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形式的现代性预设似乎得追溯到20世纪初极富象征意义的一刻，即梁启超在1902年号召“小说界革命”，在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使小说一反其边缘地位而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无冕之王，一跃成为改造和再现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也成为20世纪想象中国最生动的文学见证。 梁氏的这番“文类”革命，受到甲午战败及庚子国耻以来一系列民族危机的逼迫，在催促民族意识迅速觉醒的同时，精英知识阶层如此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以至将诗文逐出中心，亦颇含有忍痛割爱、自我改造的意味。
就小说与“整体性”的关系而言，那些把小说提到救国的高度、坚持文学的功利性及排斥中国小说传统等方面，都在梁启超的小说论述中可以找到。但他不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虽然热切呼唤“现代”，还没有那种由白话的迷思而造成的“现代”幻觉。众所周知，梁氏自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思想上发生急遽变革。为了宣传“欧洲真精神”，他大量借助于日人对西方学理的翻译著作，利用“新名词”建构现代思想大厦。这期间他脱逸了其师康有为的藩篱，愈益显出其自己的思想特色。他的这一变化或可用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所说的，体现了从“天下”到“国家”的思想模式的现代转折。但确如梁氏自述，当时他的思想处于激烈冲突之中，我们可发现，他发表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言论，激情澎湃，立马千言，所接受的思想来源极其庞杂，前后也常常缺乏连贯与一致，甚至不乏吊诡和暧昧。同样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呈现的是中西杂陈，最典型的是，当谈到那些堪作“新小说”的英雄人物时，他列举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孔子和释迦。在申述“理想的”和“写实的”小说时，他所依据的既有西方、也有日本的思想材料；但在铺张引申小说对读者的魔力时，大量使用了佛经语汇。或正因其广大而驳杂，给后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更利于各取所需。
梁氏提倡小说的目的在于“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由于其强烈的功利和道德宗旨，常被文学史家讥之为重弹“文以载道”的老调。然而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在他的小说论述中，整体性代码散布在他的以“新民”、“群治”为治标的国族想象及其驳杂的“新文体”中，被穿上语言的衣装，常凭借修辞和譬喻的形式。如被反复征引的该文的开头云：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在表达小说的重要性时，夸张的排比修辞却串之以“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等“新名词”；与“群治”的国族想象的内涵相一致，修辞的手段和目的已融为一体，而“小说”被赋予一种对于社会整体的职能。不无吊诡的是，“小说界革命”和早先时“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提法已引进西化的文学分类，而“政治”、“道德”、“学艺”等也有现代社会分工的含意，但这里修辞的运用却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这种“分工”的现代性，造成小说和国族命运密不可分的错觉。在整篇论文中，同样通过修辞的大量运用，使这一错觉不断得到加强。当“小说界革命”提出之时，“新名词”已能营造一个现代的知识架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正通过报纸期刊和交通运输系统，迅速地传播内地各个角落，事实上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使身居异地、素不谋面的国人接受了梁氏的“新民”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国族想象的语境里，梁氏为小说加冕，使之发挥号令诸侯的整体性效能。
通过修辞手段，小说似乎吞噬了其他文类，肩负着“新一国之民”亦即重建整个社会的崇高使命。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对它的影响力的夸张表述更通过“空气”和“菽粟”的比喻，扩展到整个传统和文化环境，内中隐含着泰纳的地理人种的文化环境论。梁氏指斥像《水浒传》和《红楼梦》之类的旧小说，像有毒的空气，使民众“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呼吸之餐嚼之矣”，因而造成中国国民性病入膏肓，陷入“憔悴”、“萎病”、“惨死”、“堕落”之境，于是旧小说沦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因此他竭力贬抑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红楼梦》被斥为“诲盗”和“诲淫”。所谓的“新小说”，已被赋予某种文学的现代性，意味着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改造。
现代文学的“正典化”过程充满吊诡和揶揄。梁启超的小说论述为中国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定下了基调，事实上为五四文学主流所遵循，虽然在五四时期梁氏似已过气，连同他的“新文体”成为历史。他那个旧小说犹如含毒空气的比方不像鲁迅把中国比作“铁屋子”那么脍炙人口，但两者在隐含“整体性”代码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强调利用小说改造国民性方面，说鲁迅是梁启超的忠实信徒似不为过。“五四”反偶像主义者对传统疾恶如仇，那种对“新”观念，即对“现代”时间意识的迷恋，以那种对纯粹“观念”或“意识”的极端重视为前提。这里所说的“整体性”，令人想到林毓生先生的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的著名论说， 我觉得在大量的比喻等修辞中，传统文化暗渡陈仓，生动地蕴含了意识的暗码。正如这“空气”和“铁笼子”有关小说和社会的整体性比喻，蕴含着晚清和五四这两代知识分子所共享的前识。在梁启超那里，“新小说”是一种乌托邦空间，如《新中国未来记》所表现的未来中国的狂想，以民族国家达到“富强”为现代性标志，意味着“新中国”的主体意识在时间观念上与旧中国甚至与现时的中国划清界限。
