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是什么人？
王汉是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
王汉（1883—1905），字竹庵，后名潮，号怒涛，湖北蕲水人。1904年，他加入了武昌科学补习所。
武昌科学补习所是革命党的秘密机关。蔡寄鸥在《鄂州血史》称：“这个革命机关，是湖北陆军第八镇士兵沔阳人张难先（1848—1968。名辉澧，号义痴。早年曾在家乡设学馆，后加入日知会）与湖南桃源人胡瑛等所发起的。”
其实另有一位主要创始人李步青。而且形成科学初习所，还离不开吴禄贞等人。吴禄贞（1882—1911），湖北云梦人，字绶卿。1897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赴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骑兵科，曾秘密回国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在安徽大通孤军奋战，失败后再东渡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前已加入了兴中会。在任武昌普通学堂教习期间，张之洞找他谈话，吴坦率讲出当年旧事，并“恳求张之洞以众望为天下先”。张之洞虽未答应，但“认他为门生”，不追究他当年起义之事，并委任他为湖北防营将弁学堂总教习。
与吴禄贞一起回国的湖北京山人李步青租住在武昌花园山天主教堂附近。他这个地方一时成为群雄聚义的地方。武汉作家罗时汉在《城市英雄》一书中写道：
这里便成为他们的第二个秘密据点。斯时，吴禄贞周围有青年才俊刘伯刚、蓝天蔚、万声扬、李书城等，他们都是新近归国的留学生，见多识广，志同道合；另有两湖、经心书院的朱和中、贺之才等。军学两界，往来无白丁。黄兴也来过这里，他“由沪返湘路过武昌，居花园山孙森茂花园与廉方（即李步青）寓，日久宣传革命”。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干什么好事呢？除了放言清谈东瀛见闻及反清排满道理，他们还翻印非法出版物《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相互传看，扼腕长叹。有时也借酒浇愁，一醉方休。诚可谓“雅兴忽束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
……点子是侃出来的，一挠头，一拍腿，一碰撞，一颗火星就闪现于思想的夜空。“抬营主义”是谁提出来的？是吴禄贞、胡瑛，还是张难先？、这问题已不重要。花园山聚会的重要成果是，这些忧国忧民的年轻人在遍寻答案后达成共识：自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到洪秀全，没有一支军队去推翻朝廷是不能改朝换代的。自立军联络会党后一时集聚了十多万人，力量不能说不大，且据鄂、皖、赣、湘等地，地域不能不说不广。唐末明末义士揭竿基业也不至此。
为什么失败了呢？
分析原因，会党聚集起来容易，一遇坎坷，散伙也非常容易，好比水入沙地，瞬息就没有了。革命举事可以约会党，但决不能依靠会党作主力。思来想去，傅慈祥在清军中联络以前武备学堂同学钮永建、孙武、艾忠琪等策应倒是一个好办法。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行动？因为他们是中层军官，上下掣肘，不能轻举妄动。
议到这里，大家豁然开朗：到新军去运动，让革命党人混迹于普通士兵中，在基层发展势力，让军队“变色”，“慢火炖猪蹄”……吴禄贞当即拍板：这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但因“雷声大”，这个花园山的谋划地点被张之洞派来卧底的杨传续获悉，他开列了20多人的黑名单，只因这帮学生只是议论国是，还法办不得。湖北学政梁鼎芬向上级打报告提建议，据《朱和中回忆录》称：经张之洞及上峰代理总督端方应允，是年暑假结束，“激烈者派往西洋、纯谨者派往日本，故予胡秉柯、贺子才、魏宸组、石瑛等，则派往德、比等国，李书城（改名丁人）与胡炳宗、耿觐文等则派往日本。
由是，花园山之同志，风流云散。”
而吴禄贞却于1904年4月被保荐到北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但他仍与“湖北志士暗中联系”。不足一个月，以花园山会议讨论为基础为蓝本的武昌补习所于5月21日成立。成立那天，有武汉新军界、学生界的革命者30多人参加，吕大森（1876—1931，字槐庭，湖北建始人，肄业于武昌武备学堂，被誉为“学堂魁杰”。他与工程营及普通中学等处开展联络活动，“决心不负吴禄贞的托付，投身其中大干一场”）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康建唐为庶务。地址设在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魏家巷1号。
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研究科学为名，实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章开沅等著的《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一书中有中肯的评论：
