我平静道出他决定中止学习中文的理由，并放弃他原来选定的中文专业时，一时之间，还真是让我错愕不已——
“苏老师，我生气我自己，”他的中文句式依然不正确，“我发现，我的中文学得越好，我人就变得越坏，真的。”他看我狐疑的眼神，“不骗你，我已经知道我在中国可以怎么‘混’了，而且我可以。混’得很不错。”他闪过一个调皮的眼色，用的字眼却准确无比，“可是，我自己会变得这么——混，”他把“混”字仔细咬成了第二声，“对，就是‘混蛋，的‘混’，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混’完了，就生气我自己，我真的不愿意。”
我压住惊诧，脸上还勉力笑着：“你说说看，你在中国，怎么——‘混’？”
“Fake，”他冒出一个英文词，“只要你学会Fake，习惯各种Fake，就行了。”
“你是说，假——说假话，骗人？”
“对，先骗自己，再骗别人。”
“怎么叫——先骗自己，再骗别人？”
“就是先骗自己，你说中文的时候，你不是那个Steven，”他说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然后，你把自己变成这个——‘史、力、文’，就可以Fake了。”
“你怎么‘Fake’呢？”我很好奇。
“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Fake呀，中国人爱听好听的话，我就说好听的；他们说不喜欢美国人，我就说我是新疆来的；他们要打听美国的事呢，我就说我是耶鲁的学生。北京话叫做‘油’，我这个史、力、文，现在真是挺油的……”
我打量着眼前的——“史、力、文”，想开一句什么玩笑，可是我笑不出来，只是，我还想着要开导他，我说：“史力文——我还是叫你史、力、文，而不是——Steven。我不相信，在中国，说中文的史、力、文，真的就会变得那么——‘混’。”
“谢谢你的不相信，苏老师，”他还是用那样的“不正确句型”，口气却异常平静，“所以，我决定quit（退出）中文。”
“好像，这不应该是一个quit的理由。”我坚持说。
可是，史力文最后诚恳道出的“理由”，却又一次让我哑了声。
“苏老师，你知道我很尊重你，你早就是我的好朋友了。我最生气我自己的，就是我发现我的中文越好，我就开始好像越来越不尊重中文了。这样学下去，结果就会是——中文和中国，我都不尊重了，我不愿意这样。”这时候，他的中文好像慢慢表达得流畅、达意了，“苏老师，我知道很多人学中文，是为了去做生意，为了中国的大市场。——我不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最早的自信、尊严，别人对我的尊重，都是中文给我的，我怕我最后要失掉它，所以，我要——quit。”
他脸上的平静神色，像窗外天上那片澄静的蓝。我再没有劝阻他。那天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hug”（拥抱），那是美国人在一个认真告别的场合的肢体语言。我知道，那个“hug”，也是他给中文的——他从此再没有敲过我的门，再没有踏足过我们东亚系这座红砖小楼。
五
也许，史力文只足一个独特而又独特的个案。
他太敏感。成长于寄养家庭的特殊经历，使他对“尊严”、“自尊”、“尊重”几乎带着神经质的敏感。这种“神经质的敏感”，自然很难说是“正确”的、客观的，甚至，也许是带着“西方的、白种的、男人的”偏见的（这是英文里讨论“政治正确”经常会使用的字眼）。但是，把史力文离去的身影，置放在今天被中西媒体炒得很热的那些字眼——“大国崛起”、“盛世”、“中国世纪”、“中华新帝国”（《时代周刊》语）等这样一些大背景之上，史力文的“quit”，他对“尊严”、“自尊”和“尊重”等的敏感，还是触动了我的——不管是自身哪一种角色认同的——敏感。
限于文字篇幅，我决定删去我由此引发的一大堆感慨和议论，而把相应的思考和泌论空间，留给读者。
末了，再回到史力文：在那以后，我在校园里还遇见过史力文两三回。他还是那样眯着在洋人中显得略小的眼睛，朝我嘻嘻笑着，仍用中文跟我说话，只是冈为长久缺少练习而显得生疏、磕巴，所以不时要用英文补充。他告诉我：他已经重新把西班牙语“捡”了回来。大三的暑假，他申请到一个奖学金到南美洲参加一个救助穷人的基金会的工作，收获很大。他决定毕业后到南美去工作，他的学艺术史的女朋友也支持他，会跟他一起去。“可是，她的个子长得比我高，我记得在北京，我这要算——三等残废的，让我有点……嘿嘿，自卑感。”这是我记得的，史力文对我说的最后一个准确而漂亮的中文句子。
一个并非虚构的寓言
——小S的故事
“怪人”？
写完美国学生史力文的故事，我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一写我在耶鲁教过的中国学生小S？
犹豫，是生怕造成二度伤害。
