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大约有20亿有色人种和大约9亿白色人种。但是，当约瑟夫·阿瑟·戈尔诺伯爵（Comte Joseph-Arthur de Gobineau）[1]于1853年至1855年间出版《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linegalité Races Humaines）一书时，很多白人看到后欣喜若狂。因为他在书中宣称构成人类的不同种族之间在身体构造、心智能力和性格品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就像个人一样）；有一个种族，即“雅利安人”，是经上天选择的最优秀的种族：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在科学、艺术、文明方面所完成的所有伟大、高贵或辉煌的工作，都是源自于一个单一的起点，都是由一个胚种发展而成的……这粒种子只属于一个家族所有，它不同的分支已经统治了宇宙中所有的文明国家……历史已经表明，所有的文明都源自白种人，如果没有白种人的帮助，将没有人能生存下来。一个社会之所以伟大辉煌，只不过是因为它维持了创造这种文明的种族的高贵血统。[2]
自然环境的优越条件（戈尔诺认为）并不能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相同的自然环境（举例来说，比如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壤）哺育了埃及和近东的文明，但是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并未诞生出任何文明，尽管他们也生活在各重要水道沿岸的肥沃土地之上。文明也不是由制度产生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下，甚至是极端相反的制度下，例如埃及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都曾兴起过文明。文明的兴起、成功、衰落和消失，依赖于人种的固有特质。一个文明的退化，正如这个词所示—是基因、血统或种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民族退化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经历了各种复杂血统的融合。”[3]这种情况，通常是有活力的种族，与被他们征服的种族之间相互通婚造成的。因此，那些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他们未曾与印第安人通婚）就比那些在拉丁美洲的白人（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更加优秀。只有那些自己是衰弱无力的混血人种，才会谈论种族平等，或是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4]。凡是具有强悍风格的民族和个人，都有种族意识，并且本能地不愿同自己族群之外的人通婚。
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5]，一个定居在德国的英国人，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neunzebnten Jabrbunderts）一书，该书把具有创造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到条顿人身上。他说：“真正的历史，是日耳曼人用其铁腕获取古代传统之时开始的。”但丁（Dante）的脸型给了张伯伦强烈的冲击，被他认为是典型的日耳曼人形象；他认为自己清晰地听到了圣保罗致迦拉太人（Galatians）书信中的日耳曼语调；尽管他并不十分确定耶稣是日耳曼人，但他还是坚信：“任何宣称耶稣是犹太人的人，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就是不诚实的。”[6]德国作家们出于礼貌，没有反驳自己的客人（指张伯伦，译者注）：特赖奇克（Treitschke）[7]和伯恩哈迪（Bernhardi）[8]承认日耳曼人是最伟大的现代民族；瓦格纳（Wagner）[9]把这套理论应用到了音乐上；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用日耳曼人的血统和土地编造出了激荡人心的“20世纪的神话”；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基于这一偏见，更是鼓动德国人去屠杀一个民族，并试图征服欧洲。
纳粹宣传画中的雅利安人。德国纳粹主观性地歪曲了“雅利安”原来的定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歪曲性地宣扬北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典型代表。
美国人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10]在他的著作《即将逝去的伟大种族》（1916年出版）中，把人类文明的成就限定到雅利安人的一支中，他称之为“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黑海北岸的塞西亚人、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北方冬季极端寒冷，这些金发碧眼的“乡巴佬”横扫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进入到南部地区懒惰而昏睡的民族居住之地，历经一系列的征服之后，开启了有文字可考历史的序幕。按照格兰特的说法，“萨卡人”（抑或塞西亚人？）征服了印度，把梵文发展为“印欧语系”的一种，他们还建立了种姓制度，以杜绝他们与黑肤色的土著通婚带来的衰弱退化。辛梅里安人如潮水一般越过高加索山进入波斯，弗里吉亚人进入小亚细亚，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进入希腊和克里特，翁布里亚人和奥斯坎人进入意大利。在每个地方，北欧人都是冒险者、勇敢的战士和纪律严明的人；他们使性情多变无常、懒惰的“地中海”南部民族成了他们的臣民或奴隶。他们与安静而顺从的“阿尔卑斯山”血统的民族通婚，诞生出伯里克利鼎盛时代的雅典人与共和时代的罗马人。相互通婚的多利安人最少，他们演变为斯巴达人，这个勇猛的北欧人等级，统治着“地中海型”的黑劳。在阿提卡，通婚却使北欧人血统变得衰弱和软化，导致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被斯巴达人所击败，希腊被血统更为纯正的北欧人—马其顿人和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所征服。
