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出工是两个月亮一个太阳；她说男子汉不要哭，我说我饿；谁没握过锄头把子，谁没抡过坎土曼；上海鸭子呱呱叫，受欢迎得很。
在上海青年的记忆中，到团场以后最初的磨炼是刻骨铭心的。印象特别深的，好像都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清早的敲钟，比如原始的工具。当没有别的路可以逃避的时候，无论你是多么的脆弱，无论劳动强度和生活条件多么的难以承受，都必须和大家一起去面对。这是由上海学生转变到兵团农工，必须经历的过程。用那时候老职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任何人来到了这里，早晚都得过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
他们怪怪的，提着裤子走路
刚到团场不久的日子，王祖炯和伙伴们兴致都特别高，好奇心也特别强，几个年轻人说去场部逛逛，看看场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肯定比连队强多了，能有街道、商店之类的吧。
趁着星期天，太阳明晃晃的，几个人沿着土路走过去，走得头上都冒汗了。到那儿一看，这就是场部吗？只有些平顶土房子，土坯垒起来的，屋顶也是在树棍上压的泥巴。房子的正面有五角星的图案还有牌子，证明这里就是场部了。说起来也算是形成了一条很短的小“街道”，宽就是七八米，连上海的一条里弄都不如。
小街道一下子就走到了头，看看有商店、邮电所、小食堂。他们这么逛着，就有几个女的站在那儿喊：“欢迎欢迎！”那是场部唯一的小商店，牌子上写着叫供应社。王祖炯一脚踏进去，里头黑咕隆咚，因为就是一扇门的亮光照进去。眼睛适应一下，这才看清，摆了点商品，毛巾肥皂脸盆暖壶之类，蒙了一层土，当然在塔里木有些尘土是很正常的。
门口那几个女的眼光很好奇地打量这几个男生，因为之前就知道从大上海来人了，也夹道欢迎过他们。她们是这里的售货员，也是团场职工的家属，都二三十岁，平时大概很单调，难得见到外面来的生人。听说大街上来了上海的知识分子，所以就从店里出来，一看到以后就叫他们进来。
其中一个售货员比较大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打开的香烟，递给他们说：“抽一支，抽一支。”这是待客的表示。其实他们几个都不会抽烟，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就摇头说：“不会。”几个女的笑起来，旁边另一个女的又说：“抽一支吧，以后干活累了，都抽烟的，抽一支很解乏的。”
男生们不知接不接好，才上完初一的王祖炯带头伸手拿过一支，女售货员“啪”划着了火柴，他平生第一次抽烟，扬头刚要吐出个烟圈儿，马上呛得咳嗽。那烟自然不是什么好的，大概是“棉花”牌，一毛钱一包。那时候就连这样的香烟也是奢侈品，很多职工是不买香烟的，抽不起，都是自己卷烟叶。
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学生也在连队农场周围到处转，城里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更有甚者，抓住猪骑猪，抓住毛驴骑毛驴，连长程均友在后面就笑，又怕出事，追着喊：“猪不能骑！驴惹急了要踢人的！”
在农一师5团那边，安康他们同样是一安顿下来就到处跑。他们想看看老职工们住的是什么样子，老职工家的门一般都敞开着，看见他们探头探脑的就招呼他们进来。结果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有的屋里是炕，土做的炕；有的是把树桩打到地上，横上棍子，铺两块板，铺点草，这就是床。窗子没有玻璃，都是纸糊的。他们走家串户，没有看到一家有真正的床，没有一家有柜子或者有桌子。如果说所谓的桌子，那也是把树桩打到地上，棍子一横，上面架块木板。
与这些上海青年年龄相仿的老职工子弟，像何立云他们也都在注意着这些大城市来的男生女生。何立云有个发现，刚开始上海青年走路的样子都怪怪的，他再一仔细观察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担心弄脏了裤脚。因为塔里木是荒漠地带，脚踩下去就有很深的土，于是这些上海青年就提着裤子一步一步小心地走，就那么爱干净。
