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种族的区别。种族是生物学、人种学的概念，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则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种族是以肤色、面容、体型、头发等外部生理形态的特征为区分标准的，民族则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为区分标准。人们在生理上的某些特征，不是区分民族的依据，而种族特征的存在，比民族特征的存在要长久得多。两者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由于这二者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限制，至今尚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是由不同种族的人们所组成的。现实中同一民族的人往往是同一种族，因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就往往与种族压迫、种族歧视交织在一起。
民族与氏族、部落的区别。民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人们共同体，而氏族和部落则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氏族和部落是民族的前身，民族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外，最明显的就是氏族与部落不仅是人们的共同体形式，并且还是一种具有社会职能的制度，而民族则不具备这一特性。把民族和氏族部落混同起来，就是企图给民族强加上血缘关系，从而为区分民族的优劣制造“理论”根据。
民族与国家的区别。民族与国家同属于历史范畴并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产生往往相互作用，但二者之间也同样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以政治方面的原因为主要力量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民族则是以经济、文化、语言、地域等因素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民族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分属于几个国家，许多民族也可以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把民族和国家混同起来，是，常有害的，它可以为剥削阶级的侵略、分裂活动提供“理论”上的借1口或依据。
民族和阶级的区别。阶级是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人们集团。人类社会阶级的分化和民族形成是紧密相关的，民族内部也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但阶级和民族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宗教的含义及作用
1.宗教及宗教产生的原因
中华正史典籍中宗教”一词最早见于《宋史·儒林传》之《吕祖谦传》，其中有“（祖谦）荫补人官，后举进士。复中博学宏词科，调南外宗教”之语。一览便知，此处“宗教”乃官名。“宗”、“教”分别作为一词，在汉语中皆出现甚久，应用广泛，尤多见于佛门。特别是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佛教天台宗、华严宗之学者在注解经典时，多从名、体、宗、用、教等五个方面予以阐释说明，后“宗”与“教”逐渐被连缀成“宗教”一词而用，乃指佛教之教理。《景德传灯录·圭峰密宗禅师答史山人十问》之九有云佛灭度后，委付迦叶，辗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如土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数也。”《续传灯录》卷七《黄龙慧南禅师》云老宿号神立者，察公倦神没，谓曰：‘吾位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君。’”不难看出，所谓“宗教”者，即为诠表佛教的特殊要义而使用的各种语言文字。另外，在汉传佛教中，称由佛门弟子所创立且拥有信众之佛教支派为“宗”，而以佛祖释迦牟尼之学说为“教”，合称“宗教”，并有“自证为宗、化他名教”之说。由此看来，汉语中“宗教”一词源于佛教，亦是专指佛教。
时至近代，学界在翻译外来文献时，将英文religion译为“宗教”，但在汉语中，“宗教”一词之内含、外延与英文之religion原本并不对等。再后来，“宗教”一词又被扩展为所有宗教信仰（religiousbelieves)之泛指，词义在不断变化、延伸。当今时代，宗教可简称为“教”，而当时“教”与“宗教”绝难混为一谈。如中国古代虽早有“三教(儒释道)”之目，但道教信众却从不用“宗教”一词称呼自己的信仰；儒教之“教”乃教化之“教”（education)，与佛教之“教”亦大相径庭。英文中“宗教”对应之词religion系由拉丁词“re”和“legere”演变来的，为“再次”与“聚集”之结合，意即“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聚集在一起”，引申为“有同一信仰、同一信念并为信仰而相聚并不畏生死”之群体。简而言之，宗教乃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之崇拜和文化风俗之教化。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宗教是一门争论颇多的学科，各个社会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学派、流派都对宗教下过五花八门的定义。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到将来很长时间内，宗教的定义问题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像宗教这样复杂的对象的确是难以下定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思想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一种歪曲和颠倒的反映；相信现实世界之外，还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种超自然力量可以主宰或影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不单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的观念、感情等等.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或实体，它包括教团组织、仪式、律令等等。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对于宗教的起源和形成，只能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方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的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初期，人类依靠植物果实之类生活，他们的头脑很简单，不能对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抽象的思维，因而还不可能产生宗教观念，也不可能有什么宗教信仰活动。
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根源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认识水平低下，反映了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由于认识水平的低下原始人对“梦”这种生理现象不能理解，就产生了灵魂观念，并认为灵魂不死。人死以后，灵魂就离开了人的肉体而变成鬼。鬼魂继续与活人保持一定的联系，在暗中帮助人或惩罚人。于是人们就对鬼魂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开始了对鬼魂的崇拜。后来，又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不同地位延伸到鬼魂中，认为一般人死了变成鬼，而“大人物”死了就变成神。这样，就在鬼魂崇拜的基础上发展为对神的崇拜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还对周围世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如对日月星辰的运转、风雨雷电的来源、春夏秋冬的更换和生老病死的起因等不可思议，对自然灾害无法抵御，也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恐惧感和神秘感，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灵魂的，于是“自然神”的观念产生了。随着“自然神”观念的产生，就出现了自然崇拜。人们为了求得保护，就用语言、唱歌、跳舞等形式去祈求。以后又用食物、宰牲口、甚至杀人作祭品去祭祀。这种自然崇拜就是原始宗教。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受这种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支配而无法摆脱，在于劳动者对剥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随着阶级的形成、国家和王权的产生，宗教也不断发生演变。