促使我决意提笔的原因，我后面再具体言及。——怎么说呢，为着减免前面的忧虑，我将不单姑隐其名，也对真实细节略作移动、修饰，读者不妨把它当做一个寓言性的故事来读，但我可以保证一点：这是一个并非虚构的寓言。
数年前的一个中午，在耶鲁西尼门学院餐厅每周例行的“中文桌子”上——这是美国大学语言教学中的一种“语言午餐”的形式——我听到几位美国学生夹杂着中、英文，在悄悄地、但相当热烈地在议论着一个什么人。我探过身去打听究竟，他们迟疑了一下，然后七嘴八舌地，告诉我这么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大一学生的“怪人”故事（他们用的是“Weird”这个英文词，原意是“怪异”）。
就叫他小S吧——因为他名字中的这个S的发音很特别，使我很快就在后续的故事里可以对号入座——小S，是近些年耶鲁敞开大门，直接从中国大陆的高中生里招收的一位本科生（以往，中国留学生中一般以研究生为多）。据我所知，和很多美国大学一样，这样过五关斩六将——从SAT考试到派人到当地面试，最后获得高额奖学金，从中国大陆的高中直接进入耶鲁校园就读的幸运儿，近年来在逐渐增多。从若干年前的两三名，四五名，一直增加到近来每年维持在15至20名左右。从中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正在往深层次、年轻化的方向推进（同理，美国近年来已经从高中开始就向中国派送留学生，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名叫“海外学年”的美中合办的专设项目）。我在前面的文字里一再提及，就历史渊源而言，耶鲁校园内的“中国符号”本来就特别多，在近年的“中国热”和“中文热”中，这种“中国话题”几乎无处不在的氛围，更是小s来到耶鲁后就立刻感受到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中国话题”众多，反而成为小S远离中国土地之后最大的心理障碍了。
和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一样，耶鲁在大学本科的低年级阶段，实行的是不分专业的“通才教学”，学生选课的自由度极高。不管是出于一种乡思乡恋，还是为着学业考虑找一道便利的入门台阶，小S在大一开学后，一口气选修了两三门跟中国有关的课程（一般本科生修课，一个学期不超过五门），从历史学、社会学一直到国际政治。小S没有想到的是，几乎在每一门课程里读到的“中国”，大都迥异于他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中所学到的——在许多方面，要么是学校里不教的那些他闻所未问的故事，要么是他觉得被严重歪曲、受到诋毁的人物和史实（恕我不便在此一一列举）。
出于他从小养成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他决定：要为中华民族争气，坚强地站起来．抗争到底。本来．在此间大学校园内，左、中、右各种观点对历史不同的解读，是课程的常态。一般任课教授，也都喜欢用争议、辩难的方式引导学生讨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越新奇越极端的见解，反而往往越受到重视，耶鲁尤其如此。但小s的情况略微不同：因为有这种代表一个民族的尊严发言的自我期许，他在每一次讨论的发言里，都是相当义正词严和慷慨激昂的。不独如此，课后，他会找每一位跟他意见不同的同学认真讨沦，以求更加详尽地发表他在课堂上不能有充足时间表达的意见。
写到这里，我其实完全不敢用调侃、戏谑的文字语气。因为据这些学生说：小s人非常好，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开始他们都很客气、很有耐心地听他讲述自己的不同看法，除了他说活的声调有点“Weird”（怪异），说的也都是他们早就熟悉的“报纸上的说法”之外，他们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自从上学期末，他在一门课中交出了一篇围绕一个当代著名历史事件的读书报告，用非常激烈的浯气反驳、批判课程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TA（助教）找他谈话，询问他的真实意图。因为任课教授以为他是故意用“后现代”式的“戏仿”——开玩笑的反讽方式来完成这篇报告的，“因为，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性(commonscnse)的话题啊！”为此，小S被彻底激怒了。他几乎逢人就要提出这一个话题来争辩，从宿舍到餐厅，从课上到课外，从教授、TA、室友到路遇的同学甲、同学乙，逮着一个说话的，就滔滔说个没完。后来大家开始害怕了，惹不起还要躲得起，见了他就绕路走，或者他刚一开口，就想法子转移话题。越是这样，他反而就越是变得情绪激动。很快，他发现自己变得孤立无援，失去了任何对话伙伴，为此百思莫解，郁闷烦躁；渐渐，便茶饭不思，沉默自闭，夜夜失眠；以至，竟然难以维持正常的学业了。学监带他去看了几回心理医生也收效不彰，医生诊断他得了“新生忧郁症”——那是大一学生适应不良的常见心理疾病，于是，批准他“leaveabsent”——休学一年。