确实，上海青年刚开始到地里劳动的时候，中间休息，谁都不愿意坐在地上，宁愿就那么扶着锄把站着。老职工随处坐在田埂上、水渠上，让这些上海娃也坐下来歇歇，但是他们都摇头。有的女生倒是坐了，但要先掏出块手绢垫在下面。到后来干活太累了，就只能哪儿都坐了。往后的日子，才终于和老职工一样，什么都不在乎了。再过去很多年，他们自己就是地道的老职工了。
60年代，不少团场都是吃粗粮，吃高粱、玉米，没有白面，因为很多地方不适合种麦子，而即使种也产量很低。为了给刚到的上海青年创造一个安心的生活条件，有的师专门从个别种麦子的团场调来白面，做成白面馒头只给上海青年改善一下。农场老职工看到了，都禁不住瞪大了眼睛说：“这可是过年才吃的啊！”但上海青年往往并没意识到白面馒头的来之不易，吃不了的，就扔了。一时间，草丛里、房顶上，到处扔的都是。
在毛国胜的那个连，许多人吃剩下就往外面扔，连长捡了一背篓的干馒头。王祖炯也在自己的连队看到过相同的一幕，上海青年带着优越感，觉得人家捡回馒头那是捡垃圾的。自己认为上海是全国最好的地方，其实并不知道上海的粮食是别的地方支援的。有天晚上，吹哨全体集合。坐在油灯底下的一个人，是场长，也就是团长。王祖炯坐在下面看着场长，见他黑瘦的脸上满是痛心，至今记得他的一句话：“我是一场之主，我一天也只有三个包谷馍！”
一听说发枪，高兴得跳起来
在阿拉尔市，原农一师师部礼堂改成的纪念馆里，那些看上去很原始的农具已经成了摆在架子上的展品。馆长端起一个木柄的工具介绍说：“这个是坎土曼，在这里用了上千年。我们兵团人也曾经使用这个。人民劳动总结出来的这种坎土曼，确实比较适合这里的土质。”
位于巴音郭楞州和静县的21团的场部，有一排排的平房宿舍，昔日的上海女青年韩培芬和她的老伴北京支边青年白振杰，至今居住在这里。推开他们家的小木栅栏门，就看到葡萄架下笑着迎出来的韩培芬。在他们自家的小院里，夫妇俩展示了使用和保存几十年的坎土曼，很明显，这工具前面的铁铲头依然还是锃亮的，木柄也被握得十分光滑。
姜步宏记得刚进疆那年最激动的一天，分到下面的连队以后休整教育了一个星期，当年的7月30号，宣布举行发枪仪式。一听说要发枪，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就是说不单穿上军装，而且要拿到枪了！这回总该算是真正的解放军了吧。
他们迅速集合排好队，步伐比往常都整齐有力，个个昂首挺胸，高喊口号，男男女女的脸上放着红光。队伍走到发枪仪式的麦场上，大家一看，哪有枪啊？只有很多像锄头一样的东西摆在那里。后来知道那家伙叫“坎土曼”，就是它要成为人手一个、朝夕相处的伙伴。还摆着一些铁锹、独轮车、挑土筐子之类的。原来上面说的要发的“枪”，就是这土头土脑的坎土曼！
基层的干部们，比如像连长程均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对上海青年们说：“搞生产，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手里的生产工具，不就是我们完成任务的武器吗？！”在当时热映的纪录片《军垦战歌》里，也正是这样表达的：“拿住，年轻人，这是改造大自然的武器，当然也就是革命的武器。”
这些来自黄浦江畔的年轻人，从没见过那么广大的荒地和田野，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手握着坎土曼，眼前望不到头的土地实在让人发愁。毛国胜听到老职工告诉他：“现在咱们连队有五千亩地要耕种。”王祖炯他们被领到地里，眼前看到的是长方形条田，连长程均友自豪地介绍说：“这每一块地都有五百亩到七八百亩那么大。”
不过，程均友还是很能理解这些上海娃的。他对其他老职工说：“你想想，从学校放下笔杆子，到这儿发个坎土曼。这个转变，一般人不容易，不是劳动人民，一般确实不容易接受。”一开始带着上海青年干活，他尽量不叫他们累着，来的头一个月正是盛夏，除了安排出操，就是到凉快的时辰，叫他们去树林里捡柴火。有人问：“连长，总捡柴火做什么呢？”程均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到过年要搞篝火晚会吗？咱捡上一大堆柴火，到过年的时候，好好地点着。”结果，天天一人拿根绳子捆那么大一堆柴火背回来，就算完成任务。其实，这柴火到冬天取暖都要靠它了。
新疆和内地时差有两个来小时，夏天日照时间更长。都是天刚亮，听钟声，一打钟就起床，洗把脸，干活去了。
