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明元年八月，高祖在永守寺设大法会供奉，剃度良家男女僧尼一百多人，皇帝为他们剃发，施赏他们和尚衣服，让他们修道守戒，为显祖求福。这个月，又下诏建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到永宁寺设斋，大赦死犯的罪。三月，又到永宁寺设法会，布道听讲，命令中、秘二省和僧徒一起讨论佛义，施给僧衣服、宝器。又在方山太祖建坟的地方，建造思远寺，从兴光到这所佛寺，京城内佛寺新旧有将近一百所，僧及比丘尼二千多人。全国寺庙共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及比丘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下诏在鹰师故里建立报德寺。九年秋，执事上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死去，尸体不坏，已经三年，士女观看者成千上百。当时的人都惊叹奇异这件事。十年冬天，执事者又向上报告：“从前接受皇帝敕封强迫人籍的愚民开始怀着侥幸，假借号称人道，用来躲避输役征课，那些没有凭藉的僧徒比丘尼都让他们还俗，重新授受皇帝的诏令，所检核的僧徒、比丘尼、寺主、维那等应当在寺中暗暗审核，其中修道品行精严勤奋的，听从他在佛道中；行为粗鄙庸俗的，无伦有凭籍无凭籍，都罢免为民。现在按照圣旨选择送遣，各个州中那些还俗的，僧徒比丘尼共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书被批准。十六年下诏书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从大的州剃度一百人为僧尼，中等州郡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作为正常的准则。颁布在市中。”十七年，下诏确立《僧制》四十七条，十九年四月，皇帝到徐州白塔寺，对众王及侍从官说：“这座佛寺最近有位名僧嵩法师，从鸠摩罗什处接受《成实论》，在这里流通。后传授渊法师，渊法师传授登、纪二法师。我每次玩味《成实论》，可以去掉人心上的俗情，所以来到这座寺中。”当时沙门道登，很有学问法术，为高祖所赏识，经常带在一起讲说讨论。曾经在宫中和皇帝晚上谈话。一块看见一鬼。二十多岁死的，高祖十分哀痛婉惜他，下诏施给丝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且命令京城七天行道。又下诏说：“我的老师登法师突然逝世，痛苦伤心，不能停止，近来吃药治疗，要注意丧事，不能够赴丧，只好准备老师之义，在门外兴吊。”僧徒及百姓均感到很荣幸，又有西方的沙门叫跋跎，有道业，很为高祖所敬仰信赖，下诏在少室山的南面，建少林寺住下来，公家供给衣食。二十一年五月，下诏说：“鸠摩罗什法师可以称得上神化超出智、勇、仁、信、忠五才，志节进入仁、义、礼、智四行的人，现在经常住在寺中，仍然还有空余之地。敬顺地修道、志向情感很深很远，可以在旧的堂所，为他建造三级浮图。又被昏虐所逼，为佛道而亡身，既然暂时和俗体相同，应该有子孙后代，可以推求访问报告上来，可以加以接续。”
以前，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配有官职，用来处理佛僧的事情，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都因为德义道行而被推重。
世祖即位，永平元年秋天，下诏说：“佛徒与百姓虽然不同，法律也应该相异，所道德与教义在互相显明中更为明白，禁令与劝助各有各的适宜。从今以后，僧人犯了杀人以上的罪，仍然按照普通的断法，其余的犯罪都交给昭玄，按内部法律制断治理他们。二年冬天，沙门统惠深上奏说：“僧徒以丘尼众多、清浊混杂，有的不遵守禁律典则，好的和坏的没法分辨，于是和经律法师一起商议建立制度：每个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都让他们自己修持戒律，都要按照内部禁令，假若有不懂律条的，退至本次。又说：出家的人，不应该犯法，积累八种不净物。但是经律所规定的，通达与否各有差别。按律条：车牛及寺院仆役，是不净的东西，不应该为自己所私养，只有年老多病满六十岁以上的人，限制乘坐一辆。又：近来僧尼，有的因为佛、法、僧三宝，出借财产，化缘州外，又：出家人舍开家庭，本来没有凶仪之事，不应该废弃佛道而随从习俗。父母或三师之丧，远远听说凶讯，任他哭三天，假若在眼前看到见到，限定在七日。有的不安于在寺舍中，游在民众中，违乱佛道制造过失，都是因为这些事情。假若有犯的，脱掉僧服还民。那些建造佛寺的限制收僧五十人以上，报告诉听他们建造。假若有随便建造营制的，按违犯敕制之罪论处，该寺中的僧徒都被赶出外州，僧尼的法规，不应该为普通人所使用。假若有违犯法规的，返还原籍。那些外国僧尼来归化的，寻求那些有高德的高僧符合三藏的昕他居住，假若没什么德行，遣送回本国，假若他不离去，按这种僧律治罪。”下诏听从。