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日耳曼北欧人的另一场肆虐中，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盎格鲁和撒克逊人征服了英格兰，并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并赋予它法兰西的名字。再后来，北欧血统的诺曼人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和西西里岛。北欧血统的伦巴底人带着自己特有的长胡子标志进入了意大利，在那里通婚，赋予了米兰和佛罗伦萨新的活力，使其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北欧血统的瓦良格人征服了俄罗斯，并统治到1917年。北欧血统的英国人把美国和澳大利亚变成了殖民地，征服了印度，并在亚洲每一个重要的港口都设立了他们的前哨站。
格兰特哀叹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支北欧血统的种族正在逐渐失掉他们的主宰地位。1789年，他们失去了在法国的立足点。正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1]对他的咖啡馆听众宣传的那样：大革命是土著高卢人（“阿尔卑斯人”）对条顿族的法兰克人的反叛，因为后者曾在克洛维王朝和查理曼王朝的统治下征服了前者。十字军东征、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北欧人的后裔，使得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阿尔卑斯人和地中海民族较高出生率的冲击下相形见绌。格兰特曾预测，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北欧人将会失去霸权地位。而伴随着北欧人的失势，西方文明消失在从内部和外部涌现的野蛮制度之中。格兰特明智地承认，地中海沿岸的“种族”在身体耐力方面弱于北欧人和阿尔卑斯人，但在智力和艺术方面则取得了更高的成就，他们一定会创造像希腊和罗马在古典时代那样的辉煌；不过，这可能仍要归功于他们和北欧人通婚带来的改造。
种族理论的一些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学者会提醒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了最为悠久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到现在，他们涌现了无数的政治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圣贤，等等。墨西哥学者会指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建筑。印度学者尽管承认约在公元前1600年时“雅利安人”曾渗透到印度北部，但他们仍然会强调，印度南部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产生了属于自己的伟大建筑家和诗人；马德拉斯、马都拉和特里奇诺波利的庙宇，是世界上最为引人入胜的建筑之一。还有高棉人在吴哥窟建造的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塔形神龛。历史就是个色盲，任何肤色的人，都可能发展出一种文明（只要环境适宜）。
即使种族理论被限定在白种人范围内，也会有许多的难题。闪米特人会把他们的文明追溯到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迦太基和伊斯兰。犹太人把《圣经》和基督教传播到了欧洲，而且提供了穆罕默德《古兰经》中的大部分内容。伊斯兰教徒可以列出一大长串的名单，包括统治者、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当西方世界还在黑暗的中世纪进行摸索时（565-1095年），这些人却征服和统治了从巴格达到科尔多瓦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地区。
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毫无疑问是地理上的机遇与经济、政治发展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由于种族的原因，况且这些文明中的绝大部分都有来自东方的渊源。[12]希腊的艺术和字母就是从小亚细亚、克里特、腓尼基和埃及那里获取的。在公元前2千纪（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1世纪，译者注），希腊文化是“迈锡尼”文化，部分源自克里特，而克里特文明又很可能是向小亚细亚学习的。当“北欧人”的多利安人横扫巴尔干半岛时，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摧毁了这个原始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只是在经过数个世纪的间歇后，历史上的希腊文明才在“来库古”的斯巴达、泰勒斯的米利都、赫拉克利特的以弗所、莎孚的莱斯沃斯、梭伦的雅典时浮出水面。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人沿着地中海的杜拉佐、塔兰托、克罗托纳、雷焦、卡拉布里亚、锡腊库扎、那不勒斯、尼斯、摩纳哥、马赛、马拉加等地散布自己的文化。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以及可能是属于亚洲文化的伊特鲁利亚，诞生了古罗马文明；从罗马又诞生了西欧文明；从西欧又诞生了南北美洲的文明。公元3世纪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来自不同族群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或亚洲部落，都曾把意大利夷为废墟，摧毁了古典文明。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就征服它、毁灭它、借鉴它、传播它：这是对历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通过测量大脑与面容或者与体重的关系，把文明与种族联系起来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如果非洲黑人没有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阻碍了他们，那么在相同的环境下，任何白色“人种”就一定能做得更好吗？显而易见的是，无数美国的黑人，在最近一百年间，在各种专门职业、艺术和文学方面，都占据很高的地位，尽管他们面临着不计其数的社会障碍。