从原始的多神教演变为一神教；从“自发宗教”发展为“人为宗教”；从部落宗教发展为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由于阶级的出现，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宗教也被赋予了阶级的内容，自然宗教也逐渐演变成为奴隶主阶级利益服务的宗教，它神化王权和剥削制度，成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和剩余产品也随之日益增多，社会上开始有了私有财产，富有的人家开始蓄养奴隶，剥削奴隶的劳动，使奴隶为他们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这就开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奴隶主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镇压奴隶的反抗。在奴隶制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除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又增加了社会力量的压迫。奴隶们为了摆脱这种阶级压迫，在历史上曾不断出现奴隶暴动。这种奴隶暴动的结果，最多也只是摆脱旧的枷锁而又带上新的枷锁。因此，人们对社会力量的压迫同对自然力量的压迫一样，感到难以理解和捉摸，就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祈求“来世”的幸福，祈求死后灵魂升入“天国”或“极乐世界”。随着奴隶制社会的演变，许多弱小的古老民族被征服或同化，走向灭亡而不复存在。一些民族宗教吸收其他宗教的某些教义，从而发展成一种新的宗教。有些宗教则随着世界性帝国的建立及其对外扩张而发展成世界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人类历史出现帝国后宗教发展到最完备的形态，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所信奉的神不再是某一民族特有的保护神，而被认为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它的信仰者不只限于某一民族的人，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可以信奉同一宗教；它具有系统而完整的教义，有较严密的教会组织和受过系统神学教育的教职人员。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扶植，世界宗教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某些国家的国教，至今极大地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宗教是在人类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能力逐步提高而产生的。宗教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人类从最初不能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发展到能够抽象地思考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标志着人类的思维能力提高到了一定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否具备宗教观念，几乎是非人与现代意义上的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之间的一种界线。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了天体构造和运动的规律、地球起源和形成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这就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宗教的消亡要晚于阶级消灭和民族融合，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必然性、现实性和长期性，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的立场和观点。
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有其现实根源和理由，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基于这一现实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①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剥削，但是，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较之旧中国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其他原因，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我国社会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将作为一部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长期存在。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在“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②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对待宗教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奋斗。
2.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邪教(cialt)，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之一，古今中外，都可看见它们的身影，听见它们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宗教热的出现，邪教再度趋于活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美国的大卫教（BranchDavidian，创立于1983年）和人民圣殿教（ThePeople，sTemple，创立于1955年），流窜在美国和世界不少地方的摧残青少年的“上帝之子”（ChildrenofGod)，美国的“天堂之门”（又称“天门教”，Heaven，sGate)，瑞士、加拿大、法国等国的太阳圣殿教（TheOrderoftheSolarTemple，创立于1984年），希腊、英国的黑魔教（创立时间不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大白兄弟会(创立于1990年），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创立于1985年），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中国的被立教（创立于1987年）和“法轮功”等等。大众媒体不断传来触目惊心的消息：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信徒在圭亚那丛林中有900余人集体服毒自杀；美国“大卫教”86名信徒葬身火海；“上帝之子”组织教唆信徒集体淫乱；“太阳圣殿教”信徒的集体死亡与焚尸；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杀害无辜；“天堂之门”信徒集体自杀以便“搭乘海尔——波普彗星”去另一个星球；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头目吸吮人血并杀害千名信徒；中国的“法轮功”组织的种种犯罪行为……这一系列邪教事件令世人无不感到震惊与愤慨。邪教的猖狂活动，不仅在宗教界引起混乱，而且酿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邪教问题，作为一个亟待治理的社会问题，摆在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面前。只有从理论上正确区分邪教与正统宗教，才能在实践中做到打击邪教，保护合法宗教，彻底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邪教”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内含可供人们把握，那就是：邪教是吸收正统宗教的某些成分所形成的、不服从正统宗教的、在正统宗教的神职系统之外运作的，思想上、行动上具有反正统、反社会倾向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3-方面，邪教由于或多或少吸收了一种或几种正统宗教的某些成分，所以在教义、仪式等方面与正统宗教有相似之处，常打着后者的旗号活动，有相当大的迷惑性；另一方面，由于邪教是正统宗教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所以，又与正统宗教以及一般的异端教派（比如“新兴宗教”等）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已超出了宗教领域内教派分歧的范围，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从把握这一本质区别入手，不难发现邪教有别于正统宗教的一些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