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垕，世宗第三子。1566年登基，年号“隆庆”。即位后，力图革除弊政，对朝廷不合时宜的政令进行修改，召用世宗朝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释放兵部主事海瑞出狱，为冤死的人平反昭雪。惩办方士，罢斋祭之礼及各种例外采买，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任用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密事务，为隆庆至万历初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位期间，明王朝军事力量较强，隆庆二年（1568年）调戚继光北上防边，整顿防务，加强对京师地区的防卫。后期由于他喜爱游玩挥霍，常怠于政事，以致嘉靖以来的统治危机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内阁首辅之争不息，财政匮乏现象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到1572年，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他即位时才10岁，起初重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从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新政后，他清算功臣、大肆敛财、深居皇宫、荒淫享乐、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守成皇帝朱载垕
明穆宗朱载垕是世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登基时30岁，年号隆庆，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二任皇帝。朱载垕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平和的皇帝，不像太祖、成祖那样文治武功赫赫，也没有宪宗、武宗那样的荒唐之举。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江山稳固。可以说他是继明仁宗朱高炽之后，又一位出色的守成之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稳健、低调的性格。在皇子时期，朱载垕就处处小心谨慎，处事得体，深得朝中大臣的赞赏。从小就养成的平静、祥和的性情，也是他能够顺利登上帝位的保障。
隆庆年间将严嵩时期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朝廷政治开明。一时间隆庆朝人才济济，许多万历朝的名臣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名臣良将能够实现抱负，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任人唯贤，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纵观明朝前几代历史，比如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为后世称道。但由于帝王的不思进取，他们终究辜负了自己的才名，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很大的飞跃。虽然朱载垕在位的时间仅有短短6年时间，却在明王朝向一个鼎盛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万历前十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居正。正是朱载垕大力扶持，才能够让张居正在政务上充分施展才能。更为关键的是，正是有了穆宗皇帝对前朝弊政的改革，才为万历朝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朱载垕的历史功绩卓着，应该位列明朝历代明君之一。
人无完人，朱载垕也有自己的缺点，而且有意思的是朱载垕的统治颇有无为而治的味道，后世很多人认为他懒于朝政。史书上记载，他在位的6年里只召开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上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很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懒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打理。
朱载垕一生过度沉溺于酒色，整天泡在后宫里寻欢作乐，最后他也是死于色，成为明朝历史上又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
隆庆朝最大的忧患是没能解决北疆边防危机的问题。虽然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已被沉重打击，但是北部边防却并非太平无事。比如隆庆朝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也先部队包围北京城之后，蒙古部落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中原的事件。蒙古骑兵兵分两路，一支从山西方向，另一支从卢龙、滦河方向同时逼近北京，隆庆皇帝急调各处边兵放弃防地勤王保驾，这才保住了北京。
当然，蒙古人也明白孤军深入根本无法占据北京。他们更加关心的是金银财宝、壮丁工匠。因此，这次蒙古人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大举进攻北京，而是在周边地区烧杀掳掠了一番后，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不过这次战争也着实给隆庆皇帝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边防的重要，更加关心北疆的防御。好在有张居正这位谋臣在朝，戚继光这位名将在边，他们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经过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没有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皇帝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庆皇帝，就这样一病不起，走完了6年的帝王生涯，终年36岁。他匆匆忙忙把大明江山交到了年仅9岁的皇子朱翊钧手中。
名家回眸历史学家樊树志曾评价说朱载垕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这给他的臣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于是，隆庆朝及随后的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
“宰相之杰”张居正
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能好好辅佐小皇帝朝政。其中张居正是穆宗最信赖的辅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走上仕途之后，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入内阁做了大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中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革除朝廷弊端大志的人，也非常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很快，张居正的机会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罢免了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这一下大权完全落入张居正手中，他可以逐步实现胸中酝酿已久的改革计划。
张居正也是很有心计的人，他清楚，一旦改革，必将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必定受到巨大阻力。首先要巩固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否则改革未成，自己就先成为了牺牲品。只有将小皇帝掌握在手中，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于是，他主动担当了皇帝的教师，每天教皇帝诵读四书五经。张居正很得太后信任，经常教导幼帝要听张先生的教导，这样在宫里小皇帝对张居正既尊敬又害怕，尊称张居正为“先生”。
张居正对小皇帝更是严格要求，一有差错他就严厉责罚。在10岁的小皇帝心目中，只是将张居正当作一位严厉的老师，而不是自己的臣子。
每次在“经筵”上，张居正都在一班大臣面前给小皇帝讲解经书。“经筵”
是每十天一次，讲经结束后就宴请各位大臣，君臣们一起商议国事。张居正在这种正式场合讲解更加卖力，而且对皇帝的要求也更严格。因为他明白，在这种重大场合更能树立他的威信，使皇帝和其他大臣都敬畏他。
有一次讲解《论语》，照例小皇帝首先朗读一遍，结果小皇帝不慎将一个字的发音读错，本来是个细微的错误，大家也都没有十分留意。没想到正在细心倾听的张居正立刻大喊一声，呵斥小皇帝犯下了不应犯的错误。
张居正声音十分响亮，震得宫廷上都发出回音。这下把小皇帝和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错误，张首辅就如此严厉，何况皇帝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小皇帝被吓得心惊胆战，丝毫不见帝王的尊严。他立刻改正错误重读了一遍。张居正的威严和权势，让各大臣都暗暗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张大人连皇帝都敢严厉批评。
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直在教皇帝四书五经。在这10年中，张居正有太后和皇帝作为后盾，使得朝廷大臣对他敬畏万分。
因此，张居正独掌大权，轻易地扫平了反对势力，他的新法十分顺利地得以推行。
他最着名也最具有改革性的新法是“一条鞭法”。这项法律改革了传统的征收赋役制度。万历之前历代征收赋役包括两大项：赋税和劳役。老百姓向官府上交钱财叫赋税，定期给官府义务劳动叫服劳役。这样赋税和劳役交替，给百姓生活增添了很大负担，所以总是不安定。而贪官、地主又趁机欺压剥削百姓，更多地对百姓进行压榨，所以这种制度弊病很多。
所谓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赋税和劳役相结合，统一折算成银子上交官府，官府再利用这笔钱雇人来干活。这样一来，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而且交一次税就很长时间不用再交，既减轻了负担，又安定了生活。这样一来，税收账目清楚，那些经常投机逃税的地主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官府交税。
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就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予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混饭吃。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吏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能为民办事的官吏越来越多，百姓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高拱为人行事专断，嫉贤妒能，最终被弹劾了事。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了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整顿了军队，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夫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相互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工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荡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同时，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误而担惊受怕。很多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
名家回眸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序》中如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
君主变脸清算功臣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张居正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而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清臣张廷玉在修《明史》时写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正如王世贞在《张居正传》中所记载：
“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再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
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