“我的天，”这位美国学生感慨道，“这个学期，学舍里少了他的声音，确实清静了许多；只是，我也少了很多练习说中文的机会了。他的中文说得标准极啦，就像CCTV里听到的一样。”
“好学生”？
世事的凑巧，有时候会巧得让你觉得是造物主的一种捉弄。
这以后的某一年秋季开学，在我任教的“中国现代小说选读”课上，在例行的选课学生自我介绍中，我突然听到了一个“中文标准得就像CCTV一样”的声音。他的自报家门让我暗暗吃了一惊：他名字里很特别的这个S发音，让我一下子想到前面听到的那个传闻中很“Weird”（怪异）的中国学生的名字。但我很是纳闷，便说：按你的说法，你已经在中国接受完了全部中学教育，是完全没有必要来修读我这门中文课的——这门课虽然用的是文学材料，但只是一门针对美国学生的高级语言课程。他端坐着，有点着急，却仍然字正腔圆地跟我解释：“是这样的，苏老师，因为我去年得了病，休学了一年，我刚从中国回来，学监建议：为了让我重新适应学校生活，允许我修读一门容易进入的课程。我经过反复认真的考虑，就选了您的课。学监说：需要的话，他会给您写一封信作说明。”
我仔细端量他一眼：显然，他就是那位——小S。（随后接到的学监的电子邮件，更加确认了这一点）。与其说他“怪”(Weird)，不如说他“乖”——实在是太乖了。这是一位长相朴实、坐相端重、性格安静的“邻家少年”。他说话一而贯之用的全是“您”的尊称，而且吐字清晰，发音抑扬顿挫，果真是像“CCTV”一样标准的腔调。在我这个经常要闹“问一问你”和“吻一吻你”笑话，“我要请你吃水饺”和“我要请你去睡觉”搅扰不清的洋课堂上，他的标准播音体的普通话，不但显得有点过于鹤立鸡群，简直，要把口音虽然标准、但毕竟带点“老广”南方腔的“苏老师”，比下去啦！
不过，他在课堂上倒是从来不抢风头，决不会让我这个任课教师为难。这门课所教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与巴金、老舍、曹禺），再加上我补充进去的“沈张萧”（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也是他相对熟悉却依旧有新鲜感的，并且也不牵涉太多争议性的话题，所以，我注意到他学得很高兴，也很用功。每一课的作业和作文，都写得端端整整、无可挑剔的按时交来；内容或许对于他显得实在太轻浅了一些，却让我感到一丝隐隐的安慰——他告诉过我，虽然一直吃着药，但为了怕他再犯病，这一回是他妈妈亲自陪他从中国过来，就在耶鲁附近租了房子“陪读”。看儿子在课上学得愉快而顺畅，做母亲的还直说要邀“苏老师”到家里去包饺子，以表谢意哩——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只是，渐渐地，那个“Weird”（怪异），在课堂上浮现出来了。不但因为，尽管我向学生们做了详尽解释而获得谅解，他的完美的中文程度在洋同学中还是时时显出一种“混课”似的尴尬；尤其是，他在班上永远是那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样子，对谁都是“您”、“您”、“您”地说话，一到讨论发言，总是那么一副字正腔圆的“CCTV朗诵体”腔调，便总跟活泼的课堂气氛有点格格不入。但这些美国孩子们（包括亚裔学生）一般都很有涵养，每次他声调铿锵、抑扬顿挫地发完言，围满一个长圆桌的同学中间只是一片沉默，顶多互相递个眼色，绝对不会有任何唐突、冒犯的表示。课程也就一直这样略带沉闷、但相安无事地进行下去。
略略引起我震动的，是这样两件事情：
首先，是中文作文。我在从前写的校园随笔中曾表述过：我教过的耶鲁学生，每每会在中文作文中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善于从一个切身具体的话题切入，写来或许会有文法瑕疵，却往往生动有趣、令人动容。改小s的作文却让我很伤脑筋：它毫无文法、句型的问题，从语言教师的角度应该是一篇得“A”的作文；可是，却通篇充满了各种空洞的大话、套话，类似“祖国大地鲜花盛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从大兴安岭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喜马拉雅山……”，或者“继承……，发扬……”，“走……道路，奔向……目标”之类的熟语套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