他们在塔里木的生活有个形象的说法：“早穿皮袄午披纱，守着火炉吃西瓜。”以王祖炯所在的34团连队为例，早晨天不亮吹哨子，或是敲钟。所谓钟可能是个废弃的拖拉机轮子钢箍，挂起来，“当当当”地敲，周围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候正在梦里，醒来看到外头还漆黑一片。衣服都是怎么个穿着？头戴草帽，脖子上扎块纱布，身穿黄棉衣、单军裤，扛上坎土曼，腰间系根麻绳，麻绳上插把镰刀。往地里去干活了。
等太阳出来以后，棉衣开始脱掉，用脖子上扎的纱布把脸蒙上。干活快到中午了，全脱掉，就剩件汗衫或背心。到晚上收工天黑了，棉衣什么的再穿起来，就这样，度过温差大的一天。还要开荒，一年发一套军装，开荒的时候，军装脱了放一边，大家都怕把衣服弄破。
在很多上海青年的记忆中，那些年月亮没下去他们就上班了，吹哨子，四五点钟起来。白天顶着大太阳干活，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他们还没下班。所以叫“两个月亮一个太阳”。有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睁不开，在上班的路上闭着眼还在打瞌睡；晚上有的人连肚子饿都感觉不到，累得回到屋里也不洗，“咣当”躺到铺上不起来了。
说起来，他们都喜欢把到地里上工说成是上班，或许是身为兵团职工总要有别于下地干活的老农吧。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时间，大家的一个切身体会是，等到手上打起老茧了，干活的功夫也就差不多练出来了。
但是要经受住这些磨炼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连队就发生过上海青年逃走的事情。人一逃出去就盲目地跑，连长、指导员发现了马上报告团部，团部派出武装人员去追。因为逃跑的人都不敢走大路，而离开道路就是茫茫戈壁，没有任何参照物，一会儿就迷路，迷路就会死掉，一到晚上更恐怖。最后，这些跑的人听见骑马的经过，还打枪，以为是土匪，实际上是团部派去追他们的。被带回来后，他们一个个痛哭流涕，连连说再也不敢跑了。
也有人是顺着公路步行逃出去。每个团场都有警卫班，骑着高头大马，挎上枪，去追。追到以后，把人用绳子拴在马鞍子后面，前面骑着马走，后面跟着。逃跑的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不处分，考虑到他们刚来，为了稳定队伍，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后来再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关到禁闭室反省，关上十天半月再说。
一碗饭的分量在心里几十年
对这些初来乍到的城市学生，许多朴实的老职工把他们当成宝贝一样看待，为了对他们“传、帮、带”，为了照管好他们，费了不少心思。团场领导对下面的连长、指导员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上海青年做到的事，干部必须首先要能够做到。
从程均友来讲，那时候当个连长，全连的名字都得随口能叫上来，二百多人，自己没事就背花名册。管起这些城市的孩子真费劲儿，有的给你捣蛋，出工的时候说受不了，就坐在那儿不走了。还都是孩子，就算中学毕业能有多大，也就十八。整天都要不停地看着他们，不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做连长的睡不成觉。
每天早晨都敲钟上班，在路口或桥头敲钟，连长早早就在桥头等着了，他要带头。而且收了包谷，收了麦子，他都不许家里人捡麦子，如果去捡了，就要让家里人送回到场上。所以那时候大仓库不用人站岗，没人去偷。
到新疆的第一个冬天来了，很冷很冷，需要烧火墙。老职工会给他们把柴火劈好，下面垫软柴，上面垫硬柴，再上面放煤，慢慢地教会他们。如果是烟道不通了，还跑来帮他们掏。老职工有时候觉得他们苦，会把上海娃叫到家里，也没有别的，就是吃碗面，吃点他们泡的酸菜。让上海青年们思想观念发生潜移默化改变的，也许正是当年那种大家庭式的温暖。
在王祖炯的内心一直装着一段温暖的故事。他的脚要穿44码的鞋，而供给制发的解放胶鞋最大的相当于42码，发的鞋他穿不了，只能让母亲从上海买了鞋寄来。但家里困难，寄一双鞋要穿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