从前，在恒农荆山制造珉玉一丈六的塑象一个，三年冬天，迎送放置在洛水河边的报德寺，世宗亲自向它致敬。
四年夏天，下诏说：“僧祗的粮食，本来是期待救济布施，欠收之年出借，丰收之年则收藏。山林僧尼，随时用来补给布施；人民有困难或弊病，也给予救济。但主持事情的官吏贪图利益，从中求得赢利，等到征用不计较水灾旱情，有的偿还的利息超过本金，有的改动券契，侵害贫困的民众，没有谁知道记录他们的极责。普通民众受苦受难，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这并不是因此可怜他们的贫困与穷苦，宗法追求慈善拯灾的本来意思，从今以后，不应该专门交给维那、都尉，可以让刺史一起加以监督检束。尚书检核那些有僧祗的地方，州别外列出它们的基数，收进与放出的收入利息，救济的多少以及借货放债的年岁月份，现存的以及没有收购的，都存簿记录。假若收到的利息超过本粮，以及翻改帐本契券，根据法律免去罪过，不复再加罚罪。有的有私人债务，反过来施舍赏给僧人，便用此来救济民众，不听收检，后来有出借放贷，首先尽量救济贫困穷苦，征粮还债的科条，一律按照旧的规定，富裕的家庭，不能任其放债，假若泛滥冒犯，按法律加以治罪。
又尚书令高肇上奏说：“小心地说：亡故的沙门统昙曜，以前在承明元年，上凉家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祗户，建立课税积累粮食，拟定救济饥民，不限制道徒或俗民，都用来拯救布施，又按内律，僧祇户不得另外属于一寺，但请求强谓诏令，致使叹息的怨恨满路都是，抛弃儿子伤害生灵，跳河自杀的，达五十多人。难道是敬仰赞叹圣明慈育的心意，严重地丧失了皇帝陛下归依民众的心里。因此让这些人，在路上巷中高喊叫唤，没有地方可以安顿，以致于白羽贯过耳朵，在宫廷官府中打官司。普通的人，尚且感到哀叹痛惜，更何况慈祥悲悯的人，怎么可以安心、请听从苟子等回家征役借役，歉收之年，借给贫困的人。假若有意料之外的事情，用来巩固捍卫边疆。象僧暹一样的建反旨意背叛法律，荒谬上奏的罪过，请交给昭玄，按照僧律处罚。”下诏说：“僧暹等人特别可原谅，其他按奏折办。”
世宗特别喜欢佛理，每年经常在禁城中亲自讲解经论，广集名僧，称明义旨，沙门担任记录，编成《内起居》一书的。皇上既然尊崇，民间更加追尚。到延昌年中，天下州郡僧尼寺，一共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更加众多。
熙平元年，下诏派沙门惠生出使西域，采访经书律论，正光二年冬，回到京师，所得经书律令一百七十部，流传于世。
二年春，灵太后下令说：“往常剃度僧人，根据限制大州应该一百人，州郡在前十天里送了三百人，其中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和官吏应精择严选以充数。假若没有精洁之人，不应该胡乱保送选取。假若取择不得其人，刺史作为负责者，按违犯旨意论处，太守、县令、纲僚都按级相连论罪，沙门统和维那送到五百里以外的其他州做和尚。从今以后奴婢都不让出家为僧，诸王族以及亲友贵族，也不能随便请求，有违犯的，按违犯圣旨论罪。那些僧徒比丘尼随便剃度他人奴婢的，也移到五百里以外的地方做僧徒，僧民养很多亲朋以及其他人奴婢的孩子，年纪大并私自剃度为弟子的，从今以后取消。有违犯的还俗，被供奉的回到原来的地方，从今有一个人私自剃度，都按违反圣旨论罪。邻长为首，里、党各自都降一级、县里超过五十人、郡里超过三十人，州镇超过三十人，免除官职，慕僚及从吏按级论罪。私自剃度的人，配发所在州充役。”当时法律禁令宽松，不能改变归化。
景明初，世宗下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在洛南伊阚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建造石窟三座。刚建的时侯，石窟的顶离地三百一十尺。到正始二年中，开始出高山二十三丈，到大长秋卿王质，说开山大高，费力难以成功，上奏请求往下移动接近平地，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上奏为世宗再造一石窟，一共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日以前，花了八十万二于三百六十六个工。肃宗熙平中，在城内太社西边，建造永宁寺，灵大后亲自率领百官群臣，奠基建刹，佛图共九层，高四十余丈，它所花费的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仅是居第二、至于官方私人的佛寺佛塔，数目很多。