其宗旨由先驱们的“反清复明”到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是个重大的进步，这表明革命已由农民革命进入到资产阶级新阶段。“革命排满”还是一个群众性极为广泛的口号，能为各阶层人们所接受。革命党人就能利用这个口号团聚一支相当大的革命队伍，一举推翻清廷在武汉乃至湖北的统治。
科学补习所有一项与日后辛亥武昌新军首义有着相关甚紧的活动内容，即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队伍，被介绍参军的人，得先在补习所接受反清革命思想教育，牢记“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的宗旨。革命党吸收知识分子，并作为领导革命一分子，向为孙中山反对。1905年，孙在布鲁塞尔接见了从柏林赶来会晤的、去年被开赶出国的朱和中（民国后出任民国陆军参谋部第二局局长）等花园山“激烈分子”，朱和中自然是武昌补习所的知情者，在他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后，十分欣赏，但对孙中山以会党为革命领导和骨干的策略提出异议。他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但孙中山却坚持有功名的人和留学生归国的军官搞不成革命，他说“自己多年来从事革命主要依靠会党，今后也应继续以这部分力量为领导和骨干”。经过三天三夜的反复辩论，孙中山才表示，“只要爱国学生中有全心全意献身革命的人，均可作革命的领导，也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当时，孙中山劝这些留学生加入同盟会，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加入了同盟会。当孙中山应日本宫崎寅藏之邀赴日时，朱和中对留德学生说：“据说在东京的中国的留学生革命运动大有发展……你们能不能想办法弄点钱？给孙先生买张船票，总不能让孙先生因财力不举而困住吧……”由此可见，科学补习所在这方面已作出了重大的尝试。
然而，却在四个月后流产了。这年九月中旬，科学补习所与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拟定本年度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举事。据《城市英雄》称：
黄兴还给科学补习所资助了一些资金和枪械。这是湖北革命党人暨科学补习所在黄兴的影响下第一次筹划武装起义，多少有点头脑发热，不自量力。他们全力以赴作各种准备：吕大森、高建南等回鄂西、荆宜联络会党；王汉、易本羲分头准备刺杀张之洞和张彪；李胜美、刘静庵则分别负责工程营、前锋营的战斗。
但在九月下旬，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等在魏家巷机关突接黄兴急电：
湘事已坏，鄂机关需急戒备。
原来，“湖南巡抚庞鸿书以重价收买一会党眼线，捕去游得胜及萧桂生两人”，屈打成招。事泄后，武昌巡警冯启钧派人来搜捕，只抓到严鞠。据当事人欧阳瑞骅说：“粤人梁鼎芬主鄂学务，悉其情，雅不欲兴大狱，以重己过，向张督缓颊，只除瑞骅教仁学籍，其余亦无册可查，事遂已。”
科学补习所灰飞烟灭。
宋教仁被开除学籍后，与黄兴等人逃亡日本。《城市英雄》载：
历时四五个月的科学补习所，是闪耀于皇权专制茫茫黑夜的一颗彗星。所长吕大森也很快被湮没，不为这座城市所闻。他避走施南（今湖北恩施市），后成立天锡会，作为日知会的通讯机关；武昌起义前夕在施南策划成功。民国初年四处流离，三进牢狱。曾经到烟台找山东都督胡瑛，后投奔浙江主席张难先，据说颇受冷遇。在张难先做东请客的酒席上，吕大森竟头撞门窗，后病逝于人间天堂杭州。
喜好吟咏的吕大森曾有《放歌行》行世，其中“忧患端从读书始”，堪称佳句。他应邀到长沙与黄（兴）联络时，在洞庭湖上作豪放词，“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发出了两湖革命党人的心声。
至于王汉，他则和胡瑛将从岳阳接应回的枪械藏于鹦鹉洲，以备再起。
1905年，王汉因愤户部侍郎铁良的顽固，趁他南下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等省搜括钱财时刺杀他，他先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埋伏，准备干掉他，但未得手。后尾随铁良至河南彰德。因为铁良要在那里观摩秋操，此次秋操为北洋段祺瑞带队，大战由黎元洪带队的自立军。黎采取南守势，段采取北攻势。铁良正在观台上看得“飞沙走石天地变色”，王汉“以手枪击之不中，杂入丛中逸去，清吏搜捕急，在旅馆投井死”。事后，同行的胡瑛装扮行商模样，收殓其尸葬之，时年22岁。王汉有剑侠之气，时人记载他生前说的话：“做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
王汉牺牲后，长于人物画的张难先，为他绘了手持一把文人扇挺立于梅花树前的像，画像右侧有王汉写给结婚仅月余的妻子诀别诗句：“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
