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衣买书
朱自清虽然以散文闻名于世，但他后来长时间在大学任教，讲授“诗选”（以《古诗源》为教本）、“歌谣”、“陶渊明诗”、“新文学研究”等课程；出版有《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等文艺批评。其学术研究著作，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这种厚实的为文积淀，似乎是那一代学人所共有。这种积淀的得来，自然与他们读书、爱书有很大关联。
朱自清在上中学时就极喜欢读书。当时家里每月给他一元零花钱，他大部分都交给家乡一家广益书局了，而且还常常欠账。引发他对哲学兴趣的一部《佛学易解》，就是从这家书局得到的。
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专业就是哲学，朱自清就更喜欢佛学书了。当时佛经一类书多在西城卧佛寺（鹫峰寺）一带，他曾到寺里面买《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书。当时是一个阴沉的秋天的下午，街上就朱自清一人，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时还说：“这股傻劲回味起来颇有意思。”
1920年，是朱自清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一次，他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在华洋书庄见到一部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要14元。这钱对这部大书说来虽不算太贵，可对一个念书的学生却实在不是个小数目。自己手头没这么多钱，可书又实在舍不得，思来想去，就自己的一件皮大氅还值点钱了。这件大氅，是父亲在朱自清结婚时为他做的，水獭领，紫貂皮。大氅虽是布面，样式有点土气，领子还是用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可毕竟是皮衣，在制作的时候，父亲还很费了些心力。可当时实在舍不得那本“大字典”，又想到将来准能将大氅赎出，便在踌躇许久后，毅然将它拿到了当铺。当铺在学校后门，转身就到。朱自清并没有过多考虑。因为想到将来赎回，便以书价作当价：14块。大氅当然不止这个价，所以当铺柜上的人一点不为难，即刻付款。拿上钱，朱自清马上去把那本《韦伯斯特大字典》抱了回来。不过那件费了父亲许多心力的大氅，却终于没有赎回来。
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在江浙一带中学教书，后来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朱自清没有力量缝制棉袍，便到街上去买了一件马夫用的毡披风。这种披风有两种，一种式样较好且细毛柔软，但价贵，朱自清买不起，便买了一种粗糙但便宜点的。这件毡披风由于太过显眼，成了教授生活清贫的标志，以致后来多次出现在回忆朱自清的朋友的笔下。但它却为朱自清进城上课拦挡了风寒，晚间又铺下当褥子，虽然说起来颇叫人心酸。此时，再想想那件当出而不能赎回的皮大氅，叫人更感到读书人痴迷于书的程度。
朱自清的读书方法和关于读书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颇丰。他不仅重视读书的数量和质量，更注重读书方法，在读书方法上极力主张通读的方法，强调“读”的功夫。在《论朗读》一文中，他推崇清人姚鼐“放声疾读，久之自悟”和曾国藩“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的观点。读古文如此，读白话文也是。他认为，读书当然是为了理解，“读”字本作“抽出”意义解，“包含着了解的程度及欣赏的程度”。因此，必须注重读，“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他指出：“熟读的工夫是不可少的。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必经的步骤。吟诵时对于写在纸上的语言可以从声音里得其意味，变成活的语气。”
朱自清把诵读作为理解与欣赏原著的重要方法，主张不仅阅读诗词等文学作品需要吟诵，而且对经典著作也需要反复熟读。他在《论百读不厌》一文中指出：“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吴晗等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吴晗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当时，他的胃病已经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丝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在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妆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他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了。
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他的朋友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在当时，编印《闻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闻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闻一多遇难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
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
朱自清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一个朋友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了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这个朋友家里去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朋友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朱自清的朋友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朱自清的朋友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那朋友和朱自清谈起，那时朱自清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就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朋友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朋友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朱自清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中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朱自清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尤为称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陵园中，有一座墓地，青石的墓表，绿色水刷石的墓碑，显得十分简朴。这就是著名作家朱自清的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