种族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创造性的，还不如说是准备性的。各种各样的部族，从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期，进入某一地点，他们彼此之间，或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在血统、传统和行为方式层面相互融合，就好像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使两个不同的“基因库”交汇到一起一样。像这样的种族融合，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就可能从中诞生出新的类型，甚至是新的民族；正如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诺曼人融合产生了英格兰人一样。当一个新的人种形成时，它的文化表现是独特的，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外貌、性格、语言、文学、宗教、伦理和艺术。不是种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人类形态。与其说是英国人塑造了英国文明，还不如说是英国文明塑造了英国人；如果一个英国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有英国文明的烙印，即便是在蒂姆巴克图（Timbuktu，西非洲落后的地区，译者注）吃晚餐的时候也要穿戴整齐，这就说明不是他重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而是文明控制了他的灵魂。从长远来看，这些传统或种族类型的差异性，是由于环境的影响造成的。北方民族在热带地区居住上几代后，也会具有南方民族的特点；当安逸的南方民族后代跑到北方后，活动和思维的节奏也会加快。
就此而言，美国文明至今仍然处在种族融合的阶段。1700年至1848年间，在佛罗里达以北的白种美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文学，宛如旧英格兰之花在新英格兰土壤之中重新盛开。1848年之后，美国门户开放，欢迎所有白种人；一场新的种族融合开始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都难以完成。当融合完成后，一个新的同质种族形态形成之时，美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它和英语的区别，将如同西班牙语同意大利语的区别一样）、本土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以上种种变化，已经隐约可见，或者说在喧闹之中前行。
“种族的”偏见，有着种族起源上的某些根据，但它们可能主要由于后天文化（如语言、衣着、兴趣、道德或宗教）而产生。除了普及教育，没有别的医治种族偏见的良药。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1]约瑟夫·阿瑟·戈尔诺（1816-1882年），法国外交官、作家、人种学者和社会思想家，提倡种族决定论之说，对后来在西欧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曾产生巨大影响。译者注。
[2]J.A.戈尔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第210页。
[3]J.A.戈尔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第211页。
[4]J.A.戈尔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第36-37页。
[5]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年），生活在德国的英国裔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及瓦格纳传记作家。他也是种族主义理论家，创作的《十九世纪的基础》是后来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译者注。
[6]A.J.托德：《社会进步理论》，第276页。
[7]特赖奇克（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普鲁士学派成员之一。译者注。
[8]伯恩哈迪（1849-1930年），普鲁士将军与军事历史学家。译者注。
[9]瓦格纳（1813-1883年），德国歌剧家、作曲家。译者注。
[10]麦迪逊·格兰特（1865-1937年），美国优生学家、种族主义者，他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移民政策，也为希特勒的理论提供了支持。译者注。
[11]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年），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译者注。
[12]参见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934-9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