不言而喻，处于“铁屋子”困境的鲁迅要复杂得多。在指涉腐朽文明的层面上“铁屋子”同韦伯的“铁笼子”(iron cage) 的比喻相似，但不同的是，韦伯批判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为技术官僚所垄断的社会机制“现代性”，而鲁迅那里则含有新与旧两分法，“铁屋子”指的是为旧文化所腐蚀的过去及现存的中国，外边则是乌托邦的理想世界。对鲁迅而言，这新、旧世界之间绝无通融、妥协的余地，既渗透着他的强烈的道德立场，也基于某种受近代科学启蒙的卫生意识。但旧文化如腐败空气的譬喻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生理及心理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绝望。正如他的《狂人日记》里的“我”，一旦意识到他自己也住在“铁屋子”里，既为“吃人”的文化所吞噬，同时也不免为吃人的。 因此为了涤清自己身上的“罪感”，在反抗传统方面表现得尤其激烈，而正是那种内在吊诡的意识构成他的现代主义的动力。
晚清和五四既有承传的一面，也有断裂的另一面。梁启超的小说论述以当时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民说》为核心。1900年之后，受到中国面临着被国际列强“瓜分”的紧迫感的驱使，梁氏呼吁“民族主义”；“新民说”就是他为未来中国设计的蓝图，即在一种想象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中，国民应具备完美的适合现代化的品格。在批判中国人自私、孱弱、奴性的同时，他勾画出一种新的“国民性”——自尊自主、冒险进取、具公德心等，而认为小说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铸造新的“国魂”。如学者们所指出，一方面“新民”理论为个人自由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伯伦的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的影响，梁氏偏重于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国家威权方面，他所鼓吹的个人自由也有相当的局限， 然而在他抽象地论述“新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似乎把整个社会建制看得过于简单。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从女性角度指出梁氏忽略了女性和家庭。这从他的小说论述中也可得到印证，确实，那种呼唤富强之国的心情如此迫切，以至他偏重于“政治小说”而轻视一向属传统正宗的“言情”小说。
如果说在小说救国上五四与晚清一脉相承，那么“新民”理论所含蕴的某种个人和国家的整体性也成为笼罩五四文学的阴影，虽然表现为另一种形式——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裂。本来五四启蒙方案始终以动员民众、彻底改造社会为鹄的，旧家庭作为旧文化的帮凶而成为大加挞伐的对象，事实上这个中间“社会”层面是被排除的。另一方面过于渲染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反过来过于信赖思想和文化的力量，笼罩了五四青年的“绝望”情绪，也左右了他们的实践导向。但鲁迅惯于自我质询，懂得思想探索的价值及其局限，当狂人在质询自己的“吃人”身份之后，他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叫，无论在小说文本还是历史脉络里，其实听上去是细声的、充满疑虑的、危如发丝的。
“救救孩子！”鲁迅的铁屋中的“呐喊”不愧是回应了梁启超曾经在“新民说”中竭力提倡的“冒险”精神，这也是西方现代性的主要标帜，然而他也首先怀疑“孩子”的纯洁。《药》这篇小说讲述一对夫妇从杀人的刽子手那里买来一只人血馒头，给他们的儿子小栓吃，以为能治愈他的痨病，结果还是一命呜呼。 显然作者谴责了迷信和愚昧，但小说的象征意义另有所指。这个被杀的“夏瑜”暗指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秋瑾”，而沾上她的血的馒头已被转换成一种政治文化产品，含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双重成分。在夏瑜的坟上的花圈象征了革命的火种不灭，且在鲁迅写作这篇故事时，革命已证明大功告成，但孩子却死于非命，其死亡的含义令人深思。小栓死于愚昧和他的双亲所代表的伦理原则，也牵涉到政治权威和法律制度，还经过商品买卖的交换过程。人血馒头这件“药”品体现了可以说是整个文明机制的参与，不消说每个社会部件也无不出于“善”意。孩子是幼稚被动的，却生活在黑暗的包围中，通过吃“药”，不由自主地成为腐败文明的牺牲品，他的尸体已被赋予复杂的文化含意。更为惊悚的是革命者的鲜血能被制成毒药，说明革命也难保其纯洁。“革命”的意义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孩子”也如此。在这里，对于中国社会及文明本质的思考，鲁迅显示了为他的同代人所无法比拟的犀利和深刻。当他的悲悯——尤其对“孩子”的悲悯——愈深，他愈陷入悲观。
但尽管如此，我们在晚清和五四之间还须划一界限：梁氏的国族想象乃以某种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为模式，国家的构架属“有限政府”，其与个人之间受到法律等社会机制的调节，因此个人既以公德自律，同时也受到法制的保障——此或即“铁笼子”和“铁屋子”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一政体模式为晚清知识分子所追求，也成为民国立国的基石，而以北大为温床的五四运动正起因于对民国的幻灭，且沿着与之不合作的路线行进。仿佛自慈禧至袁世凯以来的“反动”带来了永久的噩梦般的创伤记忆，以至起自五四的激进主义对于“旧文化”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像在晚清小说中如《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那种参与改革的形象，一般在五四小说中——至少到20年代中期——很少出现。如果读一下《中国新文学大系》（1935）的小说卷，就可发现由于某种“整体性”机制的运作，五四的小说世界蕴含着对“社会”——现存政治体制乃至城市和家庭——的拒斥，其形式的危机或即根植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