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同部有个叫张兑的人为父报仇而杀了人，乔智明见他母亲年老，且有妻而尚未有子，于是怜悯他，只是收他下狱而不作判刑。一年多后，乔智明更让其妻入狱，偷偷容许二人在狱中生活。乔智明的行为亦感动了张兑，有人劝张兑越狱逃跑，张兑不忍连累乔智明，宁愿继续在狱中生活。张兑夫妇更在狱中生了一个男婴。后来，朝廷大赦，张兑亦得以出狱。
这次故事很有趣，值得我们深入谈一谈。乔志明的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以儒干（干扰）法”。以儒干法经常出现在两汉时期，在西晋其实很少出现，因为西晋的法律简约而明确更适合贵族。汉法复杂，条文多出西晋十倍。
汉朝时期，有一个儒法合一，以荀子的“法后王”为基础，法家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所以有的学者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看清儒和法的关系。
有人会对笔者大谈道德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法制’便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笔者不否认法制极端重要。可是法治条文的依据却是适合社会的道德。
比如有一个以前出现过得真是“故事”，一个人去市场上卖鸡蛋，有一群人认为张三偷偷到市场上去卖一篮子鸡蛋是应该被允许的，而另一群人认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这样，不管是规定处罚张三，还是不处罚张三，都会有一般的人认为这是不法制的。
纳粹党规定：骂一句希特勒坏话的人，就要被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制’对吗。
法制必须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没有道德约束的法制是****恐吓。
所以，没有较明确的道德，就没有较完善的法制。今天社会的最大问题不是不法制，而是没有建立明确的较适合这个社会的道德，社会处于改型、发展时期，社会的道德认识一直处于改变之中，较完善的法制不好建立。
汉朝时期，有一个儒法合一，以荀子的“法后王”为基础，法家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所以有的学者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这个说法本身就没有看清儒和法的关系。
从汉朝起，法是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荀子的“法后王”。
《颜氏家训》的主张就是“学贵能行”
其对法在教学中的作用之重视令人震惊，“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美国联邦大法院门楣上的浮雕上竟然有孔子，排在第二位。第一位也是代表西方的是摩西，美国官方解释---世界最伟大的‘立法者’！
这就说明，在中国古代法是儒的一部分，法律的基石是社会道德。在酒桌上有人说他最崇拜法家，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这个人不懂法。
孔子被当作东方法律的先知，作为一个儒学崇拜者，我认为是对孔子的侮辱。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任何先知都不敢说出口的话。孔子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说成先知，孔子不是先知，是圣人，最终还是人。
中华道德中没有先知。任何的先知都是江湖骗子。公元1600年以前，孔子的书被官方要求翻译出版。伏尔泰在“论中国”的辞条中述及孔子思想时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参见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
令我热泪盈眶。
律法维护社会道德，但是法律条文树立起来后，则不能被干扰！以儒干法不对。
远在晋阳的刘琨听闻关中大捷，欣喜异常，上表称贺。并表达了自己为国尽忠，有死无生的决心。
并州胡族强劲，晋人稀少，不到四十万人，还分在五个郡中，刘琨自强无望。而据《汉赵国史》（2006年），前汉虽只有平阳、河东二郡，两个地级市那么大，到314年有人口三百万以上。
匈奴汉不仅完全继承了西晋的胡汉分治。又开创了以汉人农耕，胡人作战的模式。匈奴汉在公元308年出并州时，人口有三十五万。其抢人来耕种，使国力迅速强大。后来一直被北朝君主效仿。
本轮五胡乱华不等同于后来的金朝和元朝。匈奴、羌氐、羯都是长期，甚至几代归附中原民族，与汉人杂居。其对中原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能够看清农耕是中原民族力量的源泉。所以这一时期从刘渊创建的胡人当兵，汉人耕种这种模式一直被延续下来。后来，北魏的统治者鲜卑拓跋部也是长期和中原民族打交道。
而金、元则不同，金朝崛起时和中原民族隔着辽国，文化不通，其战败辽国后，消化了三年就开始攻打北宋，而元朝和金朝差不多，在他们眼里最少没有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在一开始时带来了更多草原民族的气息，金朝和元朝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在五胡乱华时期是很少见的。
有人说，五胡乱华游牧民族第一次战败中原民族，是因为“马镫”的出现造成的。史料考察，到了西晋以后，金属马镫才出现，骑兵的战斗力产生质的飞跃。在此之前，比如战国和西汉时期，草原骑兵骑着马来，但是作战时要下马作战，这样战斗力大大减小。可笔者认为，当西晋金属马镫出现以前，或许有木质的，或者是绳质的马镫，这种马镫在考古中是不会被发现的。西晋出现金属马镫只能说明是炼铁业水平的提高，以前的块炼铁根本做不成马镫。
而辽、金、元第二次游牧民族力量大爆发，是由于草原养马技术的升华。在此之前，草原民族并非人手一马，他们的主要食物是牛羊，私马虽然远远超过中原民族，但不会成群的养马。因为养马比技术牛羊畜牧技术难得多。在金元时出现很多以养马为主的部落。像一万元朝士兵攻到欧洲去，带上数万匹马，他们哪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去游牧放马。
中原地区还是有一定人数的，可是大士族的隐藏策略，使有心为国的豪强武装失去根据地，没法发展壮大。
中原以刘演、李矩、郭默、魏浚为豪族中的主战派。但是，他们基本以私人部曲和一些流民为主。中原个个空城，豪族武装边耕边战，军士不过几千人。
兖州还有三股小势力，最北的刘演，稍中的李述和最南的郗鉴，他们的人数就更少。而且刘演听命于刘琨，李述听命于荀藩，郗鉴听命于司马睿，没拧到一块。
但中原豪士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个个大英雄，比南迁或隐藏的士族要有血性。西晋看着是那么另类，其实它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另类的时代。
上海课文《一曲胡笳救孤城》第一句话就错了：“西晋末年，北方匈奴骑兵经常南下骚扰”
南下吗？人家的老巢可在太原南面。连教科书都出这么大的错，怎能不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