神龟元年冬天，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说：
尊敬的高祖皇帝，建立基业在嵩瀍之间，占卜世事悠远，考虑计划从头到尾，创造符合天人，造物开符，垂流万世，故都的都城规定说，城内只建一座永宁寺的地方，城郭内只设尼寺一所，其他都在城郭之外。想让永远遵照这一规定，不敢超过这个规矩。到景明初年，稍有违犯禁令。所以世宗尊从修持先代之志，于是发布圣明之旨，城内不建立设造浮图，僧尼等寺，也是想断绝他们觊觑。文武二帝，难道不喜欢追尚佛法，大概因为佛道与习俗道路不同，按理应该不相违乱的缘故。但是世俗眩惑佛教的声势，僧徒贪恋丰厚的利润，虽然有明显的禁令，仍然私自建造。至正始三年，沙门总管惠深违犯景明的禁令，于是说：“营建的佛寺，不忍心搬动毁掉，求得从令以后，不再随便建造。”先帝心中宽厚，把典制放宽听从其请。前代颁行的诏令，仍然不能得以尊守，后来私下请求的，更加追求竞争。永平二年，惠深等人再立条例，向皇上报告说：“从今以后，想建造佛寺的，限制在僧尼五十岁以上的人，听他们随意建造；假如有随意建造的，按照普通违犯赦令的罪过处罚，寺中的僧人，赶出外州。”近来十多年，私人建造佛寺越来越兴盛，论罪赶去外州的事情，一点也没听说过。难道不是朝廷规定虽然严明，依靠福降一起毁弃制度。僧制白白地建立，因为考虑到利益而不尊从？既非俗人又不是道人一定有损于法制，作为一个人而没有什么满足，这还有止境吗？
学问很深很远，不是一般浮识之士所能分清；佛门广阔安静，难道是简短的言辞所能说明的。但是安静地生活在红尘之外，这在道家已开先例，功业因缘既冥且深，并非追求奢华或隐遁。假若能真正诚信，童子堆沙，可以超过设道场，纯粹节俭的设置，足可推荐给双树。哪里用得着去放纵盗窃，资助建造佛寺观宇？这实是民众之幸，而不是国家之福，但是近日私人建造，动不动就满百，有的趋机请求公家地址，于是为自己谋福；有的报告造寺，在规定的范围外扩大规模，如此这样欺骗不可以一点点计较。臣子因为才华鄙劣，诚恳地担任工务，奉命尊守成规，总体起来裁定规量。因此所以翻看旧有的旨意，研究图格，于是派府司马陆昶、缘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城郭郡邑之内调查寺庙，总数超过五百，平空起刹，没有建立塔寺，不在这个数之中。民众不害怕法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自从迁都以来，时代超过了二十四年，佛寺夺去了民间的居地，三分占了一分，高祖建立制度，并不是白白地想让僧徒与民众这样大的分别，也是考虑很深，防止很远。世宗祖述，也不禁锢造营福业，应当在没有萌芽之时便防止了。现在的僧寺没有一处地方没有，有的连接着满城都是，有的接连着占满了屠场，卖酒的市场，有的三五个小和尚，共同主持着一个佛寺。诵佛的梵语和卖肉的声间，交错在同一檐下，佛塔被腥臊味所缠绕，嗜欲把性灵冲没了。真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来来往往很杂乱。下面的官吏因习以为常而没有责难，僧徒互相不问。这对于污染真性，弄脏真正的僧徒，香草与杂草同在一个器皿中，不是更加过份吗？从前在北方代国，有法秀谋乱；近日在冀州，碰到大乘的变化，开始都借助于神教，用来蛊惑民心，终于设立奸诳，用来逞纵自己的欲。大和的制度，因为法秀的事情而杜绝干净；景明的设禁，考虑到大乘即将发生变乱。才开始知道祖宗睿智圣明，防止制断考虑很深，走在带霜的坚冰之上，不可以不慎重。
从前如来阐扬教义，大多靠在山林，现在的僧徒，眷依着大城都邑。难道污水涨满是讲经所适宜，杂乱浮喧是栖息讲禅的地方，大概是由于利益吸引着他们的心，不能够自己控制。居住者既然失去他们真正的一面，建造的人也就有可能有损福业。这是释氏的糟糠，法中的社鼠，法内之戒所不能容忍，王法国典所应抛弃的。不仅京城之中这样，天下州、镇僧寺都是这样。
侵害剥夺普通民众，广泛占有田土住宅，伤害慈祥老弱，值得长嗟苦叹。况且人的想法不同，善恶也不一样，有的栖心在真趣之中，道业清远，有的则外在假借法服，心中怀着歹心。
象这样的人，应该分清泾渭。假若都看成一样，怎样才能劝民为善？然而看到佛法表彰善行，这是普通人所知道的；矫正习俗回避嫌疑，人的情趣相同。下臣独独想干什么？一个人的议论私下发表。确实因为国家之典一旦废弃，正本清源特别艰难；法网一旦失去，条纲就会混乱，因此所以冒昧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希望僧俗均得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